有一天，王炽带着马帮从昭通南行，不到数里，他们遇到了一群拦路土匪。赶马人见此情形，吓得四散逃亡。这时，王炽却表现得镇定自若，指名要见大头目。结果，王炽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敢，不但保住了自家的性命，还保住了一半的川货和全部马帮。这次经历，让王炽名声大振，生意愈发兴隆。他抓住机遇，分别在叙府、昆明等地增设分庄。
不过，王炽并没有满足“小富即安”，他决定再次扩大自己的事业版图。王炽亲自赶马运货到滇，又由滇抒货运渝。正是这种坚持，让他逐渐克服了创业初期的艰难，财富的雪球越滚越大。
诚实守信，“天顺祥”走出关键一步
随着王炽的生意越做越好，资金的周转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于是王炽义想到了自己开设钱庄。但开设钱庄不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笔资金，而且还需要树立人们对“天顺祥”钱庄的信任。
就在王炽有些着急之时，机会出现了。清光绪九年，在云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办川盐而被任命为盐茶道员。当时，为改善川盐生产，盐茶道急需白银万两，由于布政司无银可拨，唐炯只得向商界筹借。然而，由于多数商贾认为发展盐务并非三五年便可见效，因而不愿担此风险，没人愿意借银给官府。
这件事传到了王炽的耳朵里，他开始有些心动。他权衡再三认为：此次筹银一方面可解盐茶道之急，借此结交唐炯，找到官场上的靠山，另一方面若“天顺祥”在10天内凑足10万两白银，则可向世人展示“天顺祥”的实力，促使人们放心来“天顺祥”存兑银两。于是，王炽冒险应承10日之内凑足白银10万两。
结果，王炽果真不出10日就凑足了银两。为了传播自己的名声，他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顺祥”的名号，列队敲锣打鼓绕城数圈后至官府送银。一时间，全城妇孺皆知“天顺祥”筹巨款一事。而这个行为，也让唐炯对他产生好感，委托他承办汇兑票号。
“天顺祥”的一炮打响，使王炽身价飞涨。更重要的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炽开汇号并代办盐运，生意做得得心应手。随后，王炽与合作伙伴分伙独自经营，在昆明创设自己的“同庆丰”商号，并改组“天顺祥”，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同庆丰”以汇兑业务信用好而成为民间和官府承办汇兑的首选。很快，钱庄以长江沿岸为线，在国内各大城市逐步增设分号，成都、汉口、九江、南京、上海、贵阳、广州、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设置，鼎盛时期在香港、海防亦设有办事机构。随着自己的事业越来越大，他的积蓄也越来越多，渐渐被人称作了“钱王”。
不过在这个时候，王炽并没有骄傲自大。他明白，如今票号越来越多，想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让人们建立对自己钱庄的信任，重视自己钱庄的信誉。在彩云之南的昆明，还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
清末的一天，昆明下起了雨，王炽正在同庆丰钱庄总号大店之内。这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的花甲老者，携着一个六七岁的黑衣孩童走了进来，并递上一枚铜钱。柜前，一个衣着光鲜的小伙计笑了，说：“要饭的吧。”老人说：“我活不了几天了，膝下只有一孙儿，恕给他存点儿钱，等我一死，好让他还有几天饭吃。”小伙计声称：“一枚钱太少，存多时再来吧。”老人道：“钱庄为什么不让人存钱呢？你们行行好，就当可怜我们吧！”但是，不管老人怎样低声哀求，小伙计就是不答应。无奈，老人与孩子伤心流泪，望着大厅正中的“言义天下”四个浓浓的墨字黯然离去。
这件事，很快在当地传播开来，同庆丰顿时谣言四起。同庆丰的客户们也恐慌不已，对钱庄产生了可怕的信任危机，于是纷纷涌到同庆丰提现银存到别家钱庄。
面对这样的情形，王炽连夜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明白了这件事的原委。他痛心疾首：“人无信不立呀。”他毅然决定，开除那个触犯钱庄约法的小伙计，扣发主管人员半年薪水，并让下人全城搜寻行乞的爷孙两人。王炽亲自出马，率领钱庄全体人员在大门前将老人孩子迎进店中，向他们诚恳道歉，为他们那一文钱设立了一个特殊账号，开出了票据，并给了高出别人十倍的利息，以示诚意。
王炽的这个行为，立刻引起了百姓的好感，票号收入顷刻翻了数番。就这样，王炽的钱庄很快在南方发展壮大起来。当时人们称北有“晋昌源”、南有“天顺祥”。同时，他又在“天顺祥”、“同庆丰”逐步设立了一套已具民营企业特色的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新的管理体制下，“天顺祥”、“同庆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自此，王炽从贫家之子开始腾飞，向着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
慷慨捐资，一品红顶商人就此诞生
中国古代素来重农抑商，因此，无论家资如何丰厚的商贾，都无法摆脱官场的欺诈与剥削。到了清朝末年，这种风气更是愈演愈烈。不同于其他商人，王炽洞悉了时代的本质——官之所求，商无所退。若想发达，就必须寻求政治上的靠山。所以，他开始积极寻求官场上的靠山，以期能探寻一条官商结合的发迹之路。
据史料记载，王炽曾捐银兴建弥勒境内盘江铁索桥两座，重修广西直隶州城孔庙，出资修筑虹溪街道，铺设昆明城至碧鸡关石板路，在昆明建盖弥勒会馆，划拨“兴文公当”资金馈赠本省举人赴京会试费用。这个行为，令昆明政府颇为欣赏，因此王炽在当地也有了强力的保护伞。
到了公元1883年，即光绪九年，法国侵略越南，朝廷诏命提督鲍超会同云南巡抚岑毓英统兵援越抗法。当时，清军军费紧缺，王炽垫白银60万两。战后，岑、鲍班师回国，遣散兵勇又需军费，王炽又垫银相助。岑、鲍甚为感激，岑赐“急公好义”、鲍赐“义重指国”匾额以旌表。后经岑保奏赐王四品道员职称，恩赏荣禄大夫二品顶戴，封典三代一品。
王炽明白，尽管这些钱不在少数，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危，为了票号的稳定，这些钱不得不花。因此在公元1900年，陕西、山西两省大旱，王炽再次捐银2万两赈恤，获朝廷旌表。同年，英、美、法、德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出逃。到达西安后，国库亏空发生财政困难，请西安天顺祥援助，王炽也一口应承，并提出：“太后人马所经之地，‘同庆丰’分行须全力资助！”二十八年，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天顺祥一如既往资助清廷。
王炽的慷慨捐资，让慈禧太后对他更加赏识，曾下旨召见，只因其有病未果。朝廷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赏云南弥勒绅士“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并建坊旌表。
当然，王炽本身也是一位乐善好施的慈善家。见虹溪书院损坏，即捐资扩建；见地方无救荒之粮，便设义社以备赈灾；士子乡试无住宿，捐虹溪试馆以供住宿；见有的举子无钱进京赶考，就承揽了云南全部举子进京赶考的一切开销；为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王炽联合当地富绅筹办“兴文公当”（后更名为“兴文银行”），将之作为“基金库”，以捐助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云南经正书院、今云南大学都曾得到资助；开创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婴儿免受疾病之苦；兴建昆明第一家电灯公司、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发电机，建成我国第一个水力发电站——石龙坝水力发电站……
凭借着慷慨捐资和乐善好施，清廷对他褒奖有加，先后赐他四品道职衔，恩赏光禄大夫二品顶戴，诰封“三代一品”封典，允许在紫禁城骑马，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
有了清廷的支持，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至光绪中后期，票号分号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的大中城市，号称“南帮之雄”。有人曾给“同庆丰”、“天顺祥”算过一笔账，说自光绪十三年至宣统三年共25年间，全号红利即达389万余两，此数尚未包括号内遭受的重大折损，时人称“同庆丰富过半个云南”。王炽成为名震南北的“钱王”，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的云南金融业开山鼻祖。他缔造的以金融票号业为主干的商业帝国享誉一时，就连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也将其列为西元19世纪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这样一位一品红顶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王炽也被誉为“中国商界第一人”！
发家感悟
从一个穷苦的孩子到杀人犯，再到钱庄老板、“钱王”乃至一品红顶商人，王炽的发家史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成功的商人不是在艰难困苦中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身出商场，心计当然重要，但是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地去做，实际上更加关键。
不过，也有人对王炽的发家史评价不高，认为他巴结官府，显得毫无骨气。虽然王炽的确出现此种行为，但这是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下不得已而为之，所有商人概莫能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正如胡雪岩、盛宣怀等。与同时代的商人相比，王炽更显出了难能可贵的公益之心，他一生多善举，为云南当地做出了不少贡献，时至今日依旧受当地百姓的敬仰。尤其是他的“商道”，对现在依旧有启迪作用：“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坚持不懈、热心公益，相信这才应当是这位红顶商人一生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