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民族的确很难改变，要么顽强不息地对外侵略，要么极端颓废地消磨时光，他们在这两种情绪之间摇摆不定，以纯粹的“日本方式”对事情作出反应，这对他们来说却是极其自然的。当前，在日本人战败之后，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维护名誉，而且他们普遍认为，如果对战胜国采取友好态度就能够挽救日本的名誉。因而许多日本人得到一种派生结论，认为依赖美国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而且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办法。日本人通常会认为，做得越多，错得越多，努力反倒会招致猜疑，还不如什么也不做，消磨时光最好。于是，消沉情绪逐渐蔓延开来。
但是，日本人绝不欣赏这种消沉的情绪。当今日本宣扬要改变生活状态，经常号召人们“从颓废中站起来”，“把人从消沉中唤醒”等，这也是战争期间广播里常用的口号。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跟消极无为的情绪态度做斗争。1946年春，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宣称：“全世界的目光正注视着我们。”而轰炸之后残留的废墟瓦砾还没来得及清理，某些公共设施仍处于停顿状态，这让日本蒙羞，侮辱了日本的名誉。他们还指责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整日意志消沉，晚上睡在车站，让美国人嘲笑他们的可怜相。对于这种激发民族自尊心的呼吁，日本人通常都能理解，他们也希望倾注更多的努力，使日本将来能在联合国占有重要的一席，那样做当然也是为了荣誉，只是方向已经焕然一新了。未来大国之间若能实现和平，日本也能够走上自尊自重的道路。
日本人恒久不变的目标就是维护名誉，这是博取众人尊敬的必备条件。至于使用何种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则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决定。如果情况有变化，日本人也会随之改变态度和方法，这不涉及道德问题。而我们却热衷于“信念”，执着于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即使失败，信念也永不改变。欧洲人战败之后，在各处组织地下活动，而日本除了少数极端的顽固分子外，不会掀起抵制美军的运动，也不会在暗中组织地下活动反对美国占领军。他们觉得没必要坚持道义上的老路。美军占领日本不到几个月，即使美国人独自挤进拥挤不堪的火车，去日本某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也根本不必担心人身安全，而且还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和接待，这些官员很可能曾是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但在日本境内从未出现过一次报复行为。当我们的吉普车经过村子，日本的孩子们站在路旁，大声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幼小的婴儿不会自己招手，母亲就握着他的小手，朝着美国士兵挥动。
日本人战败后的180度大转变，对于美国人而言很难理解，却又是极其真实的。这一点美国人根本无法做到，对我们来说，这甚至比战俘营中日本俘虏改变态度还更令人费解。战俘们觉得对于日本而言，他们已经是死人。既然是“死人”，我们就猜不到他们会做出什么离谱的事。那些所谓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几乎没有一个能预料到，上述的日本战俘表面看起来发生了性格变化，而这种变化竟然也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公众中。多数西方人认为，日本“只知道胜或败”，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耻辱，一定要誓死进行暴力复仇。某些人认为，日本的民族性不可能接受任何和平协商条款。这些研究日本的学者们不懂得“道义”，他们在研究日本众多维护名誉的事件时，看到了日本人的各种抉择，但他们只是挑出与复仇侵略明显相关的传统模式，没有考虑到日本人可能还会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把日本人的侵略理论与欧洲人的法则混淆在一起。在欧洲的游戏规则中，个人或民族如果参加战斗，首先要确定战争目的是否具有永恒的正义性，而其正义力量来自压抑已久的憎恶和义愤。
日本人则从另一个角度寻求侵略的依据，他们迫切渴望赢得全世界的尊敬，他们看到大国都依靠军事力量赢得尊重的地位，于是试图跟这些大国并驾齐驱。但日本资源匮乏，科技落后，他们不得不采用比希律王更毒辣的残暴手段。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选错了方法，侵略毕竟不是赢得名誉和尊重的正确道路。而“道义”则具有双重等量的含义，一是借助侵略手段，二是保持相互尊重的关系。在战败之后，日本人很快就从前者转向了后者，而且显然在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这么做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名誉。
日本人类似的举动，也在历史上的其他场合发生过，这往往使西方人困惑不解。1862年，在日本已经执行了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遭到日本人的杀害，萨摩的武士大多傲慢好战，萨摩藩在日本以反对外族入侵而闻名，这里也是日本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英国就此事派遣远征军，并炮轰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虽然在整个德川时代都在制造武器，但他们仿造的是旧式葡萄牙枪炮。在鹿儿岛战役中，日本人当然无法对抗英国军舰。但这次炮轰却引发了意外惊人的结果，萨摩藩并没坚持誓死报复，反倒向英国寻求和解。他们亲眼所见敌人十分强大，就很想跟对方请教一番，之后日本与英国建立了往来通商的友好关系，并于第二年在萨摩开办了英式学校。根据当时一位日本人的描述，这所学校“讲授西方的学术奥秘和精义……因生麦事件而形成的日英友好关系正不断发展”。所谓萨英战争，就是指英国惩戒萨摩并炮轰鹿儿岛港的事件。
事实上，这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例证，长州藩与萨摩藩相类似，也以好战和激烈排外着称，这两个藩都是培养“王朝复辟”统治者的温床。当时没有实权的朝廷曾颁布一道敕令，命令幕府将军把一切外族夷狄赶出日本国土，敕令以1863年5月11日（阴历）为限期。幕府根本没理睬这道敕令，而长州藩则积极响应配合，当西方商船从下关海峡经过时，长州藩从港口要塞向商船开炮，只是日本的火炮和火药质量太差，外国商船毫发未损。为了惩治长州藩的野蛮行为，西欧各国派出联合舰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长州藩要塞，并索要三百万美元的赔偿金，然而这次轰炸的结果与萨摩藩事件同样奇妙。诺曼对比论述两次事件时写道：“日本攘夷排外时，这些藩部曾经冲在最前面，而此后态度却发生了巨大转变，无论背后的动机有多么复杂，这种转变却能证明他们极其现实，而且心态极其冷静，对此我们只能表示敬意。”
日本人很现实，他们善于应变的能力展现出“对名誉之道义”光明的一面。“道义”如同月亮一样具有两面性，有光明面和黑暗面。“道义”的黑暗面使日本人痛恨“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他们把这些看做是西方对日本的极大侮辱，并促使日本推行这项惨烈的战争计划。而“道义”的光明面使日本善意地接受了1945年的投降，也接受了投降带来的一切后果。日本仍是一如往昔，没有改变，完全按照他们的性情做事。
现代的日本作家和评论家在谈到“道义”的各项责任时，会选出其中一些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之为“崇尚武士精神”，也就是“武士道”。我们有理由说，这种介绍已经引起了某些误解。原因在于，“迫于道义”“完全出于道义”“为道义而竭尽全力”等口号，其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背景。而“武士道”这个名称是到近代才正式出现的，它不能完全囊括“道义”复杂多样的内涵，它只是出自评论家的灵光一闪而已。另外，武士道曾是日本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由于这些侵略者早已名誉扫地，武士道这个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从此以后不再“重道义”。相反，在这个重要的时期，西方人应当更进一步了解日本人的“道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一种理论，是把武士道看作和武士阶级一样，任何一个阶级都应认同某种“道义”。这与日本所有别的义务准则一样，地位越高的人，“道义”责任也就越重，只是所有的阶层都需要维护基本“道义”。至少日本人认为，“道义”对武士的要求比对平民的要高。外国的观察者则认为，由于普通百姓得到的回报最少，因而“道义”对百姓的要求相对也最高。在日本人看来，只要自己受到别人的尊重，就已经得到足够的回报，而那些“不懂道义的人”仍然是“可怜人”，他们会遭受同伴的藐视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