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实际上也算不上伪造，他一边重新调整着富足部的数字一边想。只不过是用一句空话代替另一句空话。你所处理的大多数材料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连直接的谎言都算不上。原始数据和更改之后的数据一样，都是凭空想象。很多时候，你要自己编。例如，富足部估计这个季度的靴子产量是一亿四千五百万双。实际产量是六千两百万双。然而温斯顿在重写时，把这个数字降到了五千七百万双，这样就可以像往常那样说任务超额完成了。无论六千两百万、五千七百万、还是一亿四千五百万都是胡说八道。很可能一双靴子也没生产过。更可能的是，没有人知道究竟生产了多少双靴子，更没有人关心。人们只知道，每个季度报纸上所说的靴子产量都是天文数字，而大洋国也许有一半的人没有鞋穿。所有事实的记载，无论大小，都是如此。一切都隐人了一个虚幻世界，直到连今年的年份都无法确定。
温斯顿向大厅另一边看去。在那边正对着他的小隔间里，一个叫提乐森的人正在埋头工作，他个子不高，严谨刻板，下巴上长着青青的胡子茬，他腿上放着一份折起来的报纸，嘴巴凑在听写机的话筒上。那架势，好像他正在说一件机密的事，除了他自己和电幕之外，决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抬起头，朝温斯顿这边看了一眼，镜片上的反光一闪，似乎充满了敌意。
温斯顿不太认识提乐森，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工作。记录处的人从不轻易谈起自己的工作。在长长的没有窗户的大厅里，排着两排小隔间，纸张的沙沙声不绝于耳，到处都有对着听写机发出的低语，有十来个人温斯顿连名字都叫不上来，虽然每天都看见他们在走廊里来去匆匆，在两分钟仇恨中指天划地。他知道，在他隔壁的小隔间里，那个小个子的棕发女人从早到晚忙着在报纸上寻找并删除那些巳经蒸发因此不再存在的人的名字。这个工作很适合她，因为她的丈夫几年前也被蒸发了。隔着几个小间，坐着一个温和无用、神情恍惚的家伙，名叫安普夫，他长着毛茸茸的耳朵，对玩弄韵脚和格律有惊人的天赋，他专门改写歪诗一又叫“最终文本”一这种诗在意识形态上很有害，但出于某种原因，还要保留在选集里。这个大厅里有五十来个工作人员，但只是一个小部门，好比记录处庞大复杂的机体中的一个细胞。在此处的外面、上面、下面，还有一群一群的工作人员在从事着难以想象的大量工作。有巨大的印刷车间和众多的副编辑、排版专家，还有设备复杂的伪造照片的摄影棚。电视节目科有工程师、制作人和一组一组特意挑选的擅长模仿声音的演员。
还有大量的资料员，他们的工作只是列出一张张需要销毁的书籍和杂志的清单。有巨大的仓库，用来存放更正以后的文件，还有隐藏的火炉，用来销毁原先的版本。不知在哪个不知名的地方，指挥一切的智囊团在协调着所有工作，并且决定政策方针，以决定哪部分历史应该保留，哪些应该篡改，又有哪些应该一笔勾销。
而记录处本身毕竟只是真理部的一个分支，它的主要任务不是重建历史，而是向大洋国的公民提供报纸、电影、教科书、电视节目、戏剧、小说一提供可以想象得到的各种信息、教育或娱乐，从雕像到口号，从诗歌到生物学论文，从儿童拼写手册到新话词典。真理部不仅要满足党的各种需要，还要为了无产者的利益将整个操作在低层次上重复一遍。有一系列不同的部门负责无产阶级文学、音乐、戏剧和娱乐。他们生产垃圾一般的报纸，上面只有体育、犯罪和占星术，他们还生产低俗廉价的小说，色欲横流的电影和多愁善感的歌曲，这些歌完全是用机械方式在一个称为作诗机的特殊的万花筒上做出来的。甚至还有整整一个部门负责生产最低级的色情一新话叫“色处”，它的产品密封包装之后被送出去，除了在此工作的党员以外，别的党员一律不许看。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通风管里又滑出了三张纸条：都是些简单的活儿，他在两分钟仇恨之前就处理完了。仇恨结束之后，他回到小隔间，从架子上取下一本新话词典，把听写机推到一边，擦干净眼镜，着手做今天上午最重要的工作。
工作是温斯顿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大多数工作都是枯燥的例行公事，其中也有一些困难复杂的工作，做起来会令人像做数学题一样忘记自我一这是一些精巧的伪造，没有谁告诉你该怎么做，只能凭你自己对英社原则的了解，或者猜测党想让你说些什么。温斯顿很擅长做这种事。有时，他甚至被指派更正叶泰晤士报》的社论，那是完全用新话写成的文章。他打开刚才放到一边的那张纸条。上面写着：
泰晤士3.12.83报道老大每日指示极不好提到非人全部重写存档前上交。
换成旧话（或者标准英语冤是：
1983年1圆月猿日的《泰晤士报》报道的老大哥的每日指示极为不妥，其中提到了某些不存在的人。全部重写，并将草稿在存档前交上级审查。
温斯顿把这篇令人不快的文章通读了一遍。看来，老大哥的每日指示主要赞扬了一个名叫FFCC的组织，这个组织向水上要塞的士兵提供香烟和其它生活用品。文章特别提到了一个名叫威瑟斯同志的高级内党党员，并授予他二等战功显赫勋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毫无理由地解散了。可想而知，威瑟斯和他的同伙现在肯定失势了，但是报纸和电视对这件事都没有报道。这也不出所料，因为政治犯很少受审，连公开声讨都很少。牵扯数千人的大清洗好几年才出现一次，那是一种特殊的展示，叛徒和思想罪犯被公审，交待了可耻的罪行之后被处决。更常见的是，引起党的不快的人就此失踪，再也没有音讯。人们丝毫不知道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有时候，他们甚至没有死。大约有三十个温斯顿认识的人先后失踪了，不算他的父母。
温斯顿用回形针轻轻挠了挠鼻子。在对过的小隔间里，提乐森同志还鬼鬼祟祟地趴在听写机上。他抬了抬头：眼镜的反光又充满敌意地闪了一下。温斯顿想，提乐森是不是正在和他做同一件事。这很有可能。这么棘手的事绝不能只委托一个人来完成：但是，如果交给一个委员会就等于公开承认胡编乱造。很可能有十来个人在撰写不同版本的老大哥讲话。稍后，内党的头脑会从中选出一个版本，重新编辑，然后开始复杂而又必要的反复核对，于是，被选定的谎言进人永久纪录，成为了真理。
温斯顿不知道威瑟斯为什么会失势。也许是因为腐败或者无能。也许老大哥只是排挤了一个人气过高的下属。也许威瑟斯或者他的亲信被怀疑有异端倾向。又或许一最有可能的是一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清洗和蒸发是政府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唯一真正的线索在于“提到非人”这几个字，这说明威瑟斯巳经死了。你不能不加分辨地假定所有被捕的人都死了。有些人会获释，自由生活了一两年之后才被处死。在极少数情况下，某个你以为早就死了的人幽灵般地又出现在公共法庭上，他的证词牵连了数百人，然后才消失，而且永远不再出现。然而威瑟斯巳经成了一个非人。他不存在了：他从来没有存在过。温斯顿决定，不能仅仅把老大哥的话倒过来说。最好让他说一些和原来的话题完全无关的东西。
他可以把这篇讲话变成常见的对叛徒和思想罪犯的声讨，但那样做不太高明；如果编一个前线的大胜仗，或者第九个三年计划中的超产数字，又会使记录过于复杂。这里只需要一篇纯粹的想象。突然，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刚刚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的、名叫奥吉维同志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时，老大哥的每日指示会纪念一些地位低微的基层党员，这些人的生和死都可作为大家的榜样。今天，他要纪念奥吉维同志。没错，根本没有奥吉维同志这个人，但几行文字和几张伪造的照片很快就能制造出他的存在。
温斯顿想了想，然后拉过听写机，开始用老大哥的一贯风格口授：这种风格既有军人气又有学究气，因为经常自问自答（“我们能从这件事情上学到什么呢，同志们？我们所学到的一而且也是英社的一条基本原则一是……”等等，等等冤，所以很容易模仿。
奥吉维同志三岁就拒绝所有玩具，除了一面鼓，一架机关枪，和一架模型直升机。六岁时，他提前一年经特批加人了小小间谍队。九岁就当上了队长。十一岁时，他偷听到了他叔叔的一段有犯罪倾向的谈话，于是向思想警察告发了他。十七岁时，他巳经是青年反性团的地区团长。十九岁时，他设计的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采用，第一次试用时，一枚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二十三岁时，他在战斗中牺牲。他在印度洋上运送重要文件时被敌机追赶，为了加重自身重量，他抱着机枪跳出了机舱，带着文件跳进了深深的大海一老大哥说，一想到这种死法就让人羡慕不巳。老大哥还提到了奥吉维同志纯洁的生活和单纯的思想。他不近烟酒，除了每天在健身房里锻炼一小时外，没有其他的娱乐，而且发誓独身，他认为结婚和照顾家庭与他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投人的工作不合拍。他的话里永远都是英社的原则，除了打败欧亚国的敌人，彻底打击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罪犯和叛徒之外，他没有别的生活目标。
温斯顿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授予奥吉维同志战功显赫勋章，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想法，因为那会招来不必要的反复核对。
他又看了一眼对面小隔间里的对手。他几乎可以肯定，提乐森也在忙同一件事。他不知道最终会采用谁的版本，但他坚信自己的版本一定会人选。奥吉维同志一小时以前还不存在，现在巳经成为了事实。他感到很奇怪的是，你可以制造死人，却不能制造活人。奥吉维同志从未存在于现在，而今却存在于过去，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他就会成为一个像查理曼大帝或者裘里斯·凯撒一样真实的人，一个史实确凿的人。
餐厅在地下深处，天花板很低，长长的队伍慢慢向前移动着。餐厅里巳经人满为患，噪声震耳欲聋。炖菜冒出的蒸汽从柜台的铁窗后面扑来，带着一股酸酸的金属味儿，却还压不住胜利牌杜松子酒的味道。餐厅的另一头有一个小酒吧，其实只是墙上的一个洞，卖十分钱一杯的杜松子酒。
“我找的就是你。”一个声音在温斯顿身后说。
他转过身来。是他的朋友塞姆，在调查处工作。也许，“朋友”这个词不太准确。如今，你没有朋友，只有同志：但是，与有些同志在一起比跟其他人在一起更愉快一些。塞姆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事实上，他是庞大的正在编纂第十一版新话词典的专家组成员。他是个小个子的家伙，比温斯顿矮一些，长着一头黑发和一双眼球突出的大眼睛，带着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说话的时候好像总在仔细观察你的脸色。
“我想问你有没有刮胡刀片。”他说。
“没有！”温斯顿有点心虚似的急忙答道，“我哪儿都找过了。一片也没有。”
人人都在问你要刮胡刀片。实际上，他还藏了两片新的。刮胡刀片巳经短缺了好几个月了。党的商店任何时候都有某种供应不上的必需品。有时是纽扣，有时是毛线，有时是鞋带，而现在是刮胡刀片。只能多少偷偷摸摸地从“自由”市场搞到一点，如果运气好的话。
“我巳经六个星期没换刀片了。”他假惺惺地说。
队伍又往前挪了一下。停下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对着塞姆。每个人都从柜台旁边拿了一个油腻腻的金属盘子。
“你昨天去看绞死囚犯了吗？”塞姆说。
“我在工作。”温斯顿无动于衷地说，“我想电幕上会放的。”
“那可差远了，”塞姆说。
他的目光嘲弄地在温斯顿脸上扫了一遍。那双眼睛好像在说：“我了解你。我看透你了。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没有去看绞死囚犯。”塞姆是个恶毒正统的知识分子。他说起直升机轰炸敌人的村庄、思想罪犯的审讯和招供，和在仁爱部地下室里执行的死刑，总是心满意足，让人感到不快。跟他说话时，经常要把他从这种话题上引开，并且，如果可能的话，用他颇为在行、津津乐道的新话术语将他缠住。温斯顿把头稍稍往回转了一下，避开了他黑色的大眼睛的审视。
“绞刑很精彩，”塞姆怀念地说，“扫兴的是他们把囚犯的脚绑了起来。我喜欢看他们两脚乱蹬。最精彩的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是青色的一青得发亮。这是最吸引我的细节。”
“下一个！”戴着白围裙的无产者拿着勺子喊道。
温斯顿和塞姆把盘子推到铁窗下。每个盘子上迅速倒上了一份标准午餐一一个金属小盘子里盛着灰色中带点粉红的炖菜，一大块面包，一块奶酪，一杯不加奶的胜利牌咖啡，一片糖精片。
“那儿有张桌子，在电幕下面，”塞姆说，“我们顺道去拿一杯杜松子酒。”
杜松子酒盛在没有把的瓷杯子里递给了他们。他们穿过拥挤的餐厅来到一张金属台面的桌子旁，打开了餐盘，桌子的一角上有人洒了一摊炖菜，肮脏的汤水好像人呕吐出来的秽物。温斯顿拿起酒杯，停了一下，硬着头皮一口把这油腻的东西吞了下去。他眨着眼睛挤出眼泪，突然发现肚子饿了。他开始一勺一勺地吃炖菜，这东西稀汤寡水的，里面有一块块柔软的粉红色的东西，可能是肉。他们一声不吭地吃完了盘子里的炖菜。在温斯顿左后方的桌子上，有一个人在喋喋不休，剌耳的话音好像鸭子的叫声，穿透了餐厅里的喧嚣。
“词典进展得怎么样？”温斯顿说。他提高了嗓门，以便压过噪音。
“很慢，”塞姆说，“我正在做形容词。这工作真让人着迷。”
一提到新话，他立刻神采飞扬。他把小盘子推到一边，用一只纤细的手拿起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奶酪，为了说话省点力气，他扑在桌子上。
“第十一版是最终版本，”他说，“我们正在确定语言的最终形式一这种形式一旦使用，就没有人再用其它的形式说话了。这项工作完成以后，像你这样的人必须从头学起。我敢说，你以为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制造新词。完全不对！我们在消灭词汇一每天几十个、几百个。我们把语言简化到只剩骨头。第十一版中的词在2050年以前决不会过时。”
他狼吞虎咽地啃着面包，咽了好几口，然后带着一种学究式的热情说下去。他黑瘦的脸庞生动了起来，眼中也失去了那种嘲弄的神情，变得如梦如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