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处于极其困难时期。
为打破国外的封锁，党中央做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勒紧裤腰带，加强国防建设，搞自己的武器装备。其中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成立航空研究院。就在这时，1961年，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606所）诞生了。吴大观作为航空发动机专家、副所长，挑起了研究所科研生产技术工作的大梁。此前，吴大观已受命到沈阳黎明公司（410厂）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室。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独立自主的航空发动机事业，就没有独立自主发展的航空工业。而航空工业的发展对于构筑完善的国防体系、提高综合国力以及提升民族自豪感都至关重要。然而，想为中国的飞机装上“中国心”并非易事。飞机的研制周期一般为3～5年，而发动机的研制周期一般要10～20年，其难度可想而知。
如何研制出发动机？从哪里着手？吴大观日思夜想。吴大观默默地实践着自己的誓言：“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
“先学正楷，再写草书。”当时，该所从上级有关部门先后接收了8个国外型号的发动机残骸，吴大观抓住这一有利条件，组织改建了陈列室，按照专业组织科技人员进行分解研究。
通过技术练兵，大大开阔了科技人员的视野，增加了技术储备。在对国外某型发动机进行技术摸底的基础上，吴大观决定主持研制涡喷7甲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的气冷空心叶片，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尖端技术，被称为航空发动机“皇冠上的明珠”。
一定要攻下这项技术。就在那个时候，吴大观说：“如果研制不出来，我的脑袋就挂在所门口。”
在621所、沈阳金属研究所等单位科技人员的通力配合下，吴大观组织反复研究、改进、试验、再改进、再试验……终于拿到了这把“金钥匙”。
这一重要成果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之一，使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研制前进了一大步。该型发动机装配的战斗机，在部队服役了20多年。
矢志不渝
“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这是吴大观在一本技术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的话。这句话，或许可以说是吴大观一心追求航空报国的最好表达。
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正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机械系的吴大观，在日本人的狂轰滥炸下，目睹百姓流离失所，心中就暗想：我应该转学航空系。自此，吴大观与航空结缘。
毕业后，在去美国接受培训的三年时间里，经历过别人的歧视和嘲笑的吴大观，最深的感触就是：一个国家不强盛，就会被别人看不起。他一心想的就是，回去报效祖国，振兴航空事业。
有了这些磨砺，吴大观矢志不渝地追求着自己的航空理想。
1966年，正在吴大观踌躇满志的时候，十年浩劫来了。那时，因为长时期用眼，吴大观的左眼出现视网膜脱落、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问题，正在接受治疗。在蹲“牛棚”、遭毒打的过程中，吴大观的左眼从此失明。
恢复工作以后，吴大观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就是在这十年中，国外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快，我们与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那时，很多人都不敢看书，吴大观却把书用红色封皮包上，坚持学习国外技术。
20世纪70年代，我国从英国引进了斯贝发动机生产专利，这是当时世界上比较领先的技术。吴大观按照组织安排于1977年12月调入西安430厂担任副厂长兼任厂设计所所长，参加斯贝发动机的试制。
时值62岁的吴大观迅速投入工作。他说，“虽然我62岁了，但我要像26岁的人那样工作。”
多年的投入让吴大观与我国航空发动机史上多个“第一”联系在了一起：组建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机构、创建第一个发动机试验基地、主持设计研制了我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组织自行研制了我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吴大观也成为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
壮心未已
1982年，吴大观调入航空工业部科技委担任常委。脱离了一线的实际工作以后，吴大观有机会冷静地总结以前研制发动机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国外发动机发展的情况。他突然发现，搞了这么多年的发动机，究竟应该怎么搞，一道道关口如何把关，都没有章法可循。于是他向部里提出要编制我们自己的规范。
“比如说，现在的许多产品都会有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各国的军用发动机都有自己的标准，许多国际大公司也都有自己的规范。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有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航工业发动机公司副总经理刘泽均说。
在编写规范时，关于试验部分，存在一些争执。当时，吴大观主张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测试性能时，由两台发动机各做150小时不间断试验。但有人主张放松条件，只用一台发动机做试验就可以了。最终，吴大观这一方的观点占了上风。
所形成的两部规范后来经国防科工委批准，成为国军标颁布试行并沿用至今。这也使我国的航空发动机生产由无序化走向了规范化、有序化。
学无止境
2004年，吴大观从中国一航科技委离休。按说，88岁的人也该安享晚年了。但是他请求单位给他保留办公室。每周，总有两三天时间，吴大观都步履蹒跚地到办公室去，坚持了解航空发动机的发展情况。就在这一年，吴大观还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上网下载资料。
因为业务不太熟练，每次下载资料，吴大观都要紧盯着电脑屏幕。别人劝他，你不用盯着，它自己就能完成，但吴大观就是不放心，一定要认真地看着电脑一点点下载完成。
吴大观办公室的隔壁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吴大观常对他说，自己老了，对发动机的情况不了解了，希望能多给他谈一谈。
刘大响说，每当他跟吴大观谈到发动机型号、预研等取得好的进展时，吴大观都非常高兴。他对刘大响说，大响，你现在是院士，发动机能不能搞上去，你的作用非常关键，一定要多向高层领导汇报，要敢于讲真话、实话，使领导能了解发动机的真实情况，才能给发动机更多的支持。
这就是吴大观的“中国心”，装的都是发动机，推进的却是整个航空工业，提升的则是民族自信心。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
——追记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吴大观（下）
《中国妇女报》（2009年7月3日）
记者周文
建于1964年的房子，因为风吹雨打，已显陈旧。没有任何装修。柜子是用1982年搬家时的包装箱做成的、沙发已经有些掉皮、床上的凉席还打着补丁……吴大观的夫人华国说，“自从1982年搬进这个家，家具就没有换过。”沙发、电视、写字台，简简单单地摆在客厅。这也是吴大观的书房。写字台上，摆放着他和老伴的合影，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宁静、安详。旁边放着一幅字，上面写着：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为善最乐。这，也是吴大观坚守了一生的信条。
幸福的一家
吴大观有个温暖幸福的家。夫人华国跟吴大观曾是中学同学，但同校不同班，所以并不认识。后来，日本人打到江苏的时候，为了不当亡国奴，华国历尽艰辛，到了昆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两人相识并自此携手一生。
吴大观工作忙，每天工作到很晚，休息时间也很少，这背后自然少不了华国的支持。尤其是吴大观眼睛不好后，每天晚上吃过晚饭，都由华国送他到办公室。
虽是个“工作狂”，但吴大观在有时间的情况下，也总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刷碗、扫地……这些年，只要在家，每天中午、晚上吃完饭后，他都要拿一块热毛巾给华国；华国冬天经常咳嗽，吴大观就坚持每晚给她削一个梨，梨肉切成片状，插好牙签给华国，自己则把梨核啃干净；华国生病打点滴的时候，在家人来接替他之前，吴大观一定会认真地照顾华国，并专注地看着点滴的速度，以免出问题。
吴大观曾在他的《九十感怀》中写道：“我的家庭虽然成员少，但我们之间互相体贴、互相谅解、互相友爱。这对一个人的事业、工作、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与爱人1942年结婚，至今已64年，无论家庭出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我们互相支撑着走了过来。年轻时是患难夫妻，到老年是相依为命。”
同时，吴大观对一些不正之风也坚决抵制。一次，单位有人因为某项评选找到他，想让他帮忙投自己一票，并带来了“礼物”。吴大观坚决退回，说你干得好我自然会投你的票。
外甥女华晓亮也在航空系统工作，她所在的624所处在山沟里，条件非常艰苦。华晓亮找到姑父，想让姑父跟领导打个招呼，换个地方。吴大观坚决反对，说，这种事不能做，得听组织安排。
在吴大观夫妇影响下，女儿吴晓云和外孙女梁焱虽未继承吴大观的事业，但都形成了坚韧、直率的性格。
最后的日子
2009年2月18日，吴大观被送到航空工业中心医院，经检查，已是癌症晚期。医生从他的病历中发现，2008年10月，吴大观在中日友好医院体检时，已经查出有肿瘤迹象，让留院观察。但他隐瞒了这一病情，对家人只说是肝囊肿，没大问题。
医院想从其他医院请些专家为他会诊，吴大观不同意，坚决拒绝一切治疗。医生趁他睡着时给他打点滴，他醒来看到，也要挣扎着拔掉，说“我的病情我了解，不要再给国家浪费了。请你们把最贵的药品用在该用的病人身上。”
他身体虚弱，医院打算给他配备有营养的饭菜，吴大观摇摇手，“不用了，让我的家人准备就好了，不要给党和国家浪费。”他还常对医护人员说，我这一生，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可是还有很多受苦的人。
吴大观住院期间，肝脏肿大得厉害，五六个肿瘤已经充满他的腹腔，最大的一个已有11厘米。由于双下肢浮肿，他不得不经常把腿架在床头以减轻痛苦。但他仍然坚持看书看报，护士长黄丽忠劝他休息会儿，他说，“孩子，学无止境啊！”
病重中的吴大观，还不忘关心他人。为了让护工多睡会儿，每天天亮以后，他都自己挣扎着爬起来。医护人员去跟他讨论病情时，他也总是尽量坐起来，让医生坐在床上说话。
3月18日，这位与我国航空事业相伴68年的老人病逝，终年93岁。临终前，他对相依相守了66年的老伴说了三句话：“丧事从简；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积蓄的10万元拿出来，帮我交最后一次党费。”
临走时，吴大观身上穿的还是女婿的西装，还有些不太合身。
不舍的告别
3月20日，吴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航空中心医院举行。遵照吴大观的临终嘱托，灵台是用医院的旧桌子拼起来的，整个仪式也相当简单。但20多个花圈上，每个都贴了七八条挽联，遗像上是吴大观安详的面容，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前来吊唁的人群中，有历任航空工业领导，有生前的同事和好友，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步履矫健的年轻人……没有哭声，甚至没有哀乐，只有低低的啜泣和依依不舍的眼神。
不久后，一张10万元特殊党费的收据送到了吴大观家里。
其实，吴大观一生所交的党费远不止这些。
1955年，国家考虑到吴大观的贡献，给他定的工资是273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元，车间主任的工资是六七十元。吴老多次请求降薪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吴大观每月多交100元党费。当时收党费的同志收到吴大观的党费后就说，“吴总的党费得赶快上交，钱太多，我怕给丢了。”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党给我那么多钱，我用不完，要还给党。”他还常说，“党和人民给我的太多，我给党和人民的太少。”
随着工资的增长，从1994年开始，吴大观每年向党组织继续多交党费4000～5000元。
据统计，46年间，吴大观共交纳特殊党费21.1万元，救灾、济贫、助学，捐款共计9.3万元，两项合计30.4万元，约占其工资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吴大观走后，人们在他家里和办公室里共找到56本学习笔记，翔实的内容、工整的笔迹，让人汗颜——
“夜2：50”。写在学习《国际航空》“GE公司涡扇发动机新型燃烧室的研制进展”笔记前，时间是2007年8月14日。
“夜2：40牙痛，今日国家自主创新捷报频传，欣喜不已而忘记牙痛。”写在学习“倡导自主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四谈认清形势振奋精神”一文前，时间2007年8月31日。
……
2009年2月10日，也就是住院前8天，吴大观留下最后一篇学习心得。这一天，他学习的内容是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左鸣的讲话——《放手一搏迎势而上再造中国航空工业魂魄》。
笔记中，还写着这样一句话：“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