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观的办公桌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桌上没有烟灰缸。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吴大观原来吸烟，有一次，一个同事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建议他戒烟，吴大观当即表示，“我一定戒。”另一个同事开玩笑说，“如果你说到做到，我每年送你一只烤鸭作为奖励；但你要是做不到，那就要送我一台电视机。”吴大观马上同意这个建议，从那以后他真的戒了烟。吴大观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的脑力、智力并不是很高，但我认准了‘笨鸟先飞’和‘勤能补拙’的道理。回想自己的一生，如果说做了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毅力。”
忠厚为人淡泊处世
吴大观在黎明公司时的党小组长倪伟回忆说，“我们平时接触不多，只知道他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老专家。他从不搞特殊，到工厂来总是穿着中山装、解放鞋，在食堂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对同志非常和气、热情。印象最深的是他手里总是拿着技术书籍。”
中航工业发动机公司总经理马福安说，他从不对下属讲大道理，而是用自己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影响人、引导人。
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刘大响院士回忆说，吴老言语不多，说话很慎重，不爱计较，更不爱发牢骚。他一身正气，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每次听到发动机研制的新进展他都会像孩子一样高兴，连说：“好！好！”每当听到研制出现问题，他就会难过地自责：“我是有责任的。”
在家人眼里，吴大观就是一个每次出差会给家人带小礼物的慈爱的亲人。老伴华国不止一次对邻居陈一林讲，“吴大观表现真好！”每天，擦脸的热毛巾他总是先递给老伴。老伴华国冬天有咳嗽的毛病，吴大观就把梨一片片仔细削下来给老伴吃，自己吃梨核。华国住院打点滴，他一定要守在旁边看着点滴，特别认真。他从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人，对后辈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做个好人！好好学习，讲真话！”
一次，家里电话坏了，女儿临时从科技委借了一个电话急用，没过两天，吴大观就打电话来催，说借人的东西要记得赶快还。
他从不收礼，但每年过春节，他都要女儿代他去“送礼”。吴晓云每次过年都要遵照父亲的嘱咐买4大盒点心，一盒家人吃，一盒送亲戚，一盒送科技委看门的师傅，还有一盒送办公室里经常帮他拿资料的同志。
吴大观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柜子还是用他从西安来北京时搬家的包装箱打的。他平时衣着非常朴素，最“显赫”的就是一件蓝灰色的旧中山装。
但他很平和、很知足。他平生最喜欢的两句话，常常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一是小时候在舅舅家里看到的对联：“传家有道唯忠厚，处世无奇但率真。”一是《悲惨世界》里的句子：“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20世纪60年代初，吴大观作为二级专家每月200多元工资，他在主动申请降低工资未获批准的情况下，决心拿出一部分工资作为党费上交。从1963年起，吴大观每月都多交100元党费。1971年，他补发了“****”期间欠发的6000元工资，随即便把4000元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副秘书长彭友梅告诉记者，46年来，除了每年正常交纳党费外，吴大观在自己工资收入和离休金都不高的情况下，多次上交“特殊党费”累计11万多元。此外，吴大观还为“希望工程”和灾区累计捐款9万多元。
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自己贡献不大，但党和国家给我的待遇很高、荣誉很多，我心里不安，总想要为党做点事、出点力。我的钱不多，办不成多大的事，但我要尽自己的一点心意。我们国家人多底子薄，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公民，应尽一点社会责任。‘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一个人来到社会上，不是要这个要那个，而是要有所贡献。”
吴大观的邻居和党支部书记陈一林满怀深情地追忆说，“吴大观真是一名党员专家，90多岁仍然坚持参加党支部会，说跟党员在一起心里踏实。他年年写长达10多页、10000多字的思想汇报，非常认真。他因生病而不想吃饭，老伴华国找到我说，你代表党组织去劝劝他，他听支部的话。我去了，他果然听话就吃了几天饭，后来实在吃不下了，才去住院……”
“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进入21世纪，航空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大型飞机作为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联合制定了《2020年前航空发动机发展纲要》。发动机预研取得进展，“昆仑”和“太行”发动机相继设计定型，可就在这时吴大观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2009年2月28日，吴大观因病住进了中航工业中心医院。
“他不像一个生命快到尽头的人，看上去安详、平和、有尊严。”在吴大观去世前10来天去看望过他的中航工业发动机公司党群部副部长方萍说。
护士长黄丽忠为我们描述了吴大观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他从不看电视，只是静静地看书，做笔记。每天坚持从上午8点学到10点。那种坚强的毅力给我很大的震撼。我说别看了，他说，孩子，学无止境啊！”
主治医师李炜和孔霞眼含热泪地告诉记者，“吴老在护理上不提任何要求，不会给你任何压力。他不愿意让专家会诊，也不愿用进口药。他不吃医院的营养餐，让家人送饭，却给他的护工订医院餐厅里最好的饭。他在昏迷中醒来，曾几次拔掉输液的管子，真诚地对医护人员说，‘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把这些药用到该用的人身上吧。’”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住院期间，同事们每次去看吴大观，他都不谈自己的病痛，讲的都是对航空发动机科研的思考。
他一再叮嘱家人：
“不要再为我浪费国家的医药费了。不打针、不输液、不转院、不做手术。”
“后事一切从简，一定不能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一定要代我交最后一次党费10万元。”
弥留之际，吴大观深情地说，“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我就想，天空是多么美、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的！”
2009年3月18日，吴大观合上了双眼。
缔造神话的“永动机”
——追记“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文汇报》（2009年7月1日）
本报首席记者江胜信
那台“永动机”，依旧突突有声！
物理学上，永动机是个被揉碎的梦想；精神世界里，它是可以感知的存在。
这好比，天是最高的，但心可以比天还高。
吴大观就是一台“永动机”：他一辈子秉持航空报国的志愿，并心无旁骛、只争朝夕地实践它，忙碌的身影和活跃的才思就像一台开足马力的发动机；2009年3月18日，他那颗历经93载、苍老却火热的心脏在北京航空中心医院的病床上停止了跳动，而他留给后人的最丰厚财富——人格精神和科学精神，以及他的近忧远虑和千叮万嘱，却永远策人前行。
那台“永动机”，依旧突突有声！
循声而往的航空发动机事业人才队伍，步履坚实！
6月11～18日，“中央新闻单位吴大观先进事迹采访团”辗转沈阳、西安和北京三地，踏着吴大观的创业足迹去寻访每一段坎坷和每一处胜景，从不得不移植国外发动机的无奈，到仿制国外发动机的尴尬，再到中国战斗机装着自主设计的“中国心”飞上蓝天的豪迈，中国空中防务终于一步步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这是怎样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意！
胸中涨满快意，心底涌起对吴大观的感激。去评价他在中国航空动力领域基础性、开拓性、决定性的卓著功勋，我们不吝将“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美名送给他！
虽然，他不是院士，但他是院士们的老师；虽然，由他主持研制的发动机中只有涡喷7甲型号完成了技术定型并装备了部队，但他所积累的经验和所锻炼的人才，为以后“太行”、“秦岭”等新型发动机的自主设计贡献了强有力的技术储备；虽然，历史的车轮终会将当今的每一项科技进步变成一道远去的车辙，但那不停运转的“永动机”正召唤着充满朝气的科技队伍，去担当车轮之前的开路先锋。
从无到有，从亦步亦趋到开路先锋——这是“永动机”缔造的神话。
——题记
使命不辞求索不懈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5·12”汶川地震让恩格斯的这句名言和******总理在北川中学黑板上写下的“多难兴邦”互为注脚。有序、有效的灾后重建渐渐缝补创伤，而重建开端于凝聚的人心。
吴大观执著一生的追求也是在灾难中萌生的。侵华日军的狂轰滥炸让他成了流亡学生，从扬州、上海、长沙、广州到昆明，一路颠沛。某天，在西南联合大学的临时教室——一处供着菩萨像的会馆里，学生们刚掏出书本，警报便拉响。吴大观往山坡上躲。敌机投下的炸弹燃着黑烟，伴着哭号。他涌出悲愤的泪水：“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战机，日本人还会这么嚣张吗？”
山坡上蝴蝶翩跹。他捉住它，让它变成了夹在笔记本中的生物标本。一天天的，笔记本夹满了各种昆虫的翅膀。翅膀携带着飞翔的信息，诉说着与每一次敌机空袭、每一滴悲愤泪水之间的某种关联。1940年，已上大三的吴大观要求从机械系转到航空系。在不知不觉中，他竟已将“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战机……”的使命扛上了自己的肩头。
1942年，他大学毕业后没有跟着同学去做投机商人，而是一头扎进贵州大定一处叫“乌鸦洞”的大溶洞，那里是当时中国唯一的飞机发动机厂，条件糟糕，洞里的跳蚤咬得人奇痒难耐。1944年，他被送到美国深造，优越的生活和丰厚的薪水让数个同伴留在了异国他乡，而他却在1947年毅然回国。
他的这些选择也许会让今天的人们不解；但若还原到那个年代，便成了吴大观所说的“责无旁贷”。目睹国土沦丧，身经风雨飘零，被刺痛的民族自尊心唤起了图强的决心。哪怕没有温饱、没有良好的科研环境，甚至挨批挨整，但只要有张书桌，千千万万像吴大观那样的知识分子就总是惦记着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
吴大观是为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而学习航空的；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他打开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今天，我们可以用很多个“第一”来概括他在航空动力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设计机构；创建了我国航空史上第一个发动机试验基地；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个喷气式发动机、涡喷发动机、涡扇发动机；成功试制我国第一台斯贝发动机；建起了新中国第一支航空动力设计研制队伍；建立了第一套航空发动机研制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
但就是这个创造了那么多“第一”的功臣，却在他留下的日记本和影像资料里，反复说着“我要检讨”、“这是我的失误”、“我没有打好基础”等自责的话。成功之前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总让他难以释怀，觉得“浪费了国家的钱，错失了与欧美缩短差距的良机。”
他真的应该自责吗？曾与他一起奋战的老同事们不这么看，因为“没有人会比他做得更好了！”失败本来就是科技进步中躲避不了的伙伴；更何况在建国初期这一特殊阶段，航空动力研究不仅面临设计力量、材料工艺技术和试验技术三大瓶颈，同时还受到各种政治斗争的影响。吴大观自责，那是他对自己的苛求，而丝毫不会给他的贡献打上折扣，正像他的学生——刘大响院士说的，“他是种树人，把树种活已经不易；我们这些摘果子的，能说果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苛求”和“累”联系在一起，吴大观累么？不，他不觉得累，他把68年的光阴倾注到了钟爱的航空动力事业上，废寝忘食和挑灯夜战对他而言，成了一种本分，一种自觉，他专注于此，并因专注而幸福。他的外孙女梁焱在写给他的悼文中说：“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个信念，并为此奋斗终生，即使没有看到他想要的结果，也很伟大了！他坦然一生，淡然一生，很幸福！”
“发动机”就是他永远的、幸福的话题。从今年2月28日入院治疗到3月18日离世，因结肠癌晚期导致肝腹水等症状，他只坚持了19天。女儿吴晓云说：“爸爸病重，蔫蔫的，但只要老同事来探望了，他就神采飞扬，拉着人家说个不停，话题全是‘发动机’。这19天，是他这辈子最健谈的19天。”
中航工业党组书记林左鸣，院士顾诵芬、刘大响，同事陈一林、彭友梅、周晓青等说起吴老在病床上的嘱托，嗓音带泪：“他反复叮咛，让我们吸取历史教训，要加强预先研究，要坚持讲真话，要落实科学发展观。”
吴大观还在弥留之际道出了他对未来的期冀：“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窗外的蓝天白云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言者含笑，听者有泪。
吴大观，一个为梦想而生的航空人，最后在憧憬梦想中永远地睡去。这难道不是最纯粹的幸福吗？
心血不惜智慧不竭
在“两弹一星”、“神舟”、“嫦娥”等航天名词耳熟能详的今天，我们又能把什么和航空联系在一起呢，难道只是那掠过云层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