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弗雷多·塔夫里
“二战”结束后，意大利建筑师不得不对新的国家现状作出回应，他们需要面对知识和实践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1——这不仅因为建筑学传统的根基自身就矛盾重重，还因为这样的建筑学传统知识被强加了多重评判标准。当最有能力的职业建筑师都认为知识和实践应该合一时，建筑和同时期政治的碰撞就似乎势在必行了。在狂热追求建筑特性的过程中，意大利建筑师不断地依靠建筑学领域之外的主题来寻求思想的连续性。如果仅仅以“与历史的关系”作为线索，将对新现实主义时期的研究与诸如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欧内斯特·罗杰斯（Ernesto Rogers）、加贝蒂（Gabetti）、伊索拉（Isola）、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以及弗朗哥·普里尼（Franco Purini）等建筑师的活动联系到一起，则未免有过于简单化之嫌。然而，如果马里奥·里多而菲（Mario Ridolf）、弗朗哥·阿尔宾（Franco Albini）以及罗杰斯对“我是”（I am）与“它们曾经是”（they were thus）之间的必然关系足够重视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活动就更有可能在建筑学中的“它是”（it is）与使得建筑之所以如此的原初因素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而“二战”后最初的建筑实验中就已经包含着对“伟大房屋”的探求，这样的探求潜藏在海德格尔的影响力尚未被怀疑的术语之下。
无论如何，可以说这样的探求中必然带有对成体系的形式语言的诉求。对不久前建筑活动**的重审被赋予摩尼教宿命论的逻辑，与此同时，对自我批评的要求并没能够对建筑知识正分裂成的“无序单元”（discursive unit）产生影响。由此，这样的自我批评也就仅仅局限于对“风格”问题的讨论。1945年之后，躁动不安的意大利建筑文化表现为在表达建筑思想时富有勇气的首创精神、在作出决断时新的呈现方式以及建筑团体和协会的形成；而无序的动荡状态成为当时意大利建筑文化的特征。佩尔西科（Persico）与帕加诺（Pagano）*形成的（很快就被视作一致的）传统催生出特定的“道德”（moral）原则，这些原则似乎必然会使得建筑活动超出自身领域。由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有的建筑学研究都即刻变得遥不可及。然而，这种偏离建筑学自身领域的状态是短暂的，最终取而代之的是此后建筑学自身的重大“觉醒”。
建筑师们试图使建筑能够表达意大利的时代精神，不过，他们仅仅在方案的道德基础上达成共识——他们认为各自对规划和现实之间联系的追求是一致的。然而，要限定现实所包含的内容以及由行为引发的形式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显然，这些建筑师需要创造一个新的时期。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不得不接受本不愿意接受的“理性观念”（idea of reason）；而正如埃利奥·维托里尼（Elio Vittorini）当时所说的，理性观念已经证明了其自身的崩塌。
“二战”后意大利建筑的发展始于两个作品，意料之中的是，它们的设计都表达了对此前20年中构筑的理想的敬意，以及被迫回退到自身的知识阶层的支撑力量的脆弱之处。这两件作品分别是由马里奥·菲奥伦蒂诺（Mario Fiorentino）、朱塞佩·佩鲁吉尼（Giuseppe Perugini）、内洛·阿普里莱（Nello Aprile）、奇诺·卡尔卡普里奥（Cino Calcaprina）以及阿尔多·卡尔代利（Aldo Cardelli）设计的罗马殉难市民纪念碑（the Monument to the Fosse Ardeatine in Rome，1944-1947）；以及“BPR建筑创作小组”设计的德国集中营死难者纪念碑（the Monument to the Dead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in Germany，1946年）。前者是一个悬浮的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块，面对大屠杀现场作出无声的控诉；后者是建于十字形石基上的金属格构，中心有一个装满德国集中营泥土的罐子。2前者中，建筑的几何形体顺应其承载的内容，这或许会令人回想起阿尔宾-加尔代拉-米诺莱蒂（Albini-Gardella-Minoletti）建筑小组所作的“水与光之宫”（the Palazzo dell’Acqua e della Luce）方案，两者都将可以大肆渲染的关于事件的痛苦记忆凝聚为单一的符号化形式。而后者则表达了对30年代民族神话的崇高敬意，这体现在其形式同佩尔西科和尼佐利（Nizzoli）设计的米兰意大利航空博览会构架以及马塞尔·杜桑（Marcel Duchamp）、艾伯特·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和梅洛蒂（Melotti）设计的“被俘之物”（captive objects）之间有显见的关联。人们提及罗马殉难市民纪念碑的时候已经理所应当地将它作为“对理想的纪念”。3但是，这座纪念物，这一应对大量杀戮的过于理性的格构同时也提供了反思的契机，这使得后来罗杰斯所探寻的“连续性”（continuity）主题别具意义。
从后来罗马建筑活动的发展看，罗马殉难市民纪念碑是对过去的总结性反思；而在米兰，德国集中营死难者纪念碑是仍然可能盛行的文化形势的焦点。建筑对情感的表达使我们回望过去，使我们不会遗忘，而与此同时，其中又带有寻找解决重建问题的方法的诉求：看起来，这种新的文化意象随即就被当时延续自二三十年代的无序实践状况所牵制。1945年12月，在第一次国家重建大会上，罗杰斯就为没有一个国家计划而悲叹，而同时，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则在大会上提供了美国在战时所作的规划以作参照，该模式转用到意大利后对新政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诠释。
朱塞佩·德·菲内蒂（Giuseppe De Finetti）曾经是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的学生，也是意大利伦巴第理性主义的精神继承人。他完全脱离于围绕“现代”宿命展开的争论，并且为米兰1944-1951年的中心区规划提出了多个设想。正是他证明了可以将市区和郊区都包括在内的城市规划实现方式，根据真实的市场情况解释米兰肌理的发展，并提出了能将充足的国有资产用作公共用地的新城市法律。5然而，政治对重建的阻碍使得建筑师失去了用武之地，他们的计划不得不接受全世界的干涉，并且原本应该获得的技术和制度支持也都没有被许可。此外，类似于由德拉·罗科（Della Rocca）、穆托拉里（Muratori）、皮奇纳托（Piccinato）、里多而菲、罗斯·德·保利（Rossi de Paoli）、塔多利尼（Tadolini）、泰代斯基（Tedeschi）以及佐卡（Zocca）起草文件的文本清晰地表达了从意大利文化考虑重建的意识。计划中的干预优先考虑了农业。一个田园般的意大利即将被重建，并且通过（以“更好的人口分布”和旅游业的发展潜力为重点的）城市计划加以合理化，后者被视作国家经济行业的保障。面临着重建问题的意大利城市规划者，坚持将建筑学传统与仅从其自身考虑的政治经济抉择联系到一起。他们的工作更倾向于“模拟”（simulation）而非“供给”（supply）。
无论如何，相较于20世纪30年代最后五年的城市规划实验以及1942年法律制定的规划指令，将“二战”后的城市规划实验视作真正方法上的飞跃都是不正确的。激情和狂想是战后意大利国家解放委员会思想的特征，它们使得选取各种详尽规划的可变内容并将其置入固定模式之中成为可能。“AR团体”的伦巴第（Lombardy）首府规划始于1944年，由意大利的国际现代建筑会议（下文简称“ClAM”）成员设计。7该规划建立了一个城市体系，新结构将结合到现有肌理的整合之中：两条交通主轴相互交叉，为整个地区划分出各个办公区域。对于刚刚解放的历史中心，计划实施保守的修复；整个地区的重组则以加拉拉蒂（Gallarate）、科摩（Como）、瓦雷泽（Varese）、蒙扎（Monza）以及布里按扎（La Brianza）附件住宅和生产厂房的结合为核心，而真正的城市群则限定为中型城市。米兰城市规划的目的和罗马一样，都是为了打击商业投机，保护历史中心，发展“可选择的城市”。1946年，包括路易吉·皮奇纳托（Luigi Piccinato）、马里奥·里多而菲、德拉·罗科（Della Rocca）、弗朗哥·斯泰尔比尼（Franco Sterbini）、伊纳吉欧·圭迪（Ignazio Guidi）、凯鲁比诺·马尔佩利（Cherubino Malpeli）以及马里奥·德·伦齐（Mario De Renzi）的委员会要求制定一个包括罗马市区和郊区的详尽交通规划，最终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这是促使1962年规划的相关讨论的基础。
然而，上述所有规划始终限定在纯粹的形式实验范畴之内。即使像乔瓦尼·阿斯腾戈（Giovanni Astengo）和马里奥·比安科（Mario Bianco）主动发起的对皮德蒙特（Piedmont）地区规划的研究一样，将领土和经济的因素考虑在内，10建筑师仍然试图将规划问题精简为明晰的建筑学传统。无论如何，区分出1944-1948年之间意大利城市规划方法中多种主要倾向是有用的：伦巴第首府规划中的行政区域划分同艾德里安诺·奥利维蒂（Adriano Olivetti）1936-1937年提出，并促成奥斯塔街规划（the plan for the Valle d'Aosta）的设计类似，尽管两者所处环境并不相同。一方面，阿斯腾戈和比安科提出的皮德蒙特规划产生于一份关于原则和分析性研究的宣言。因为暂时的压力，意大利的都市化受困于（同城市发展的无效模式结合在一起的）教条的哲学体系。农村躲过了所有的规划；伦巴第首府规划以及那些在1946年米兰办公区竞赛中出现的提议最终成为空想，而追随解放斗争的希望的逐渐崩溃则使得建筑师（尤其是那些面对更多变的委托人和北部迅速发展的工业联合体的建筑师）寻求新城市秩序的期望变得更为明确。
而另一方面，同历史的对抗以多少有些意向不明的方式成为后来意大利建筑研究进程的特征；这样的对抗由特定的事件触发，例如佛罗伦萨的诸桥梁和圣玛利亚区的重建，它们毁于德军撤退时最不应该实施的行动中。托斯卡纳的建筑师急切地试图用“文明”的品质同不文明的战败耻辱形成对照，他们不顾一切地提出方案并进行辩论，而这些方案和辩论使得重建工作缺乏活力且对历史结构过于妥协；以至于即使有乔瓦尼·米凯卢琦（Giovanni Michelucci）的指导（虽然其自身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并且努力将值得深究的问题明确化，佛罗伦萨的重建仍然以失败告终。
此外，意大利建筑界很快意识到必须应对许多敌对力量，而其中一些来自其内部。在建筑界内部，对圭多·多索（Guido Dorso）提及的反对“抬高死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知识分子也对自身、自身传统以及将他们束缚于（他们希望推翻的）制度的枷锁发起挑战。
有机建筑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Organic Architecture，下文简称“APAO协会”）和在美国完成教育并回到意大利的赛维都遇到了上述问题。1945年，赛维带着《走向有机建筑》（Verso un'archiiettura organica）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这本小册子既是史学选择的宣言，也是行动原则的声明。“APAO协会”以及评论杂志Metron的成立都基于这本小册子的观点以及后来在《如何品评建筑》（Knowing How to See Architecture）*一书中所明确的方法论路线。12对赛维而言，超越所谓的“理性主义”遗产并不包括摒弃意识革命的观念。与之相反，因为原本包含在先锋恐怖主义中的信息已经被普遍散播到民众之中，即使崇尚苦行的加尔文教义已经不再合理，复兴仍然需要使意识革命的过程更为完善和深化。为了“解放”形式，必须吸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教授的课程，形式应该遵从“人”对空间的使用。而赛维对空间价值的坚持以隐喻的方式得以呈现。无论是设计和现实进行对话的时候，还是自然与允许“场所”复原的人工环境处于对峙状态的时候，或是民主社会的意图得以呈现的时候；空间都是主角。赛维是唯一试图将“维也纳学派”的分析方法、克罗齐（Croce）的遗产以及干预原本由历史决定的活动的愿望结合到一起的建筑师。13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等人的知识都出现在年轻的赛维采用的史学方法中；对过去的反思由适用于当前的视角决定，而指导性要素则源于面向未来的慷慨激情。在“二战”后建筑史学停滞不前的氛围中，赛维仍呼吁方法论的重建，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必须被承认。毫无疑问，提出一种“形式的”样式并不是赛维的目的所在。然而，他的方法激发出的精神力量缺乏中心；此外，这样的方法又因为过于虚设而难以适用于各种情况。在“APAO协会”的意识形态计划中，该协会声明其意图在于从城市规划和设计中寻求自主的权力，将其作为为民主社会建设而奋斗的方法，而大工业、金融和农业综合体的社会化将保障整个社会的自由。14然而，这样的要求仍然不具有明确效力，缺乏同建设环境面临的迫切问题的联系。“APAO协会”只能对政治提出意见而不能付诸行动。而该协会的具体目标也并不明确，“有机建筑等于民主建筑”的公式只有助于获得认可而难以完成自我界定。米兰的“建筑活动研究团体”（the Movimento Studi di Architettura，下文简称“MSA团体”）和都灵的“帕加诺小组”（the Pagano group）对于正统建筑学的呼吁并不能弥补罗马文化的含混之处；这些团体设定的规则掩盖了难以从史学分析中去除的基本不确定性。而诸如Metron、Domus（1946-1947年间由罗杰斯编辑）以及La nuova città（1945年起由阿斯腾戈编辑）等评论杂志则在不同方面继承了帕加诺参与的Casabella杂志好辩的本质。然而，Metron的境遇始终和“APAO协会”相关；Domus则表现得贵族化，几乎无法影响充满争斗的建筑活动；15而La nuova città又局限于其所属区域。不过，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作者还是拓宽了批评分析的适用范围，并且以很快就显示出成效的方式修正了所谓“现代运动”的历史遗产。
与此同时，那些有志于制定一门新建筑语言（这样的语言应该既符合民主制度的希望，又符合“抵抗组织”所表达出的价值）的人正以不同的方式迈向新现实主义。
仅仅阐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建筑的大致形成过程并不难。1936年第六届米兰三年展上的乡村建筑展（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帕加诺的首次摄影作品展）、夸罗尼设计的建于圣托斯特凡诺港的别墅（villa at Porto Santo Stefano，1938年）以及里多而菲1940年的弗罗西诺内（Sant'Elia Fiumerapido）农业规划方案，都以一种平实的姿态回应着正被政权制度的经济政策变戏法般促成的乡村景象，这一以“只是让我们生活下去”（just let us live）为目的的政权制度首次在“自然的神话”（a myth of naturalness）中找到了它的表现方式；同时，这种平实的姿态使得意大利建筑得以从勒·柯布西耶以低廉材料实现的建筑实验中发掘出意识形态的转变。新现实主义的期望源于对前景的探求，而前景既不可以被设计也不可以被构筑；并且，因为试图将上述作品同包括1932年福尔巴特（Forbat）为卡拉干达（Karaganda）所做的复杂规划、皮舍尔（Püschel）在奥尔斯克（Orsk）的居住设计、1918-1919年梅利尼科夫（Melnikov）的农舍规划以及诺里斯镇（Norristown，罗斯福在田纳西州的征服地）的民间传说在内的诸多因素都联系到一起，期望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很难确定哪些人专属于“新传统”（tradition of the new）：先锋派、保守派（retours à l’ordre）以及人民党，这些身份就像是演员可互换的面具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
让我们检视一下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情况。首先，人们通过“现实”这面镜子反映出的混乱景象认识到外界的冲突。此外，人们观察到从（谦虚中蕴藏的）骄傲到（权力意向落空的）无礼的情感转变过程；并且怀着能够理解现实的期望追溯了一段“其他人曾经如何”（where the others have been）的经历。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特征就是个体和集体，部分和整体的混杂。
知识分子和（被“抵抗组织”精神奉为英雄的）底层民众之间未预料到的冲突属于意大利的内部事件；同时，这样的冲突也揭示出反映了重建意向的愿望，而重建类似于通过国家的悲伤情绪来救赎曾经的罪孽。同样，因异化而骄傲的作品结构也是意大利的产物。这样的作品有很多，以至于在里多而菲-夸罗尼（Ridolf-Quaroni）小组的泰尔米尼火车终点站（the passenger terminal of Stazione Termini）设计、蒂布蒂诺区（Tiburtino quarter）规划以及马尔特拉（La Martella）规划中都弥漫着这样的口号：“我参与故我们在”（I am participating；therefore we are）。
一旦这些知识分子确定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在政治上就转而推崇萨特（Sarrte）的方式；他们选择将他们的技术和语言的发展同突然兴起的阶级紧密联系到一起，该阶级依靠其作为“失败者的”（loser’s）过去而发家，曾经的经历使得他们成为新的“纯净”（purities）的使者。知识分子所建立的这种联系类似于给自己作了净化身体的沐浴，他们对传统的探察中隐含着将自身视作失败者的带有自虐倾向的要求，他们对农民家庭生活根基的探求缓和了因为与主体社会接触而产生的迷惑所带来的忧虑；然而，所有这些并不重要。即使他们自认为起着“东方三博士”（the Magi）的作用，自认为他们的努力对于新阶层是一件礼物，他们并不能意识到正是将其作为易控工具的计划语言决定了他们的思想。
然而，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中，这方面的情况并没有被察觉。这是因为，越是想消除战争爆发前被视作妥协和错误的事实，陈述新话语时带有的骄傲和自尊就越强烈。大众经验的语言被唤起，人们用它废除了建立在智能化基础上或依赖于构成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及新古典主义语汇的过去。1947年，里多而菲-夸罗尼小组设计了泰尔米尼火车终点站的竞赛方案；这是从新话语计划中产生的最有说服力的作品。
作为艰难解放的意象，夸罗尼、里多而菲、菲奥伦蒂诺、卡尔代利、卡雷（Caré）以及切拉迪尼（Ceradini）小组设计的泰尔米尼火车站方案是极富创新的。首先，结构从其自物质性中解放出来。这样的解放和通过表现主义手法获取的结构覆盖物的清晰度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而结构覆盖物是一个面对城市的、形式稳固而命运不定的“大屋面”。此外，建筑从固化的教条和浅薄的“解决方法”中解放出来。这个方案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有问题的；因为为了整合出场地的氛围，用带顶的广场表达对现实矛盾的敬意，该方案并没有摒弃象征的表达方式。17然而，难道人们不能从恢复矛盾重重的再现模式的努力中，从将压力传递到双叉支撑的簇状构件中，体会到依靠技术来解决现实困境的痛苦吗？1947年，夸罗尼还设计了位于罗马的普伦斯提诺教堂（the church at Prenestino），18尽管该建筑试图达到与技术发明的再度联合，但同时也通过将其表达对象悬浮于空中而探求技术主题的消解；19在1948-1958年建造的弗朗卡维拉教堂中（the church at Francavilla al Mare），这样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由此，在《建筑师手册》（the Manuale dell’architetto）中的“微技术”（little technique）之外，增加了另一种对待技术的方式。建筑师通过创造有些似是而非且与类型学无关的“流派”，形成了迂回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导向了一种无法容忍建筑被消减为简单装置的建筑学，而这样的建筑学必须对自身的局限性做出反省。上文已经提到，正在成为“罗马学派”主要人物的建筑师在泰尔米尼火车终点站方案中实现了“解放”，最终，这样的解放既试图避免仅仅探求方案的意义，同时又避免使其自身成为（质疑交流结构的）伤感的疑问标志。
然而，里多而菲-夸罗尼小组的泰尔米尼火车终点站竞赛方案同时还表达了其他的含义。在该方案中，城市的实体与观念形成了一个整体。与赛维奥·穆托拉里（Saverio Muratori）的新罗马剧院（the new Auditorium di Roma）竞赛方案中严整外露的结构体系形成对比，20泰尔米尼火车终点站竞赛方案中的建筑语言源自当时的痛苦和希望。在纪念性方面，新现实主义的建筑师呼吁一种未经编辑的语言。
泰尔米尼火车终点站竞赛方案并不是单一事件，它反映了构成新现实主义形势的主要趋势。夸罗尼和里多而菲很快就遇到了新的客户阶层。对里多而菲而言，30年代作品和民粹主义诗学的结合通过他在著作中所做的深入研究得以实现。21他为《结构要素标准化研究》（Contributo allo studio sulla normalizzazione degli elementi di fabbrica）以及1942年的《统一的问题》（Problem；dell'unifcazione）所做的酝酿工作以细部和安全“工艺”为主要讨论对象。里多而菲将对类型学和标准化的关注，和对罗马迪维拉马西莫街（Via di Villa Massimo）以及圣瓦伦蒂诺街（Via San Valentino）的建筑构件与结构细部的具体研究结合到一起；其目的在于将具体元素从建筑语言中剥离出来。这样，就为《建筑师手册》中的类型学作了充分的准备；该书出版于1946年，由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和“URSIS”组织主持，倡导一种用于重建时代的“微技术”方式。22该书颂扬“经验”的价值，为后法西斯意大利提供了一部有多个参考实例的实用手册。而事实上，《建筑师手册》中颂扬的建造传统是受理智主义影响的地方文化的集中体现；采用通用建筑语言的地方建筑呈现出技术化的外观，用“民间的”外衣颂扬早就成为意大利新政思想成分之一的地域主义。尽管这本书成为建筑师研究国际化和大众化建筑形式的参考书，但实质上它却是国外政治思想进入意大利的渠道。
因为对罗马实情的呈现极具代表性，里多而菲的《建筑师手册》和为“INA公共住宅计划”规章手册进行的类型学研究启发了迪奥塔勒维（Diotallevi）和马雷斯克迪（Marescotti）写成了《住房建设的社会、建筑和经济问题》（Problema sociale costruttivo ed economico dell'abiiazione）；而后两者和里多而菲早就在探讨“水平城市”的项目中有过合作。23《住房建设的社会、建筑和经济问题》1948年出版于米兰，反对对建造细部的盲目崇拜，代之以社会学和类型学的分析，明确参照了魏玛德国的先例（尤其在列举的第一系列先例中）。整本书的图解依序环环相扣，总体的组织方式表达了其内容的特点，即直接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展起来的基本建筑和城市规划伟大传统的影响。该书备受关注，却注定不能像《建筑师手册》那样成为书中珍品。从前后关系看，在马雷斯克迪的理论活动中，本书编辑上所做的并不成功的尝试正处于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在此之前是1945年的卡塔尼亚（Catania）“太阳之城”（La città del sole）展览，之后则是他对“CGIL”作品规划建造问题的分析。24马雷斯克迪的工作同工人运动以及合作运动的要求直接相关；而这些运动的进展有限则是因为1948年的左派失败以及中间派别的产生，同时也可以归因于他们内部不切实际的空想。事实上，在马雷斯克迪看来，社会合作中心是独立于政府官僚机构、消费者可以自主组织的地方；他将合作协会描述成基层政治活动的形式，同等级分明的管理方式相反。这样看来，马雷斯克迪随即和这些左派政党产生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在皮尔·博通尼（Piero Bottoni）和马雷斯克迪的方式之间出现了僵持，前者将线性技术提供给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后者则持反官僚政治的立场。无论如何，马雷斯克迪最终以禁欲主义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民粹主义思想，他设计的米兰“IACP”机构综合楼就遵循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进行的对“人的房子”（house of man）的深入研究，而1951-1953年建造的“格兰迪和贝尔塔基”社会合作中心（the social and cooperative center“Grandi e Bertacchi”）则反映了他关于民众参与的杰出思想。
另一方面，诸如伊纳吉欧·加尔代拉（Ignazio Gardella）设计的葡萄种植者之家（the Casa del Viticoltore，1945-1946），阿尔宾设计的切尔维尼亚的皮罗瓦诺避难所（the Rifugio Pirovano in Cervinia，1949-1951），以及他后来设计的切撒提综合区（the complex at Cesate），都体现了（甚至渗透到米兰的）源于民粹主义思想的建筑方式。然而，尤其是在阿尔宾设计的避难所中，这些意识形态都和脱离了物质基础而被过于美化的形式联系到一起。事实上，迪奥塔勒维和马雷斯克迪的书；米兰的“QT8综合区规划”；20世纪40年代由“BPR建筑创作小组”实施的一系列建筑，包括1945年建造的位于阿尔库伊诺街（Via Alcuino）的住宅，以及费吉尼（Figini）和波利尼（Pollini）1947-1948年应用元素化语汇设计的布罗勒托街（Via Broletto）诸建筑；辛迪尼（Ghidini）和莫佐尼（Mozzoni）设计的早期位于加拉拉蒂的住宅（the villa at Gallarate，1948）；博通尼设计的位于科索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的多功能建筑（the multipurpose building on the Corso Buenos Aires，1947-1949）；艾斯纳格（Asnago）和凡德（Vender）1950年设计的办公建筑以及位于维拉斯卡广场（Piazza Velasca）的建筑等作品中显示出的被净化的禁欲主义；上述所有这些成果都表达了在重建的年代，建筑生产组织采用的各种具有根本差异的方式。这些关系并不密切的作品都围绕工业中心展开实属情理之中；而作为工业中心，罗马保持着制胜的策略，即建造工业吸收失业者并且服从于金融以及投机市场。
从形式上看，伦巴第理性主义的“连续性”和罗马的民粹主义似乎至少在问题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两者共同采用了简化的路线。即使在非常复杂的工程中，人们依然用“贫乏的”语法处理问题，这似乎反映了阻碍历史发展的消极条件。
与新现实主义的作品相比，这两者仍然缺少同现代通用建筑语言之间的连续性。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曾经对马雷斯克迪以及博通尼的作品有所启发的社会实践被移植到通用语言之中，对大量建设和城市规划改革的研究被赋予朴素的面貌。此外，博通尼在第八届米兰三年展中做的实验性“QT8综合区规划”所面对的问题显然也不是形式方面的。毋庸置疑，博通尼的目的在于通过新生的三年展，将关注公共住宅的意大利建筑文化领军人物聚集到一起。“QT8综合区规划”成为米兰总体规划以及重建城市规划中一个自成体系的部分，它被视作新类型学、建筑和卫生学的实验性项目以及预制和工业化技术的永久展示区。路易吉·马蒂奥尼（Luigi Mattioni）和（博通尼在其中担任委员的）三年展技术部合作制定了详细的专用标准，由此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被统一成枯燥乏味的形式元素。
然而，在路易吉·艾奥迪（Luigi Einaudi）的政治经济策略所营造的环境中，诸如“QT8综合区规划”这样的项目，以及马雷斯克迪对住宅社会主题所作的明确表达，似乎都成为空想。在艾奥迪的控制下，货币已经脱离了通货膨胀的危险，并且逐渐减轻了财政亏本状况。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南北区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以及无法解决的外债问题，而最严重的问题则是失业人数的急剧增长，从1946年的1654872人增长到1948年的2142474人。人们呼吁建造工业“解决”由自由贸易政策引发的问题。1949年2月，范范尼（Fanfani）的计划成为法律，创立了题为《提高工人就业及促进劳工住宅建设的规定》（Provisions for increasing worker employment，facilit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housing）的“INA公共住宅计划”管理条例。该计划的目的很明确，在于控制正在增长的失业率；使住房供给从属于相对低迷的部门，将其控制在工业化前的水准并且使其受制于小型商业的发展；使原本动荡的、可以被剥削却难以被组织的劳动阶层尽可能保持稳定；使公共干预成为私人干预的支撑。
《建筑师手册》或是“QT8综合区规划”中包含的对生产革新的提议是否可以用于达到这些目的尚不清楚。而正如《建筑师手册》的作品列表以及新现实主义的期望所显示的，技术的提高既简单粗糙，又局限于地方之中，并且在推崇工匠技能、地方传统以及手工作品中达成惊人的一致。同样的，不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空间上，对区别于“折中城市”（city of compromise）的有机城市的坚持也成为新现实主义诗学以及“INA公共住宅计划”前七年活动的特征。
“INA公共住宅计划”中设定的城市政策很快就给业内人士留下和正确的城市规划相悖的印象。为了从低价土地中获利，“INA公共住宅计划”综合区搬离了城市中心，这催生了更大范围的规划，刺激了从公共部门建造基础设施中获利的土地和建筑买卖，使得这些部门逐步壮大和富有。这些计划和管理被阿纳尔多·弗斯切尼（Arnaldo Foschini）的强权管理所定型并不偶然，通过他，法西斯时期民粹主义者的不安状态开始延续到新的现实中。通过“APAO协会”重新联合到一起的意大利建筑师正面临着“良心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能通过选择从实用而不是道德方面考虑的政策加以解决，但由此也会给这个（能够给社会施加影响力的）组织的团结性带来严重后果。
建筑学新现实主义的“声明”以及“INA公共住宅计划”前七年的总体思想都体现在罗马蒂布蒂诺综合区上，该区建于1949-1954年，由夸罗尼和里多而菲这两位新“大师”，以及诸如卡洛·埃莫尼罗（Carlo Aymonino）、卡洛·基亚里尼（Carlo Chiarini）、菲奥伦蒂诺、费代里科·科里奥（Federico Corio）、兰扎（Lanza）、塞尔焦·伦奇（Sergio Lenci）、皮耶罗·马里亚·卢利（Piero Maria Lugli）、卡洛·梅洛格拉尼（Carlo Melograni）、贾恩卡洛·梅尼凯蒂（Giancarlo Menichetti）、里纳尔迪（Rinaldi）以及米凯莱·瓦洛里（Michele Valori）等更年轻的合作者共同设计。该综合区的联合设计是“罗马学派”形成的另一个基础。28该综合区远离城市中心，也没有采用当时城市中常用的建筑形式。设计师将该区塑造成当时流行的乡村“纯净”风格，新的综合区被再造得具有活力、自发性和人性。该区不再采用“新客观社”（neue sachlichkeit）所用的严整网格与控制力极强的几何关系，而是发掘一种将综合区的生产模式需求组织到一起的技术，以期解决人际关系疏离的问题。最终，综合区形成了并不规则、仅仅通过类型学略加控制的总体形状，而建筑从乡村传统、传统屋面的锻铁平台以及同外挂楼梯和平台相连的窗户中汲取了丰富的主题。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规划中，新现实主义建筑师的一系列反先锋方式和他们的宗旨之间出现了矛盾之处。在该综合区中，尤其是里多而菲主持的区域里，带有唯材料倾向的形式被提升为建筑语言的标准。正是通过这种唯材料建筑语言的失真和变形，人们才能够进行（曾经缺失且被极力寻求的）交流，这样的过程恰好和形式主义者以及技术先锋派的历程完全相符。此外，该区还有另一个特征。它揭示了新现实主义在认知上的焦虑，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对如何认识自身的焦虑，而获取认识的最糟糕方式是沉溺于乡村风格的温床，最好的方式则莫过于表达愤怒以及对交流的热切期望。
无论如何，蒂布蒂诺综合区都向小资产阶级受人尊敬的地位发起了冲击。严格地说，该综合区既不完全是城市也不完全是郊区，更不是一个“城镇”；而是愤怒和希望并存的证明，尽管支撑它的神话削减了这样的情绪。它表达了一种被转译成砖块、石块和石膏的“情绪”，而同其他任何情绪一样，这样的“情绪”只能够被战胜。此后，在萨宾（Sabine）山区规划、互不相连的工业区和铁路规划以及圣洛伦佐区（the San Lorenzo quarter）规划中，蒂布蒂诺区的实验已经被遗忘了，最终该区成为知识分子单方挑战混乱现状的证明。
而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该区对传统形式的反对和并不规则的边界线显然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人们毫无道理地开始赞同将公共住宅建设转换为一种投机买卖，将科技退步转换为高级部门的发展方式，并且强烈要求稳定性的力量。蒂布蒂诺区的方式被舍弃了。相反，其对立面出现了，而对蒂布蒂诺区的认识被简化为一种便于材料使用和消费的、容易达到的程式化做法。夸罗尼和里多而菲一样都已经在直觉上知晓这样的经验是不可以重复使用的，他们很快就寻求民粹主义思想的新转译方式。
事实上，几乎就是在蒂布蒂诺区实验的影响下，里多而菲设计了伦敦郊区中间区域的规划，该设计成为20世纪50年代早期知识分子焦虑经历的最佳证明，同时也展示了里多而菲自己设计语言的丰富性。1950-1954年，里多而菲为“INA公共住宅计划”主持了罗马埃蒂奥皮亚街高层住宅中心设计（the nucleus of tall houses on the Viale Etiopia），采用被称为“非洲区”（African quarter）的建筑密度。外露混凝土结构的连续性，顶部呈削平塔状的住宅楼的体积感以及强烈的明暗对比都被转化为大众化的叙事语言，戏剧性地表达了（难以通过建筑的“确定性”减轻的）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担忧。出于这样的原因，姿态骄傲的塔楼采用了前所未有的解决方式。塔楼对色彩、锻铁以及上釉陶器的运用都不是反讽方式的；相反，它表达了和综合区的巨大尺度形成对比的“小尺度”，在其中，技术仍然保有表达其自身的可能性。29对于里多而菲而言，对比的构成方式绝对是新的。毫无疑问，里多而菲在该设计中找到了其自身所处的位置，这使得他抛开所有的情感和怀旧情绪；混凝土构架和屋顶处理方式中所体现出的敏锐，对并无章法可循的细部变化的严谨处理，都揭示出他从新现实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除了那些被认为与该设计相对的作品，30即使在菲奥伦蒂诺设计的、建于1955-1962年、同样位于埃蒂奥皮亚街靠近铁路的住宅塔楼中，也没有体现出里多而菲设计的现实主义倾向。菲奥伦蒂诺并不关注社会现实的变化，其塔楼减轻了里多而菲的作品中所包含的紧张状态，将它们转化为在激烈转变的郊区中进行的全民消遣。里多而菲的表达方式冒着破坏的危险，很容易从《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 Open City）转变成《面包、爱情和幻想》（Bread Love and Fantasy）。1950年，他和长期合作伙伴沃尔夫冈·弗兰克尔（Wolfgang Frankl）设计了位于切里尼奥拉（Cerignola）的“INA公共住宅计划”综合区。该区源于对未来居民行为模式的深入研究；其形式以经过简化的类型学和丰富的材料为特征。31塔楼在埃蒂奥皮亚街的住区中统领着建筑的形式，然而，在切里尼奥拉住宅区，主要采用材料的并置以及形式各异的朴素形体。令优良技术自责的疏离感同样是现实主义的产物，虽然这可能是不自觉的。由保守的技术所协调和激发的形式诗意使短暂的现实得以升华，而由此产生的形式之歌表达了一种并不确切的幸福感。里多而菲对这种幸福感的体验在罗马“G。B。De Rossi街”公寓（the apartment building on Via G。B。De Rossi in Rome，1950-1951）中得到了体现。在当时，该建筑体现了向中产阶级住宅的回归，然而，却不能表达该阶层的情绪敏感性。该建筑没有采用类型学的方法，也没有以生活模式为出发点。最终，建筑呈富有冲击力的表现主义形式，视觉效果强烈，变化丰富，其各部分之间具有连续性，带有不连续轮廓线的基座成为形式特征的集中体现。该建筑再一次挑战了公众的口味。曾经引发争议的切里尼奥拉综合区的高贵形式被破碎的、徒然焦虑的以及显然庸俗的形式所代替；而这些特征也正是对其业主的描述，在里多而菲的诠释下，它们居然完全符合电影导演卢基尼·维斯康提（Luchini Visconti）对该阶层的描述。另一个能想到的对照是该建筑和埃蒂奥皮亚街高层住宅塔楼之间的相似之处。虽然前者并没有突破现实的表面而获得自身的解放，而后者仅局限于对现实的简单“注释”；但它们的建筑语言都表达了规则与例外共存的现实情况。
最终，里多而菲的建筑诗学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出这样的戏剧效果——熟练操作物质对象的游戏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这体现在1952年罗马马可波罗街（Viale Marco Polo）以及1952-1953年罗马维图罗尼亚街（Via Vetulonia）的建筑中。在特尔尼（Terni）城的设计中，里多而菲致力于制定设计详细且正在进行中的“城市保护”（urban care）32方案，开展了和城市结构的对话，位于弗拉蒂街（Via Fratti）的形式庄严的中学在一群折中主义大楼中显得鹤立鸡群，遵循了努奥罗新监狱（the new prisons of Nuoro，1953-1955）的严格几何规则。33然而，在“经济奇迹”（economic miracle）发生的初期，那些曾经支撑这种建筑诗学的条件逐渐消失了，个体对交流的迫切需求与历史情境产生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达成了一致；而这样的一致通过对（关于业已消失的“坏”世界的）不恰当怀旧情绪的谈论而得以维系。
与此同时，里多而菲作品的复杂性引发了对于“APAO协会”精神的批判。评论家的关注点几乎完全转向了潜藏在新现实主义背后的民粹主义主题。而包括赛维在内的、已经将“有机的”规则作为丰富建筑的手段而非破坏“现代”传统的策略的建筑师们都不会接受这样的主题。1950年，赛维的《现代建筑史》（Storia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最终限定了曾经在《走向有机建筑》和《如何品评建筑》中提出的观念并将其体系化。《现代建筑史》冗长的篇幅主要归因于尚不成熟的史学研究，而其中大胆的判断很快就被证明与事实不符；该书以具启发性的方式展开讨论，赛维试图将关于建筑学“命运”的争论转移到不被民间传说以及堕落的民粹主义损害的论述范畴中。意料之中的是，赛维并没有将新现实主义作为“有机”诗学的具体实现方式，而是推崇那些正在形成的坦丹萨学派（tendenza）的作品，包括朱塞佩·萨莫纳（Giuseppe Samonà）的罗马医院（the Ospedale Traumatologico of Rome）、克劳迪奥·达尔奥利奥（Claudio Dall'Olio）的撒布第饭店（restaurant in Sabaudi），以及他和S。拉迪孔尼奇（S。Radiconcini）设计的位于罗马皮萨内利街（the Via Pisanelli）的诸建筑。此外，该书并没有提及当时还没有被人注意的斯卡帕和卡洛·莫利诺（Carlo Mollino）。而莫利诺其时正通过尼禄湖滑雪者旅馆（Sled-lift Lodge on the Lago Nero，1946）和其他设计探索建筑中骨骼结构和空气动力学原理的结合。由此，他完成了（早在都灵易皮卡跑马协会总部[center for the Società Ippica in Turin，1935-1939]中就进行的）对有机建筑的原创性反讽转译。34事实上，尽管赛维对有机建筑进行了热情的宣扬，但真正的有机建筑趋势并非源自意大利。马尔切洛·德奥利夫（Marcello D'Olivo）设计的儿童公社（the Villaggio del Fanciullo，1949年）、萨莫纳设计的蒙代洛住宅（the villa at Mondello），以及艾多阿多·格尔纳（Edoardo Gellner）的作品、斯卡帕对赖特的解读和一些矫揉造作的运用，是为数不多的意大利有机建筑实例。35对有机建筑的争论仍然停留在话语层面。1951年，朱利奥·卡洛·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以“格罗皮乌斯和包豪斯”为主要论述对象的文本含蓄地回应了赛维的《现代建筑史》中的争论。该文本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按照阿尔甘的诠释，格罗皮乌斯是韦伯（Weber）和特洛尔奇（Troeltsch）倡导的新教道德规范的继承者，“自身就带有怀疑和失望之种”的欧洲理性神话的传播者，还是在最后一刻挽救了“源自必然崩塌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思想”的领导者。阿尔甘后来指出，和柯布西耶或密斯一样，格罗皮乌斯的唯理性源于“远离冲突的最后幻想”，此后的现代自由观念不再体现为对“无尽自然领域的尽情表达”。
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意大利文化并不容易理解阿尔甘。然而，阿尔甘的文本还是得到了相当的关注，它催生了一个年轻历史学家的精英群体。不过，和赛维的文本一样，该书并没能够充分地修正建筑实践活动。“APAO协会”和“MSA团体”的危机说明需要以新的模式组织建筑文化，而在大学中还有着相当大的学院思想残余势力。萨莫纳给威尼斯大学带来了意大利学术讨论的积极参与者，包括赛维、阿尔宾、加尔代拉、贝尔焦约索（Belgiojoso）、贾恩卡洛·德·卡洛（Giancarlo De Carlo）、斯卡帕、皮奇纳托以及阿斯滕戈等。这些人帮助威尼斯大学重新具有锐意进取的活跃性。然而，威尼斯大学很快就被学术界孤立了，仅仅在其内部保留了热烈的讨论。而“意大利城市规划协会”（下文简称“INU协会”）却挥舞着规划的旗帜并寻求与注定相异的政治力量的对话。
作为“INU协会”倡导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夸罗尼继续他在蒂布蒂诺区规划后的工作。对他而言，那个设计甚至在刚刚完成的时候就已经被取代了，它没有任何的诗意，也毫无“语言”可言，而夸罗尼不得不面对意大利的现实以寻求更有力的方式。他曾短期加入“社会技术团体”（the Gruppo Tecnici Socialisti），之后来到意大利南部，参加艾德里安诺·奥利维蒂的社区运动，并倡导议会对贫困状况加以研究。37夸罗尼不仅仅质疑城市规划的技术，还质疑其分析方法。并且进一步质疑注定会使得底层阶级的需求更加统一的规划结构。
夸罗尼和奥利维蒂的相遇并非偶然。Comunità杂志将知识分子组织成一个文化联合体，成为“知识分子共和国”与社会现实直接接触，使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接收由左党派人士认同新的社会科学。由此，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第三股力量”将Comunità作为自己的阵地。通过被授予特权的城市规划以及对城市社会学和盎格鲁萨克逊干预模式的关注，该杂志获得与现实的关联。重建时期的民粹主义倾向由此转为各种分散的模式，以恢复社区质量为目的的价值观与不顾人居质量的城市规划分庭抗礼。经过奥利维蒂思想的筛选，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文本，罗斯福时期的绿色城市以及花园城市成为新城市实验计划的基础。38由此，城市规划成为综合诸多控制城市的方式的语言；由技术引发的令人不安的变动由此找到了稳定的安家落户之所。
对于奥利维蒂而言，这项工作同引发了奥斯塔街（Valle d'Aosta）发展设想方案的活动是一致的。他的观念在于，以商业观念为中心，由此展开对物理环境的人文主义合理化建设。在任“INU协会”会长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公共住宅计划”（下文简称“UNRRA公共住宅计划”）协会副会长期间，奥利维蒂和夸罗尼等罗马建筑师一起在不发达的南部地区中心展开了建设活动。
作为“UNRRA公共住宅计划”协会副会长，奥利维蒂有着获得“欧洲复原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新基金的优势，他建议将资金用于意大利南部的坎佩尼亚区（Campania）、巴西利卡蒂区（Basilicata）以及普利亚区（Apulia）等分散于各地的工业区。他的兴趣并不仅仅在于缩减富裕区域和贫困区域之间的鸿沟。以不发达地区为起点，他可以干预原本并不服从规划的地区，由此实现在发达地区更加难以实现的领土平衡。新政的模式，尤其是田纳西河流治理工程的模式都采用了类似的策略。
巴西利卡蒂区的“马泰拉石穴”（the Sassi of Matera）规划案例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卡洛·莱维（Carlo Levi）的书《救世主不降临的地方》（Christ Stopped at Eboli）激起了人们对这片石穴中居民的广泛同情，而陶里亚蒂（Togliatti）和德·加斯佩里（De Gasperi）都曾经将这里称作“意大利的羞耻”（shame of Italy）。马泰拉被视作这一不发达区域的首府（这部分因为1945年爆发的民众斗争），无论是美国还是意大利的社会学家、新闻记者、经济学家以及建筑师都分析过该地区。401950年，阿莱曼尼（Alemanni）和卡利亚（Calia）向协会提出了关于巴拉达诺（Bradano）中部山区改造的报告，建议在该地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建立新农村并且将人口撤出“马泰拉石穴”。这些正是奥利维蒂要介入的活动。他主动在1951年将该协会的工作转为对马泰拉城及其周边乡村的研究，该研究由“INU协会”和“UNRRA公共住宅计划”共同资助。而受雇参与工作的夸罗尼、费德里科·戈里奥（Federico Corio）、图利奥·滕托里（Tullio Tentori）以及罗科·马扎罗尼（Rocco Mazzarone）等人则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解决各种困难。规定“马泰拉石穴”区改造的619律法不正当地利用了协会的调查结果，禁止人口普查查到的3374户中的2472户继续居住在原来的房屋中，并且阻止为从原房屋中撤离出的家庭建造村庄。事实上，依照这种“土地反改革”（land counterreform）方式，41马泰拉的情况成为将强大的工业首府强加于不发达地区的典型案例，不发达地区成为工业区的劳动力储备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该地区的农业被压制，服务性行业被人为地扩张，公共劳动政策刺激着南部的商品消费。
“UNRRA公共住宅计划”资助的马尔特拉村（The UNRRA village“La Martella”）以及塞拉韦内兰迪（Serra Venerdi）、拉内拉（Lanera）和斯巴安比安凯（Spine Bianche）综合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成的。马尔特拉村由夸罗尼、戈里奥、皮耶罗·马里亚·卢利（Piero Maria Lugli）、米凯莱·瓦洛里（Michele Valori）以及阿加蒂（Agati）规划，成为领土干预和管理的核心典型；一些蒂布蒂诺区的规划者发觉他们在“发现”南部现状的时候重新联合到了一起。43由此，同地理环境一致的居住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现实的敬意。“马泰拉石穴”中的邻里单元被诠释为一种半通俗半抽象的形式语言以及根据土地的等级确定地点的房屋，而其显见的塔形式则参照了夸罗尼的教堂。然而，结构重建代理机构和“UNRRA公共住宅计划”标准之间的矛盾却降低了重建的效率，并且导致村庄一期目标的失败。无论是在经济、社会还是土地改革方面，对于耕地的保守处理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对于夸罗尼来说，这是一个双重失败。他在南方的委托任务受到综合利益需求的阻拦，而因为所谓“第三股力量”幻想自身的模糊性，各种力量之间的冲突很难得以解决。与此同时，“马泰拉石穴”计划间接地引发了地方分权的社会导向意识，马泰拉的塞拉韦内兰迪、斯巴安比安凯和博尔戈维努西欧（Borgo Venusio）等地的新综合区反映了路易吉·皮奇纳托1952-1956年之间提出的规划概要，44成为“城镇中的城镇”（towns within a town），然而城市发展中的住房供给和职业的关系仍不明朗。尽管马泰拉案例受到意大利文化圈的高度关注，但它的情况在意大利不发达地区中肯定还不是最严重的。事实上，该案例最直接地证明了利益集中的有效性。对于那不勒斯（Naples）、巴里（Bari）以及巴勒莫（Palermo）这样的南方城市，公共职业和建筑业都在吸纳失业者，并为那些后来被鼓励迁移到发达地区的农业人口提供培训。由此这些人口就成为使得生产者工资始终维持在低水准的储备力量。
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并不掌握可以设计持久规划的工具，对左派政党小心翼翼的请求同样不能生成这样的工具。事实上，只要建筑师试图将他们的技术植入城市结构转换之中，就会遭受重大挫败，城市和周边地区成为最肆无忌惮的投机买卖基地，成为权力中心强制执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附加后果。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塑造了20世纪50年代新罗马的建造工业同夸罗尼的实验设计以及里多而菲的悲伤抒情并没有多少关系。1931年的总体规划为上层和中层的资产阶级提供了公寓住宅，这很好地满足了这些非常稳定的阶层对不动产的渴望；45市郊的高密度综合区计划供工人阶级使用；而最底层的阶级则只能住在乡村和非合法区，直到70年代，该阶层人口仍有50万之多，占罗马人口的五分之一。乌戈·卢奇肯蒂（Ugo Luccichenti）、文琴佐·莫纳科（Vincenzo Monaco）以及阿米迪奥·卢奇肯蒂（Amedeo Luccichenti）将这些公共住宅转变为愉快消费的对象。形式折中的建筑被小心地置于同历史中心交界的区域；它们有着新的形式有机的阳台，被迫成为体量的自我展示，它们的材料运用无懈可击，实质上它们最终成为身份的象征。46此外，并不乏对公共住宅的纪念性化处理，路易吉·莫雷蒂（Luigi Moretti）在他的布鲁诺博欧兹街“向日葵住宅”（Sunfower House on Viale Bruno Buozzi）中，将建筑设计得如神庙一般庄严，在入口处运用了上升的斜坡道。由此则产生了似乎自相矛盾的情况。莫纳科和卢奇肯蒂的建筑标准以及莫雷蒂的纯净形式主义都赋予建筑形式以明确的倾向，但是所运用的建筑要素却根植于先锋派的传统。某种程度上，在当前建筑中结合过去的形式似乎是一种回退。然而，这样的现象同样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新建筑运动（neues Bauen）的建筑语言在其有效性的同时也证明了其高贵性。而所有期望使其作品易于理解的建筑师，都只能采用含义更不受限定的建筑形式。
当然，从效忠于政治的文化角度看，很容易去谴责莫雷蒂的形式主义。然而他在科里多尼街的住宅旅馆综合体（houses-and-hotel on Via Corridoni，1948-1950）以及米兰科尔索意大利街（Corso Italia in Milan）的住宅办公综合体（the complex for apartments and offces on Corso Italia in Milan，1952-1956）的建筑语言甚至比1949年的罗马阿斯特莱公寓更为明确，尽管这样的明确性因为过度抽象的形式中带有的理想主义成分而有所削弱。莫雷蒂很有悟性地将古典形式转化为一种抽象的语言：实质上，他的米兰建筑的动人的纯粹主义同包括特拉尼（Terragni）作品在内的20世纪30年代更为抽象的建筑是相符的。然而，在50年代的氛围下，这样的作品注定是要遭受排挤的。莫雷蒂在圣马里内拉的皮尼亚泰利住宅（the Villa Pignatelli in Santa Marinella，1952-1954）中创造了超越日常生活大小事件的空间。该建筑采用随意的曲线形式、地中海地区常用的粉刷工艺以及阿拉伯主题，来保护“容纳警惕的撒克逊人的情绪和思想的房屋”。然而，在位于罗马的莫瑞吉奥住宅（Casa San Maurizio，1962年）以及菲乌吉新热综合体（the new thermal complex of Fiuggi，1965年）中，莫雷蒂转而不再使用这类从传统文化中提取的建筑形式。
然而，与此同时，德尔吉拉索莱公寓（the Palazzina del Girasole）、米兰建筑以及莫雷蒂编辑的评论杂志Spazio发表于1950-1953年的几篇文章，借用了先锋派的形式语言，这或许是为了证明其在学院中得到认可文化有效性。尽管可以从莫雷蒂的建筑中读出明确的语法，而这些语法是对其业主幻想的直接回应，人们从这些作品中更多发现的是形式的更新而不是对有机的或者新现实主义路线的继承，这样的更新潜藏在谨慎的优雅形式之下。1949-1953年，萨莫纳设计的位于崔维索（Treviso）的公寓和办公建筑以及巴里医院（Ospedale Inail in Bari，1948-1953年）坚持使用了确定的设计规则，而加尔代拉的亚历山德里亚职工住宅（the houses for employees in Alessandria，1952年）、米兰现代艺术博物馆（Galleria d'Arte Modema in Milan，1951-1954）以及伊斯基亚伊莎贝拉女王旅馆（Terme Regina Isabella in Ischia，1950-1953）都致力于在体量错动和材料肌理之间产生微妙的对话。48这些建筑内在的惯常方式始终是对理性主义的辩证对待，新的建筑品质源于以从容而坚定的姿态提升材料表达，采用典雅而并不呆板的形式并且吸收使所有作品都隐藏在谦逊外表之下的工艺。
正是类似的方式使得阿尔宾在该时期的研究中设计了他最著名的成果之一，即位于帕尔玛的“INA”办公楼（INA offce building in Parma）。为了将松散无序的城市建筑结构的各部分整合到一起，阿尔宾采用了标准化尺寸，混凝土框架形成纤细而有节奏的网格，同面板以及空隙处形成对话。49在罗杰斯看来，这种类似于“户外乐队”（en plein air）创作方式的设计语言，建立于技术精度之上的形式正确性以及（使人想起帕尔玛建筑室内楼梯的）理想主义的体验都是对既有环境的批判性诠释。阿尔宾的建筑可以同米兰博尔戈诺沃街的“BPR”建筑事务所（the BPR’s house on Via Borgonuovo）、萨莫纳设计的位于崔维索的建筑以及米凯卢琦的皮斯托亚梅尔奇证券交易所（Giovanni Michelucci’s Borsa Merci in Pistoia，1947-1950年）形成对照。
在这组建筑作品中出现了与“环境”的对话，这体现了那些年意大利建筑经验的独创性。而这种转向环境的设计只不过是转向自然的设计的另一个方面。这是对于“保护”的探寻，即穿行于温暖的覆盖物和周围环境之间的需求。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建筑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方是对先锋派遗产非同一般的感悟，另一方则是在限定同历史对话的界限时非同一般的谨慎。环境不再是字面意义上的历史结构，而被普遍认为是对悬而未决的判断作出最后抉择的依据。
在弗罗伦萨，米凯卢琦的建筑表达了以自我否定作为分解建筑和生活关系方式的期望。50米凯卢琦的阿雷佐戈韦尔诺府邸（Palazzo del Governo in Arezzo，1939年）以及福特代玛尼市的孔蒂尼-博纳科萨住宅（Villa Contini-Bonacossi，in Forte dei Marrni，1941年）都采用了高度抽象的光秃形式，它们似乎都远离了他在圣马里亚诺韦拉火车站（the station of Santa Maria Novella）中采用的手法；在这两座建筑之后，他1945年绘制的弗罗伦萨蓬特韦基奥（the Ponte Vecchio in Florence）附近区域的重建草图致力于以混杂动荡的现实环境作为城市形式的参照。51在皮斯托亚梅尔奇证券交易所中，米凯卢琦试图通过形式精巧的平衡和清晰表达该建筑的形式天生就反映了现实世界的紧迫状态，这样的目的源于对整体室内空间基本概念的信赖，同时也源于对通过暴露的结构来获得（像阿尔伯蒂与托斯卡纳文艺复兴建筑之间那样）与环境直接联系观念的信赖。在博洛尼亚的科利纳教堂（the church of Collina at Pontelungo，1947-1950年设计，1953年建成）中，建筑师试图将该建筑融入到乡村之中，通过“村舍”（cottage）主题的变化赋予该建筑以荒凉的氛围，表达人类的生存状态。该建筑是对新现实主义主题的个人改写，使用的材料和里多而菲的类似，但是缺乏他的表现主义力度。尽管米凯卢琦不时地显示出对矛盾因素的草率坚持，但在“二战”后的意大利，他是对建筑形式的应用最为严格的建筑师之一，无论如何，他期望建筑语言能够和现实环境取得融合。这使得他吸收“无形式的”形式，或者至少短暂地或暂时地接受由“场所精神”（genius loci）决定的形式。这就是米凯卢琦在科利纳教堂表达了对乡村的敬意之后，在计划建于圣雷莫（San Remo）的两座摩天楼中将重点放在尺度上的原因，也是他的皮斯托亚维尔京教堂（the church of the Virgin in Pistoia，1954-1956年）呈现出充满自信的朴素外观，52在佛罗伦萨卡萨迪储蓄银行（the Cassa di Risparmio）中采用纯净的结构，53以及建于1955-1957年佛罗伦萨圭恰迪尼街（Via Guicciardini）的公寓和商店的形式达到微妙平衡的原因。对于米凯卢琦而言，这类形式表达了阻止生活变化的意图，而变化则通过拉尔代雷诺教堂（the church of Larderello，1956-1959）对表面错动游戏的着迷得以表达。他难以忍受任何既有的形式限定，这使得获取绝对自由成为非常必要的事情。被称为“大红虾”（the Gambero Rosso）的科洛迪饭店（the restaurant in Collodi）以及皮斯托亚的儿童公社望景楼（the Villaggio Belvedere in Pistoia，1959-1961），都尝试着应用流动的空间和富有意义的结构。这些是米凯卢琦在六七十年代面对的主题的前奏，而他六七十年代的设计从被称为“大帐篷”的公路教堂（the Chiesa dell’Autostrada）开始。
然而，20世纪50年代建筑诗学崇敬的“环境”其实出自一种下意识的隐喻，隐喻的对象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寻求静态属性的期望。从这样的环境中得到的慰藉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继续寻求这样做的价值。对乡村地区的干预具有定义明确的特征，对市中心的干预则继承了乔瓦尼的方式而具有整体性，而这些干预都一致赞同在历史环境中建立有归属感的社区。由此，则产生了对社会共有的乌托邦的回归，同时反对没有任何自身特征不能给人带来归属感的大城市。这是对奥利维蒂的意识形态、滕尼斯（Tonnies）的幻想以及芒福德（Mumford）最具浪漫主义特性的思想的回归。然而，我们必须透过文化立场的表象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现象，挖掘它们更为内在的本质。在地方分权主义、人文浪漫主义以及未受外界影响的文化面貌之下，在这些年的文本和方案构筑出的沉重意识形态负担之下，蕴藏着对未来主义的含蓄批判。而急需转变的现代第二天性——傲慢，则经常通过狭隘的主题以并不清晰的方式得以展现。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早就意识到1910年代欧洲讨论的中心议题54又以令人不易察觉的方式重新出现了。而米凯卢琦的科利纳教堂这样的建筑则采用了“顺其自然”的方式，将由历史长河和集体活动构筑的传统和乡村同无情的主观事件相隔离。
显然，并不是所有米凯卢琦的设计都可以归为这种方式。然而，对于所有进行20世纪50年代形式（包括无耻的国家主义形式）实验的设计而言，正是米凯卢琦的设计转入到另一种文化范畴，为加贝蒂和伊索拉这样的建筑师提供了丰富的反思对象。此外，在重建时期，即使对最终结果带有普遍的不满情绪，米凯卢琦（以及里多而菲的）设计的褊狭之中所隐含的反叛始终有其严格的边界。而新“意大利之路”的特点就是，在其自身的辩护者之间有着持续不断的争执。
在“公社”的社会内涵得到复原的环境下，建筑师以同样的方式通过定义他们的职业技能来设定邻里的主题并非出于偶然。社会学再一次被引用到建筑学中。将“中心”等同于“有机”的中心城市神话在具有标准尺寸、聚合在主要服务设施（例如学校）周围的邻里单位思想中找到了对应方式。至少在图纸上，邻里单位被分解为井然有序的子系统。小型可管理的“公社”用于教育儿童和成人，这些儿童和成人在探求巩固价值的研究下组成团体，通过公约提升各阶层之间的协作。
对于意大利建筑师而言，邻里单位的神话仅仅是构成设计的原始素材。相对于灵魂的拯救，社会学家对邻里的定义更偏重于将其作为（保证和现实的联系的）符号控制手段。一方面，由上层社会强加的限制限定了邻里单位的构成，一切都被化解到城市次级系统的微观世界之中。另一方面，语言的清晰度受到了抑制，而一旦自身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新现实主义就失去了所有批判的力量并转而成为掩饰的工具。此外，尽管同“INA公共住宅计划”前七年实践的系统要求保持着微弱的联系，这种朴实并得以广泛传播的建筑语法甚至允许更老的学院派成员进入到这一领域中。
对邻里单位的模仿已经代替了源于意大利自身的悲哀。各种邻里单位实现方式的差异应该被视作对被误解的“场所精神”的敬意表达。萨莫纳-皮奇纳托小组设计的梅斯特圣朱利亚诺区（the San Giuliano quarter in Mestre，1951-1955）中，对环境保护论的拙劣模仿清晰可见，（曾经是混乱的博洛尼亚的博尔戈帕尼加莱区[the Borgo Panigale quarter in Bologna]唯一可提取要素的）对类型学的强调在其中找到了相应的实现方式。不论在圣朱利亚诺区还是在斯亚卡“INA公共住宅计划”综合区（the INA complex in Sciacca，1952-1954），萨莫纳这样的建筑师都坚持使用包含所有家居生活的语言；当考虑到这位建筑师在1945年的那不勒斯拉维纳诺区（the Lavinaio quarter of Naples）发展方案中还坚持柯布西耶的方式并推崇永恒的纪念性设计时，我们会发现（作为新思考方式的征兆）这样的转变非常重要。55这样的思考方式采用“暂时的”或“即时的”手段来偿还自身的债务，定义建筑的职业范畴，并且假装具有利用现实的能力，即使其视界已经超出建筑范畴之外。
这样的方式同样应用于米兰和都灵建造的综合区中。在切萨第（Cesate）“INA公共住宅区”中，阿尔宾、阿尔布里奇（Albricci）、“BPR建筑创作小组”以及加尔代拉被动地通过已得到普遍应用的建筑语言获取整齐的形式，56而费吉尼、波利尼和吉奥·庞蒂（Gio Ponti）则试图重新在环绕米兰德西埃街综合区（the complex of ViaDessie in Milan，1951-1952）中心绿地的大街区中复原基本的关系。民粹主义很快就缩减为个人的表达方式，消解在被动接受（预先设定好的）类型学的综合区中。综合区承担义务和发扬道德的面貌隐藏了弃权的态度，1948年事件之后知识分子团体内部的矛盾对意大利的公共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众所周知，这些公共建筑同时也受到斯堪的纳维亚新经验主义的影响。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综合区表明，以形态学和类型学为重点的研究有可能同单间住宅结合到一起。对建筑特性的研究同文化并非没有关系，最终它通过模仿得以解决：农民家庭的小的内部意象和通过社会民主主义大家庭获得的纯净和平并置在一起，而伴随着令人迷失的不确定性，文化的短暂试验模式想当然地为其自身作出了明确的选择。
马里奥·菲奥伦蒂诺和S。博塞利（S。Boselli）设计的罗马圣巴西略“UNRRA公共住宅计划”综合区（the UNRRA-Casa complex of San Basilio in Rome，1949-1955）以及阿斯腾戈-勒纳克小组（the Astengo-Renacco group）设计的都灵法尔切拉综合区（the Falchera complex in Turin，1950-1951），都受到瑞典新经验主义的一系列集合住宅及其优雅而易于理解的立面和细部的影响。对这些综合区的首次最严厉的批判源于参观这些地区时产生的不良情绪。这些综合区成为社会边缘人士居住的限制区，恶劣的生活环境显然由周围的生产条件造成，暴露了现实主义乌托邦思想的伪善本质。即使法尔切拉区更成功的（和圣巴西略综合区一样沿用开敞的多边形院落作为基础形式的）例子也脱离了都灵的现实，越来越成为将公众干预服务于自身需求的企业生活区。
如果只是从实验性特征考虑，可以说以下两个设计在平庸的背景之中脱颖而出，即路易吉·卡洛·达内里（Luigi Carlo Daneri）从1950年开始的热那亚贝尔纳贝布雷亚街综合区（the complex of Villa Bernabe Brea in Genoa）设计，以及阿达贝托·利贝拉（Adalberto Libera）设计的、同穆拉托里（Muratori）和德·伦齐（De Renzi）设计的高品质综合区相邻的罗马图斯克兰诺水平展开的住宅单元（the horizontal residential unit in Tuscolano，1950-1951）。58达内里和利贝拉都没有采用流行的民粹主义建筑语言，通过不同的技术含蓄地表达了对“二战”前意大利建筑实验的精确性的（与同时期总体倾向不符的）敬意。为了证明模仿的成分越少，建筑对自然的介入越令人信服，吉诺维斯综合区采用了和生产策略相关的、开放而严格的形态学要素。这些要素包括预制的钢筋混凝土构件，将建筑体量从地面托起的支柱，类型学标准化以及悬浮在各楼层之间的走廊。相较于前一个设计，利贝拉水平展开的住宅单元的技术和严格的几何关系甚至更加具有批判性。这片由沿水平展开的住宅区有着连续的单元结构，各个单元连在一起形成了被步行路打断的厚平板。该区使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荷兰类型学以及帕加诺对“水平城市”的研究。尽管作为应对当时环境的建筑实验是有效的，它仍然局限于对过去的回望。
范范尼设定的“INA公共住宅计划”由具有高超官僚政治技巧且显然不属于先锋派的阿纳尔多·弗斯切尼（Arnaldo Foschini）实施。在诸多设计中，达内里的提议是为数不多与计划总体意图高度相符的案例之一。而该计划前七年的建造活动说明，建筑实验中始终隐含着设计与（可以自由允许设计操作的）目标的矛盾。
由此，城市中到处都是通过预设和计划生成的居住区，而这些住区很快就证实即使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也无法通过建筑设计实现理想的社会环境。现实主义自身证明它只不过是无用妥协的产物而已。
曼弗雷多·塔夫里：意大利建筑史学家
（译者：王丹丹、刘玮）
注释：
1.本文所分析的历史时期目前还没有成为众多评论的讨论对象。现有的主要相关文本如下：V。Gregotti’s graceful and focused synthesis，Orientamenti nuovi nell’architettura italiana（Milan，1969）；the collection Il dibattito architettonico in Italia 1945-1975（Rome，1977）；A.Belluzzi’s essay，“Il percorso dell’architettura，”in the collection L’arte in Italia nel secondo dopoguerra（Bologna，1979）；the catalogue’28-78 Architettura。50 Anni di architettura italiana（Milan，1979）；G。Canella’s essay，“Figura e funzione nell’architettura italiana dal dopoguerra agli anni Sessanta，”in Hinterland，nos。13-14（1980），pp。48ff。；C。De Seta’s volume L’architettura del Novecento（Turin，1981）。另外可参见：the collection Architettura italiana anni sessanta（Rome，1972）and the monographic issue Italie‘75 of the review 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no.181（1975）。
还有一些关于特定城市和区域的概要和目录：the catalogue Milan 70/70（Milan，1972）；M.Grandi and A.Pracchi，Milano.Guida all’architettura moderna（Bologna，1980）；以及E.Bonfanti and M.Porta’s volume，Città，museo e architettura.Il gruppo BBPR nella cultura architettonica italiana 1932-1970（Florence，1973）；后者是对米兰团体（the Milanese group）的专论，因为试图将“BBPR建筑小组”的作品和意大利以及国际的情况联系到一起而著名。罗马的情况可参见：G.Accasto，V.Fraticelli and R.Nicolini，L’architettura di Roma capitale，1870-1970（Rome，1971），and I.De Guittry，Guida di Roma moderna（Rome，1978）.托斯卡纳的情况可参见：G.K.Knig，Architettura in Toscana 1931-1968（Turin，1968），and Itinerario di Firenze moderna（Florence，1976）。威尼斯的情况参见：P.Maretto，L’architettura a Venezia nel XX secolo（Genoa，1969）。关于城市规划争论的历史可参见：M。Fabbri’s volume，Le ideologie degli urbanisti nel dopoguerra（Bari，1975；new edition：L’urbanistica italiana dal dopoguerra a oggi.Storia，ideologie，immagini，Bari，1983）。其他和本文相关的文本可参照参考书目。
2.参见：“Sistemazione delle Cave Ardeatine，”in Metron，no。18（1974）；ibid。，no。45（1952）：17-23；L.Quaroni，“Il mausoleo delle Ardeatine，”in Il cittadino，April 20，1949.该建筑入口处的扶手由米尔科·巴尔萨德拉（Mirko Balsadella）设计，雕刻群由弗朗西斯科·柯西亚（Francesco Coccia）设计。德国集中营死难者纪念碑参见：E。Peressutti，“Dedica”in Casabella，no.193（1946）：3，以及Bonfanti-Porta，Città，museo e architettura，109ff。“BPR建筑小组”设计的纪念碑因为状态恶化而在1950年被替换成以卡拉拉大理石做基础的铜结构；1955年又恢复到原先的设计。
3.同上。
4.“APAO建筑协会”、都灵的帕加诺小组、米兰“MSA建筑团体”以及“INU协会”参加了1945年12月14日到16日举行的会议。其中，值得注意的会议报告如下：M.Ridolf，“Appunti sui provvedimenti urgenti per la ricostruzione e sull’orientamento della unificazione e tipizzazione nell’edilizia”；P.L.Nervi，“Per gli studi e la sperimentazione nell’edilizia”；B.Zevi，“L’insegnamento delle construzioni di guerra americane per l’Italia，”in Atti，no。3.此外还有：Catholic F.Vito，“La demanializ-zazione delle aree fabbricabili”，这篇文章提出了免除城市发展税收的设想。另可参见“INU协会”编辑的文集：Relazione a cura della Commissione per lo studio dei problemi del piano regionale，ibid。，vol.I，pp.30 ff.以及：E.N.Rogers，“Introduzione al tema’Provvedimenti urgenti per la ricostruzione，”ibid.，1 ff。，重印于：Esperienza dell'architettura，（Turin，1958），109 ff.
5.参见：G。De Finetti，“Della proprietà delle aree nei rifessi delle costruzioni，”in Atti，no.6，9 ff。菲内蒂始终同他在1920年代就对米兰作出的一系列反思保持着一致。然而，在1945-1950年，很难继续坚持他的（尤其是在“伦巴第街”规划[参见La città。Architettura e politica，no。2{1946}，no。2]、米兰贝卡里亚广场规划等方案[参见La città。Architettura e politica，from no。1，1945，to nos。3-4，1946；菲内蒂写于1942-1951年的文章Milano risorge；该文章重印于Milano。Costruzione di una città，Milan，1969.另参见：Giuseppe de Finetti。Progetti 1920-1951’Milan，1981；以及：Renato Airoldi，“’Forma urbis Mediolani：’una illusione aristocratica，”in Casabella，no。468，1981：pp。34-43.]中体现出的）城市生理学研究。菲内蒂的反讽方式并无意针对柯布西耶和博通尼，他试图和过去的政体制度取得联系的新古典主义品味不应该被谴责。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反对法西斯主义者，他和妻子都参加了行动党（the Partito d’Azione）。另参见：De Finetti’s Zibaldone（Archivio De Finetti，Triennale of Milano）；玛丽斯·玛奇埃托（Marisa Macchietto）1981年10月29日发表的评论文章（Venice：Dipartimento di Storia dell’Architettura）。值得注意的是，菲内蒂翻译成意大利文的路斯文章（Gli inutili[in Paese libero，June 2，1947]）对德意志制造联盟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对此还可以参见：De Finetti，“La Triennale e l’utilità，”in 24 ore，June 23 and 26，1951.
6.参见：A.Della Rocca，S。Muratori，L。Piccinato，M。Ridolf，P。Rossi De Paoli，S。Tadolini，E。Tedeschi，and M。Zocca，Aspetti urbanistici ed edilizi della ricostruzione（Rome，1944-1945）。
7.参见：P.Gazzola，“Le vicende urbanistiche di Milano e il piano A。R，”in Costruzioni-Casabella，no。194（1946）：pp。2ff；C.Perelli，“Studi per il nuovo piano regolatore di Milano，”in Metron，no。10（1946）：pp。18-49；Bonfanti-Porta，Città，museo e architettura，104-105 and plate 72.阿尔宾、博通尼、“BPR建筑小组”以及穆基（Mucchi）都属于“AR团体”。
8.1946 年，同样有意大利“CIAM”成员参加的设计竞赛也提议对米兰进行办公分区。参见：Metron no。30（1948），15ff。；M。Venanzi（p.15），and by L。Piccinato，“Il concorso di idee per il centro direzionale di Milano，”14-17.
9.参见：Metron，nos。23-24；see also I。Insolera，Roma moderna，3rd ed。（Turin，1976），180.
10.参见：M。Visentini，Presentazione del Piano Piemontese，and G。Astengo，M。Bianco，N。Renacco，and A。Rizzotti，Piano Regionale Piemontese，both in the monographic issue of Metron，no。14（1947）。
11.参见：Knig，Architettura in Toscana，50ff。
12.B。Zevi，Saper vedere l'architettura（Turin，1948）。评论杂志Metron从1945年8月开始出版，由皮奇纳托和里多而菲主编。1945年，皮奇纳托的文集Urbanistica也开始出版，1946年，帕加诺和赛维等人创办了广受欢迎的带插图的杂志A-Attualità，Architettura，Abitazione，Arte。赛维这段时间活动还可以参考他的文章：“L’architettura organica di fronte ai suoi critici，”in Metron，nos。23-24（1947）。1943-1946年的争论可以参考：D。Borradori and M。Porta，Architettura e politica italiana1943-1946（Milan，1966）。
13.参见：B.Zevi，Architettura e storiografa，（Milan，1951）；idem，“Benedetto Croce e la riforma della storia architettonica，”in Metron；Pretesi di critica architettonica（Turin，1960）；Uno storico vitale：Franz Wickhoff，in Pretesti；idem，“Il rinovamento della storiografia architettonica，”in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vol。22，series 2，nos。1-2，（1954）。另外还可以参见自传体书：Zevi su Zevi（Milan，1977）。
14.参见：Programmatic declar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Organic Architecture，in Metron，no.2（1945）：75-76.
15.罗杰斯编辑的Domus（马可·扎努索[Marco Zanuso]是主要撰稿人）的目录非常重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罗杰斯始终努力将历史和建筑的现状与更为复杂的总体文化主题相联系。目录中包括莱昂内诺·文丘里（Lionello Venturi）关于抽象艺术的文章（载于no。205[1946]）、迪诺·里希（Dino Risi）关于电影的文章、马利皮埃罗（Malipiero）关于音乐的文章、多福斯（Dorfes）关于同时期绘画的文章、巴洛（Ballo）等人关于建筑的文章（“Le rêve architecte，les intérieurs de Franz Kafka，”no.217[1947]）。1948年，在第226期，吉奥·庞蒂成为主编。虽然他使得杂志更具有漫谈式的风格，但他并没有忽视文化。
16.还没有人专门讨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建筑的真正发展历程。除了关于里多而菲和夸罗尼的书目，还可以参照以下文本：L.Quaroni，“Il paese dei barocchi，”in Casabella，no。215（1957），这篇文章批判了他的蒂布蒂诺区设计；此外，还有P.Portoghesi，“Dal neorealismo al neoliberty，”in Comunità，no.65（1958）；Idem，“La scuola romana，”ibid。，no。75（1959）；M。Manieri-Elia，“Il dibattito architettonico degli ultimi venti anni I：Il primo decennio dalla Liberazione，”in Rassegna dell’Istituto di Architettura e Urbanistica，no.1（1965）：76-96；Accasto-Fraticelli-Nicolini，L’architettura di Roma capitale，523ff。；G。De Giorgi，“Breve proflo del dopoguerra：dagli anni della ricostruzione al‘miracolo economico，’”in the collection Il dibattito architettonico in Italia，23ff。；G。Massobrio and P。Portoghesi，Album degli anni Cinquanta（Rome-Bari，1977）201ff。；Canella，“Figura e funzione”.而试图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置于20世纪欧美现实主义建筑背景之中的讨论则可参见：M。Tafuri，“Architettura e realismo，”收录于Le avventure delle Idee nell'architettura 1750-1980，ed。V。Magnago Lampugnani（Milan，1985），123-145.
17.罗马车站竞赛以及夸罗尼和里多而菲合作的方案可参见：Giuseppe Samonà，“I progetti per il completamento frontale della stazione Termini，”in Metron，no。21（1947）；L.Piccinato，“La stazione di Roma”ibid。；V.Fasolo，“Il concorso per la nuova stazione di Roma，”in L’Urbe，no.2（1947），这篇文章的有趣之处在于对学院文化作出了诠释；S。Muratori，“Concorso per il completamento del fabbricato viaggiatori della nuova stazione di Roma-Termini-Motto：UR，”in Strutture，nos。3-4（1947-1948）：56-61.最后一篇文章对夸罗尼和里多而菲的方案作出了分析，其中包含着评判现代的主题，这也是穆拉托里后来立场的特征。此外，相关的论述还有：M。Tafuri，Ludovico Quaroni e Io sviluppo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 in Italia（Milan，1964），87-89；Accasto-Fraticelli-Nicolini，L’architettura diRoma capitale，521-523；R。Nicolini，“Il concorso per stazione Termini，”in Controspazio，no.1（1974）：93.
18.参见：L.Quaroni，“Perché ho progettato questa chiesa，”in Metron，nos。31-32（1949）。
19.参见：Tafuri，Ludovico Quaroni，pp.83-85；A。De Carlo，“La chiesa di Francavilla a Mare，”in L’architettura-cronache e storia，no。52（1960）。
20.关于新罗马剧院竞赛的情况可参见：Metron，no.43，1951，and Architetti，nos.12-13，1952.尽管该竞赛的结果并没有特米尼车站那样引人注意，却更充分地体现了在意大利建筑师之间的冲突。穆拉托里的设计在第一轮战胜了莫兰迪-卡拉拉-马鲁菲（Morandi-Carrara-Maruff）小组和法维尼-帕罗替尼（Favini-Pallottini），然而，在第二轮中，穆拉托里原设计的有机性被削弱了。穆拉托里的两个方案都和夸罗尼的弗朗卡维拉教堂中体现的研究氛围相符，穆托拉里和夸罗尼之间的合作再次得到了实现。而皮欧·门泰斯（Pio Montesi）的方案则表达了对建筑要素术语的学术忠诚。
21.参见：G。Muratore，“L’esperienza del Manuale，”in Controspazio，no。1（1974）：82-92.
22.这本手册由里多而菲、菲奥伦蒂诺、赛维、C。卡尔卡帕里那（C.Calcaprina）以及A。卡德里（A。Cardelli）编写。另参见：M。Ridolf，“Il‘Manuale dell’architetto，’”in Metron，no.8（1946）：35ff。
23.参见：I.Diotallevi and F。Marescotti，Il Problema sociale costruttivo ed economico dell’abitazione（Milan，1948）；G。Ciucci，“Dalla casa dell’uomo alla casa popolare，”in G。Ciucci and M。Cascia to，Franco Marescotti e la casa civile，1934-1956，（Rome，1980），7-20.
24.参见：C.Ceccucci，I.Diotallevi，and F。Marescotti，“Relazione sui problemi dell’edilizia”；本文收录于Il Piano del Lavoro，（ROME：National Economic Conference of the CGIL，1950），3-35.
25.马雷斯克迪的作品参见：E。Tadini，“Storia e realtà del primo Centro Sociale Cooperativo‘Grandi e Bertacchi，’”in L’architettura-cronache e storia，no。13（1956）：482-489；the Quaderno 9（1979），由卡塔尼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协会（the Departmental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Catania）编写；Ciucci-Casciato，Franco Marescotti，he Quaderno 9（1979）。另参见马雷斯克迪1976年举行的米兰理工大学会议记录：Hinterland，no。13-14（1980）：10-19.
26.早在1934年由博通尼、帕加诺和普奇（Pucci）在第六届米兰三年展中的实验性综合区中，“QT8”项目的最初概念就得到了体现。Metron见证了“QT8”的整个历史，参见：“QT8：un quartiere modello，”ibid。，no。6（1946）：76-79；ibid。，the special issue of nos。26-27（1948）；“Il quartiere sperimentale della Triennale di Milano，”ibid。，no。43（1951）：56-61.另外还可参见：E。N。Rogers，“Esperienza dell’ottava Triennale，”in Domus，no。221（1947）；G。Canella and V。Vercelloni，“Cronache di 10 Triennali，”in Comunità，no。38（1956）：44-52；F。Buzzi Ceriani and V。Gregotti，“Contributo alla storia delle Triennali，2：Dall’VIII Triennale del 1947 alla XI del 1957，”in Casabella，no。216（1957）：7-12.博通尼的作品可参见专论：Controspazio，no。4（1973）。
27.为了理解“INA公共住宅计划”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政策，很有必要了解两个出版物：Ina-Casa。Suggerimenti，norme e schemi per la elaborazione e presentazione dei progetti。Bandi di concorso，（Rome，1949）；以及Ina-Casa。Suggerimenti，esempi e norme per la progettazione urbanistica。Progetti tipo，（Rome，1950）。阿纳尔多·弗斯切尼（Arnaldo Foschini）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的。弗斯切尼战后为那不勒斯意大利中央银行中心办公区（the central offces of the Banca d'Italia in Naples，1949-1955）、欧洲复员计划下的艾玛考拉塔教堂（the church of the Immacolata，1955）等项目所作的工作仍然试图寻求学术化的设计规则，然而他执行“INA公共住宅计划”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却是强权统治思想，这样的思想要求借用新现实主义采用的流行要素来弥补自身强制性所带来的压力。对此可参见：Arnaldo Foschini。Didattica e gestione dell’architettura in Italia nella prima metà del Novecento，Faenza，1979.阿达尔贝托·利贝拉（Adalberto Libera）负责该计划的技术，弗斯切尼任命马里奥·德·伦齐（Mario De Renzi）、卡塞拉·里基尼（Cesare Ligini）以及里多而菲负责筛选计划中的典型项目。里多而菲和弗兰克设计的特尔尼综合区（the Italia complex in Terni，1948-1949）是最早实现的范本。关于“INA公共住宅计划”参见：L。Beretta Anguissola，I 14 anni del piano Ina-Casa，（Rome，1963）；Ina-Casa，in Per l’Italia。Atti e documenti della ricostruzione italiana，vol。4：Politica sociale，edited by the Democrazia cristiana，（Rome，1953），87-118；F。Gorio，“Un parere sul Piano Fanfani，”in Urbanistica，no。3（1950），再版于Il mestiere del architetto，（Rome，1968）；F。Tentori，“Dieci anni della gestione Ina-Casa：necessità di un dibattito costruttivo，”in Casabella，no。248（1961）：52ff。；再版于L’architettura delle città nell’Italia contemporanea，（Bari，1968）。
28.关于夸罗尼20世纪30年代到1964年之间的作品，参见：Tafuri，Ludovico Quaroni，which examines projects done with Ridolf；A。Bandera，S。Benedetti，E。Crispolti，and P。Portoghesi，Omaggio a Cagli。Omaggio a Fontana。Omaggio a Quaroni，an exhibition catalogue（Rome：l’Aquila，1962）。他的文章收录于La città fsica，ed。A。Terranova，（Rome-Bari，1981）。对于他四五十年代的活动，可参见：F。Gorio，“Dieci anni di produzione coerente：opere dell’architetto romano Mario Fiorentino，”in L’architettura-cronache e storia，no。45（1959）。对于里多而菲，参见：nos，1 and 3（1974），of the review Controspazio，and the catalogue Le architetture di Ridolf e Frankl，ed。Francesco Cellini，Claudio D’Amato，and Enrico Valeriani，（Rome，1979）。另参见：G。Canella and A。Rossi，“Architetti italiani：Mario Ridolf，”in Comunità，no。41（1956）：50-55；G。De Carlo，“Architetture italiane，”in Casabella，no。199（1957）：19-33；Portoghesi，“Dal neorealismo，”“Una mostra e un convegno su Ridolfi e Frank！”（papers given at the conference in November 1979），
in Controspazio，nos。5-6（1979）：63ff。；F。Cellini and C。D’Amato，“Il mestiere di Ridolfi，”in La presenza del passato，（Milan：La Biennale di Venezia，1980）：68-71.直到近期，里多而菲的作品才得到关注，在1980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他被视作后现代主义的鼻祖。关于他更新作品的讨论如下：对于蒂布蒂诺区设计，参见G。Muratore，“Gli anni della ricostruzione，”in Controspazio，no。3（1974）：6-25，and G。Monti，“Le palazzine romane，”ibid。：26-35；Quaroni，“Il paese dei barocchi”；C。Aymonino，“Storia e cronaca del quartiere Tiburtino，”in Casabella no。215（1957）；C。Chiarini，“Aspetti urbanistici del quartiereTiburtino；”F。Gorio，“Esperienze d’architettura al Tiburtino”；M。Girelli，“Dal Tiburtino a Matera，”ibid。，no。231（1959）；C。Conforti，Carlo Aymonino：l’architettura non è un mito，（Rome，1980）：15ff。
29.里多而菲和弗兰克在罗马埃蒂奥皮亚街的高层住宅设计的所有街区都设置了便利设施和学校，记住这点非常重要。
30.参见：De Giorgi，“Breve proflo del dopoguerra，”33.
31.参见：V。Gregotti，“Alcune opere di Mario Ridolf：case Ina a Cerignola，case Ina a Terni，casa di città a Terni，palazzina in via Vetulonia a Roma，”in Casabella，no。210（1956）。
32.参见：M。Coppa，“Il piano regolatore di Terni：parte seconda，”in Urbanistica，no。35（1962）：59 ff。；V。Fraticelli，“Terni：progetto e città，”in Controspazio，no。3（1974）：74-79.
33.参见：G。Muratore，“Le nuove carceri di Nuoro，”Controspazio，no。3（1974）：44-49.
34.莫利诺的建筑师生涯在意大利建筑界无疑是一个特例。除了建筑师，他还是一个特技飞行员、飞机和汽车设计师、专利发明家和赛车及摄影的爱好者。他不断地穿梭于各种角色之间，享受着作为建筑顽童的乐趣。在他的装饰、家具、物品和摄影中，他尝试着超现实主义的形式语言，这和高迪、麦金托什以及伊姆斯（Eames）的方式有共通之处。作为一个建筑师，他在尼禄湖滑雪者旅馆之后设计了都灵的皇家剧院（Teatro Regio）、商业会所以及鲁特拉里奥舞厅（the Lutrario ballroom）。对于莫利诺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动可参见：Massobrio-Portoghesi，Album degli anni Cinquanta，and C。Borngr？ber，Stilnovo。Design in den 50er Jahren。Phantasie unt Phantastik，（Frankfurt）：14ff。关于莫利诺成果的简介可参见：G。Brino，“Architettura a tempo perso。Hobby a tempo pieno，”in Modo，no。4（1977）：43ff。，and“Carlo Mollino，”in Lotus，no。16（1977）：122 ff。
35.艾多阿多·格尔纳生于1909年，他的建筑生涯是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建筑界的另一个特例。在维也纳和威尼斯学习后，格尔纳工作于科迪那迪阿姆贝索（Cortina d’Ampezzo），证明了他对环境以及山区特点的超凡敏感性。在科迪那，他的作品包括特尔维大楼（the Palazzo della Telve，1953-1954）、邮政办公楼（the Post Offce，1953-1955）、基维住宅（the Giavi house，1954-1955）以及居住共合体（the“Residence Palace”condominium），这些建筑说明除了对材料的关注，它们还受到赖特几何形式的影响。1955-1958年，他设计了考特迪卡多地区的埃尼村（the Villaggio Eni in Corte di Cadore），建筑分散于自然环境中，通过服务性建筑和帐篷群得以丰富；从起连接作用的斜披道可以看出他不受拘束的建筑语言，这些开放的坡道使人想起柯布西耶的手法，同由它们的倾斜运动引发的几何变形联系到一起。参见：L。Ronchi，“Opere dell'architetto Edoardo Gellner：cinque edifci nel centro di Cortina d’Ampezzo，”in L’architettura-cronache e storia，vol。5，no。44（1959）：82-121.
36.参见：G。C。Argan，Progetto e destino，（Milan，1965），90.
37.参见：Tafuri，Ludovico Quaroni，100ff。在参加社区活动之前，夸罗尼曾经参加市民协作运动（the Movement for Civic Collaboration）和社会协助学派（the School for Social Assistance），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将社会和城市讽刺结合到一起。参见：L。Quaroni，“Le indagini urbanistiche del centro di ricerche sociali”，1947年6月米兰首届社会技术国际会议未发表文章。关于意大利左派直到1959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大会前对社会的消极态度，参见：L。Balbo and V。Rieser，“La sinistra e lo sviluppo della sociologia，”in Problemi del socialismo，no。3（1962）。另参见：L。Quaroni，M。L。Anversa and others，“Indagine edilizia su Grassano，”in Inchiesta parlamentare sulla miseria，vo。13（Rome，1954）。夸罗尼这段时期的境遇参见他的文章：“L’urbanistica per l’unità della cultura，”in Comunità，no。13（1952）；“La città，”ibid。，no。26（1954）；“L’architetto e l’urbanistica”；收录于L’architetto d’oggi，（Florence，1954）。
38.关于奥利维蒂的思想和建筑的关系参见：Fabbri，Le ideologie degli urbanisti nel dopoguerra；Politique industrielle et architecture，monographic issue of L’architecture aujourd’hui，no。188（1976）。另参见：B。Caizzi，Gli Olivetti，（Turin，1962），以及相隔16年的两项宣言：C。L。Ragghianti，“Adriano Olivetti，”in Zodiac，no。6（1960）以及L。Quaroni，“L’expérience de la Martella，”in Politique industrielle：46-47.另外还可以参见：G。Berta，Le idee al potere。Adriano Olivetti tra la fabbrica e la Comunità（Milan，1980）；以及U。Serafni，Adriana Olivetti e il Movimento Comunità，（Rome，1982）。
39.参见：A。Restucci，“La dynastie Olivetti，”ibid。，2-6；Idem，“Un rêve américain dans le Mezzogiorno，”ibid。，42-45.另外可参见南部发展思想同奥利维蒂类似的文本：R。Musatti，La via del Sud，（Milan，1955）。
40.参见：F。G。Friedmann，“Osservazioni sul mondo contadino nell’Italia meridionale，”in Quaderni di sociologia，no。3（1952）and Un incontro：Matera，（Rome：UNRRA-Casas，1953），as well as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Commissione per lo studio della città e dell’Agro di Matera（1956），ed。UNRRA-Casas：F。Friedmann，R。Musatti，and G。Isnardi，Saggi introduttivi；T。Tentori，Il sistema di vita nella comunità materana；F。Nitti，Una città del Sud。
41.参见：G。Bagheri，“La controriforma fondiaria，”in Comunità，no。60（1959）。
42.“马泰拉石穴”案例可参见：N。Mazzocchi Alemanni and E。Calia，“Il problema dei Sassi di Matera，”a report given to the consortium of the middle valley of Bradano（1950）；F。Aiello，“Dai Sassi alla borgata，”in Nord e Sud，no。5（1955）：62-88；R。Giura Longo，Sassi e secoli，（Matera，1966）；M。Fabbri，Matera，dal sottosviluppo alla nuova città，（Matera，1971）；Group“Il Politecnico，”Rapporto su Matera。Una città meridionale fra sviluppo e sottosviluppo，（Matera，1971）；M。Tafuri and A。Restucci，Un contributo alla comprensione della vicenda storica dei Sassi（Matera：Ministero dei Lavori Pubblici，1974）；A。Restucci，“Città e Mezzogiorno：Matera dagli anni‘50 al concorso sui’Sassi，’”in Casabella，no。428（1977）：36-43；idem“Gli intricati destini di Matera，”in Spazio e Società，no。4（1978）：93ff。；以及专论Storia della città，no。6（1978）。
43.对于马尔特拉村规划，参见：G。De Carlo，“A proposito di La Martella，”in Casabella，no。200（1954）；F。Gorio，“Il villagio La Martella，autocritica，”ibid。；Tafuri，Ludovico Quaroni，105-116；Quaroni，“L’expérience de la Martella”。
44.参见：L.Piccinato，“Matera：i Sassi，i nuovi borghi e il piano regolatore，”in Urbanistica，nos。15-16（1955）。对于坚持了新现实主义路线的马尔特拉新综合区可参见：L。Quaroni，“I concorsi nazionali per il quartiere Piccianello a Matera e per il Borgo di Torre Spagnola，”in L’architettura-cronache e storia，no。2（1955）。埃莫尼罗、基亚里尼、伦奇等人设计的斯巴安比安凯综合区（the complex of Spine Bianche，1954-1957）试图将民粹主义建筑语言合理化，这和埃莫尼罗的作品有关，这些设计同当时的“罗马学派”作品都是20世纪50年代广泛应用的风格的体现。另参见：Conforti，Carlo Aymonino，19-22.
45.罗马公寓的情况参见：I。Insolera，“Lo spazio sociale della periferia romana，”in Centro sociale，nos。30-31（1959-1960）：33-34；idem，Roma moderna，98-99；P。Portoghesi，“Palazzina romana，”in Casabella，no。407（1975）。
46.阿米迪奥·卢奇肯蒂的作品是罗马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时期的代表，参见：M。Manieri-Elia，Ugo Luccichenti architetto，（Rome，1980）。
47.莫雷蒂的情况参见：G。Ungaretti，50 immagini di architettura di Luigi Moretti（Rome，1968）；R。Bonelli，Moretti（Rome，1975）。他的作品今天被美国以更带有欧洲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方式重新评价并不偶然，相关情况参见：T。Stevens，“Introduction”to L。Moretti；“The Values of Profles”and“Structures and Sequences of Spaces，”in Oppositions，no。4（1974）：110-111.此外，莫雷蒂翻译的关于建筑制模和空间结构的两篇译文最初刊登于：Spazio，no。6（1951-1952），and no。7（1952-1953）。
48.参见：G。C。Argan，Gardella，（Milan，1956），重印于Progetto e destino，353-373；以及A。Samonà，Ignazio Gardella e il professionismo italiano（Rome，1981）。萨莫纳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作品参见：G。Ciucci，“La ricerca impaziente：1945-1960”，收录于Giuseppe Samonà，Cinquant’anni di architetture，2nd ed。（Rome，1980），57ff。
49.帕尔玛的“INA”办公楼参见：E。Gentili，“La sede dell’Ina a Parma，”in Casabella，no。200（1954），以及Gio Ponti，“Lezione di una architettura，”in Domus，no。266（1952）。阿尔宾的作品总体情况参见：E。Gentili，“Franco Albini，”in Comunità，no。28（1954）；G，Samonà，“Franco Albini e la cultura architettonica in Italia，”in Zodiac，no。3（1958）：83-115；V。Viganò，“Franco Albini。Trente ans d’architecture italienne，”in Aujourd’hui，no。13（1961）；F。Menna，“Albini o l’architettura della memoria，”in La regola e il caso（Rome，1970）；M。Fagiolo，“L’astrattismo magico di Albini，”in Ottagono，no。37（1975）：20-53；“Testimonianza su Franco Albini，”ed。F。Helg，in L’architettura-cronache e storia，no。288（1979）：551ff。；Franco Albini。Architettura e design 1930-1970（Florence，1979）。
50.讨论米凯卢琦作品的文本众多，主要讨论其“二战”后作品的有：E。Detti，“Giovanni Michelucci，”in Comunità，no。23（1954）：38-42；L。Ricci，“L’uomo Michelucci，dalla casa Valiani alla chiesa dell’autostrada，”in L’architettura-cronache e storia，no。76（1962）：664-689；Giovanni Michelucci，ed。Franco Borsi（Florence，1966）；L。Lugli，Giovanni Michelucci。Il pensiero e le opere，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ernando Clemente and a selection of writings（Florence，1966）；M。Cerasi，Michelucci（Rome，1968）；K？nig，Architettura in Toscana；Quaderni dell’Istituto di Elementi di Architettura，no.2（Genoa：Facoltà di Architettura，1969）；Michelucci，il linguaggio dell’architettura，ed。M。C。Buscioni（Rome，1979）。米凯卢琦的文选参见：G。Michelucci，La nuova città，ed。R。Risaloti（Pistoia，1975）。另参见合集：La città di Michelucci，an exhibition catalogue（Fiesole，1976）；以及G。Michelucci，Intervista sulla nuova città，ed。F。Brunetti（Rome-Bari，1981）。阿米迪·欧贝鲁兹（Amedeo Belluzzi）和克劳迪亚·康福迪（Claudia Conforti）正在写关于米凯卢琦的专论。
51.米凯卢琦1946年发表的文章和这一情况相关：La nuova città：“Architettura vivente，”nos。1-2：4-8；“Architettura vivente。Della collaborazione，”no。3：5-13；“Architettura vivente。Della città，”nos。4-5：4-12；“La nuova città？”，no。8：1-4；“Troppa arte，”nos。9-10：5-9.
52.参见：G。Michelucci，“Come ho progettato la chiesa della Vergine，”in L’architettura-cronache e storia，no。16（1957）：709-713；以及L。Lugli，“La chiesa della Vergine（SS。Maria e Tecla）a Pistoia nel quadro della tradizione creativa di Giovanni Michelucci，”ibid。：704ff。
53.参见：G。Michelucci，“Considerazioni sull’architettura。La nuova sede della Cassa di Risparmio di Firenze，”in Il Ponte，no。11（1957）：1663-1673；以及L.Lugli，“La Cassa di Risparmio a Firenze，”in L’architettura-cronache e storia，no。31（1958）：8-16.
54.参见：F。Dal Co，Abitare nel moderno（Rome-Bari，1982）；以及Teorie del moderno。Architettura Germania 1880-1920（Rome-Bari，1982）。
55.参见：G。Samonà，“Premesse alla nuova urbanistica，”in Accademia，no。1（1945）：35-38，其中讨论了那不勒斯拉维纳诺区；以及Ciucci，“La ricerca impaziente，”59-60.
56.参见：Casabella，no.216（1957）：16-35；以及R。Bonelli，“Edilizia economica：politica dei quartieri，”in Comunità，no。70（1959）：52-54，这篇文章最初对这样的语言提出了否定的批判。
57.参见：G。Astengo，“Falchera，”in Metron，nos。53-54（1954）：13-63.
58.关于这两个综合区的讨论参见：E。Gentili，“Unità residenziale‘Villa Bernabò Brea’a Genova，”in Casabella，no。204（1955）：49ff；M。Zanuso，“Unità d’abitazione orizzontale nel quartiere Tuscolano a Roma，”ibid.，no。207：30；A。Libera，“Il quartiere Tuscolano a Roma，”in Comunità，no.31（1955）：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