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辑（第4辑）开始，我们进入“当代史”系列。
这个时代，哪些东西值得成为“历史”？怎样成为“历史”？这是我们“当代史”系列试图回答的问题。
150年前，马克思曾经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给出一个答案。他将即时发生的一出政治闹剧（1851年3月的波拿巴政变）成功地转化为历史：建构一段为期三年的法国革命周期（以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为端点），将当下事件放置于其中，细致梳理出它和其他政治事件之间或隐或显的关系，分析其必然性与意义。这是一种方向明确、结构完善的历史写作，和嘲讽型的政治评论完全不同—比如同时期的雨果和蒲鲁东的文章。它开始于对历史规律的抽象思考（“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以预言结束（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策略）。这是一种主体（写作者）参与其中，甚至会改变未来走向的历史。在该书中，马克思展示出撰写“当代史”的方法、技术、概念和意识。150年后的今天，这些依然有效。我们的“当代史”系列将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参考，在建筑领域里继续马克思的工作。
“当代史”系列共分6册。主题为客体、事件、人物等，都相关于建筑：客体为建筑物，事件为建筑事件，人物为建筑师或相关的理论家、历史学家。每辑都由主单元、文献单元和评论单元三部分组成。主单元为中国研究。每个主题大约有三至四篇相关文章（都为个案研究）。文献单元收入的是国外的当代史研究案例，以与主单元形成对应与比较。实际上，每个主题都涵盖了物、事、人三方面，我们只是按照文章的倾向重点以做区分。
本辑是第一册“客体1”。主单元由三篇长文组成：“革命史·快感·现代主义”、“南京长江大桥”和“大跃进中的人民大会堂”。对象是建国后的几个大型公共建筑：从1963年到2007年的新四军纪念馆系列、1968年的南京长江大桥、1959年的人民大会堂。三者都有某种“国家性”：巨构的规模、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它们具备天生的大事件血质，延续多年而能量不减。三篇文章以建筑为轴心，各自建构出一段独立的“小历史”。它们叠合起来，就是我们杂志的第一部“当代史”。
“革命史·快感·现代主义”以2007年完成的溧阳新四军纪念馆的新馆为（终）端点，切割出一段35年长度的类型建筑（新四军纪念馆）演变史。其初始点为1963年在安徽泾县的新四军陈列馆。这一演变史里包含了一个更小的历史周期—溧阳的旧、新两馆（相差28年）。这里还包含了一个历史分界点：2000年“红色旅游”政策的颁行，使革命史的陈述从崇高纪念转向经济创收。这根本改变了新馆系列的建造方向。旧馆以“崇高客体”（骨灰）为内核，新馆则以符号快感作为主轴。除此之外，这一“演变史”中还包含了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在新中国的历程。它和中国现实的结合方式的变化—从国家现代主义到民族现代主义，再到快感现代主义—是此“小历史”内的另一小型“历史周期”。文中考察了十数个新四军纪念馆的旧、新馆，在大系统（35年的演变史）内建构起若干小系统（小周期）的关联和支配关系。由于这些小系统的运转都涉及到革命史这一建筑所负载的“本体”，所以“小历史”的建构显示“大历史”的演进方向—革命史正在从有着绝对价值的纯色历史走向五彩的“中性历史”，最终成为广义的大历史的一部分。
“南京长江大桥”是哲学研究者胡大平的越界之作。南京长江大桥是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对于研究者而言，其功能与形态的纯粹性与意义的复杂性并存的特征，使得大桥一直都是分析的欲望之源。但能将此欲望彻底袒露、直达人心的却是罕见。胡大平一文以个人经验作为先导，建构起两段“大桥史”：我的大桥“经验史”；大桥的“社会形态史”。这是对论述范围的独特限定。由于作者与大桥同龄（都生于60年代末）且一直生活在南京（与大桥相伴数十年），所以，这段同等时间长度的“小历史”的平行与交织奠定了文章的基础结构之余，也使写作具有某种命运之意。在文中，作者以意识形态分析（意义的充盈与意义的空无的辩证法）入手，将大桥的符号生产力、功能、形式、地理，以及在城市结构中的作用等切面逐一铺展开。作者统合多种分析模式，不断地在文中调整视角—哲学学者、美学与建筑评论者、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城市形态研究者、市民—以获得空间/时间一体化的全景式描述。这一“全景描述”不是为大桥寻找一种“文化整体性”（时代精神之类）的连续运动的轨迹：它从一个伟大的意识形态符号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后变身为经济博弈、城市结构更新的筹码，成为褪色的历史记忆。相反，它揭显出来的是某种结构内部的崩溃。南京/长江/大桥三者在40年的变迁中走向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分裂：大桥从“意义的充盈体”成为一个有待“归零”的地点；昨天与今天被“分离”。
朱涛的“大跃进中的人民大会堂”一文建制颇大。作为新中国建国十年最重要的纪念建筑，天安门广场的新“政治地标”，北京古城中轴线新空间秩序的核心元素，人民大会堂无疑是焦点式的建筑。众多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万里）的深度介入，更使之在项目完成前就注定成为历史的“大事件”。不相称的是，虽然意义深邃，但人民大会堂仍是一个极度欠缺诠释（甚至是描述）的建筑。建筑的重要性与环境的失语成正比，这已经成为惯例。似乎这类建筑能够制造出诠释黑洞，使一切语言和文字无力又多余。朱涛一文详尽地挖掘整理出该“大事件”的相关信息，将繁杂的技术细节（设计、审查、建造）归还给特定的时代。这使得我们对其立体面貌有所审视——人民大会堂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房子，它还承受着社会结构与文化实践发生系统性转变时的全部后果。它与复杂社会语境之间的冲突与断裂远多于协调与呼应。它被一系列偶然性所环绕，最终产生一个必然性的结果。当下的历史写作，通常都将之放在建国初期的建筑史时区里，且一笔带过。这对于展现其深刻的“历史性”显然无有助力。朱涛一文的基础还原工作，是将该事件“历史化”的重要一步。
三篇文章虽然讨论的是当下的建筑，但都涉及到当下与过去的关系。这是当代史的基本主题。当下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正在于它身处过去与当下所构成的关系（即“历史周期”）中—《雾月十八》和这三篇文章都建构了自己的历史周期。在“周期”中，过去成为现在，现在又指向未来。在这一历史逻辑中，当下事件不再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惊爆点（《雾月十八》出版前，波拿巴事变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奇迹”）。它是连贯的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之节点，将过去、现在、未来联系起来。
本缉的第二个单元是“文献”。本单元收录了意大利建筑史学家曼弗雷多·塔夫里的三篇文章：“历史计划”，“先锋派的历史性”，“重建的年代”。第一篇是《球与迷宫—从皮拉内西到20世纪70年代的先锋派和建筑》一书的导言。第二篇是该书的第二章。第三篇是《意大利建筑史1944-1985年》的第一章。塔夫里一生致力于当代史研究。这两本书是其中范例。《球与迷宫》为西方现代建筑中的先锋派的历史周期划定了一个新的结构模式（以18世纪意大利蚀刻画家皮拉内西为开端）。《意大利建筑史》的对象是意大利本土的“当代史”（战后40年史）。塔夫里为之建构了一个精密的垂直系统——它由一系列“小历史”叠加而成。比如，战后建筑与政治的复杂瓜葛；精英文化史；建筑与其他知识领域的交换作用；建筑师的个案研究。每个“小历史”都是独立的且相互关联。在马克思的《雾月十八》之外，塔夫里的写作也是我们“当代史”系列的重要参考。
“历史计划”一文是塔夫里的历史方法论小结。该文将福柯的“总体历史”、“谱系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以及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和语言学等多种研究方法整合起来，为建筑史研究建立一个可作参考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坐标。塔夫里将历史研究定位为阶段性实践，即“临时建造”—它建造的不是一幢坚固的理性大厦，而是摇摇欲坠的“危楼”，其最终目的是将主体与全部的现实推向危机。历史研究的“现实感”，是塔夫里的关注中心（这也是我们的“当代史”系列的核心）。这不仅体现于他对语言与主体的“越界”的强调，还体现于他对建筑史任务的明确界定：“我们的任务是理智清晰地重建学术任务所走之路，从而去认知新的劳动组织能对之进行回应的不可预计的任务”。该文对我们解读其具体的“当代史”写作多有助益。
“先锋派的历史性”是“历史计划”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是对周期概念的一次完美阐释。塔夫里通过苏维埃导演爱森斯坦所绘的几张关于18世纪意大利建筑师皮拉内西的铜版画的分析图，来追索出一个隐秘的先锋派“历史周期”。这一周期不是历史学家的主观建构，而是20世纪20年代先锋派的内在困境导致的先锋派自我回溯的结果。塔夫里为这一周期补充了几个关键的部分，使之成为一个动态的、节点清晰的结构：皮拉内西的“客体的危机”；立体主义时期毕加索的“客体的消失”；福楼拜和爱森斯坦的“在先锋派的源头处反映出先锋派自身的危机，以及对该危机的克服”。该文篇幅不长，却是塔夫里“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案例。
“重建的时代”是塔夫里野心勃勃的本土“当代史”研究的开篇之作。其意义毋庸置疑—在二战后，建筑如何面对千疮百孔的社会条件和沉重的历史“原罪”？那些政治立场不一、精神状态各异的建筑师（知识分子）在时代的转折点处以何种角色投身其中？文化焦虑、政治糜烂、语言困惑、身份危机，这些“当代”的命题集中起来会制造出怎样的行业景观与都市景观？塔夫里为意大利当代史的开端做了一个精细的描绘。这是意大利学者的责任之作。塔夫里亲历意大利的这一历史时刻，其身体的长久在场，保证了其描绘的质感和深刻—他和文中涉及的建筑师、设计规划项目、建筑作品都有密切接触，其中某一罗马街区就是其在二战中的居所，他在潮湿的地下室中度过的避难岁月使他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后来也因之早逝。
本辑的“评论”单元收录的台湾大学夏铸九先生“再论设计与社会变迁”一文，是关于当代建筑职业状况的讨论（台湾地区与大陆的比较研究）。该文主题与塔夫里的“重建的时代”颇为接近。它对当下建筑师社会角色与身份的变化，以及“参与式设计”有效介入空间与社会的阐述，实则来自意大利战后经验的流传。只是实验的场所从罗马、米兰转到中国台湾地区。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当代问题，有待我们长期追踪。另外，台湾研究是我们的当代史系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下各期都会收入相关文章。
当代史是一种以个体经验为出发点的历史。历史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常设距离（为了实现所谓的历史客观性）被取消。两者合为一体，换言之，历史已经主体化。但是，为了避免过于主观（这是主体化的结果），我们的当代史系列采用拼图的模式。不过，它拼合的不是历史碎片，而是多个主体、多个平行存在的写作（一次写作构成一个独立的小历史）。这一拼合是水平的，也即不同事件点的拼合；还是垂直的，即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写作的拼合。两种拼合中，多线的历史逻辑、历史信息、历史元素互相关涉与撞击，将历史的某种本质挤迫出来—这是一种彻底的动荡、冲突的状态（即使不是处于战争的年代），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可能的诠释路径将冲破一切界限，袒露在我们眼前。
胡恒
2012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