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谋事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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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攻守平衡:吃透古代胜者做人之道(4)

自古以来忠直之士为人敬佩,为人赞扬。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的忠直之谏,不惜身家性命去为民请命。如果只从个人利益出发,他们完全可以忍耐住自己的个性,图个高官厚禄,但是为社稷江山,为黎民百姓,他们不仅不能坐视不管,相反,他们忠言劝上,直言犯上。他们也知道必死无疑,但是如果只为苟延残喘于世,就不尽自己的职责,这些忠义之士是绝对不肯干的,他们是不会屈从的。可是他们拼却性命地去直言进谏,难道就是最好的办法吗?不可能人人都如魏征,得遇圣明的君主,更多的是遇到昏聩的王侯,所以直言当看对谁,可以直言的当然要去尽自己的职责,但是不值得你去进忠言的,你不能审时度势,无疑是过于迂腐、愚忠了。这时候你就要听人劝,耐住性子,忍住要直言相劝的冲动,首先保护好自我,再以图发展。

婉转地批评别人,不逞一时的刚勇,同样能达到批评对方的目的。在西汉时期汉武帝身边有个大臣叫东方朔,头脑聪明,言辞流利,又爱说笑话,当时人称他为滑稽派。

汉武帝刚即位就下了一道诏书,叫各郡县推举品行端正、有学问才能的人,当时有上千人应征。这些人上书给皇帝,多半是议论国家大事,卖弄自己的才能,其中不少建议皇帝看不上,提建议的人也就没被录取。东方朔的上书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自己怎么博学多才,聪明过人,怎么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怎么勇敢灵活,正派守信,最后说:“像我这样的人,真该当皇上的大臣了。”汉武帝看这份上书与众不同,有些意思,就让他待诏公车。东方朔虽然被留在了长安,但薪水很少,也见不着皇帝。

过了些日子,东方朔想出个让皇帝注意他的主意来。当时皇宫里有一批给皇帝养马的侏儒,东方朔骗他们说:“皇上说你们这些人一不能种田,二不能治国,三不能打仗,对国家没一点用处,准备把你们全杀了呢。”侏儒们都吓得哭起来。东方朔又教他们:“皇上要是来了,你们赶快去磕头求饶。”不久,汉武帝路过马厩,侏儒们都嚎啕痛哭,跪在武帝的车子前连连磕头。武帝觉得奇怪,问道:“你们干什么?”侏儒们回答:“东方朔说您要把我们全杀了。”汉武帝知道东方朔鬼点子多,就把他叫来责问:“你为什么要吓唬侏儒?”东方朔说:“侏儒身高不过三尺多,每个月有一袋粮食、二百四十钱。我东方朔身长九尺多,也只有一袋粮食、二百四十钱。侏儒们会撑死,我却会饿死。皇上要觉得我不行,就放我回家,别留着我在这里吃白饭。”武帝听了哈哈大笑,让他待诏金马门。待诏金马门比待诏公车的地位高,他也就渐渐地能接近皇帝了。

有一次,汉武帝让手下的人玩“射覆”的游戏,东方朔连猜连中,得了很多赏赐。汉武帝身边有个姓郭的舍人,也很聪明,能言善辩,见东方朔这么得意,很是眼红,就对武帝说:“东方朔刚才都是碰运气,并不是真会猜。现在我来藏一样东西,如果他猜中,我愿意挨一百板子;要是猜不中,您把刚才赏他的东西都给我。”结果东方朔又猜对了。汉武帝命令左右打郭舍人的屁股,郭舍人痛得直喊“哎哟”。东方朔嘲笑他说:“呸!口上没有毛,声音叫嗷嗷,屁股翘得高。”郭舍人又羞又气,喘息着说:“东方朔辱骂皇上的随从,该杀头!”武帝问东方朔:“你为什么骂他?”东方朔急中生智,回答:“我怎敢骂他?是让他猜谜语呢。”武帝又问:“怎么是谜语?”东方朔信口胡编道:“口上没毛是狗洞,声音叫嗷嗷是鸟儿在喂小鸟,屁股翘得高是白鹤弯腰啄食。”武帝见他说得头头是道,没法再追究,郭舍人只好吃了个哑巴亏。

又有一次过节,汉武帝下令把肉赏给身边的官员、随从们,可是执行命令、主管分肉的大官丞迟迟不来。东方朔对同事们说:“今天过节,该早点回去,请原谅我占先了。”说着拔出剑来,割了一块肉走了。大官丞知道后报告给汉武帝。第二天,东方朔进宫来,汉武帝责备他:“昨天你为什么不等大官丞来宣布命令就擅自割肉?”东方朔赶紧脱下帽子,跪在地上请罪。汉武帝说;“你起来,自己责备自己吧。”东方朔拜了两拜,爬起来,像背书一样有板有眼地说:“东方朔,你过来!东方朔,你过来!你接受赏赐不等命令,多么无礼啊!拔出剑来就割肉,多么豪壮啊!只割一小块,多么廉洁啊!回去送给妻子,又多么有爱心啊!”汉武帝忍不住笑,说:“让你责备自己,你倒夸起自己来了!”不但没办他的罪,还赏给他一担酒、一百斤肉,让他带回去给妻子。

对于他人的指责,不是强辞夺理,而是机智应对,有理有节,这其实就是说话的艺术。东方朔控制住心中对他人的不满,控制住对告发者的气愤,不失时机地批评他人的错误,还保全了自己。

9.精明与糊涂孪生

做人之难,往往与不好把握这样两个词有关——“糊涂”与“精明”。每个人都不想成为糊涂之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人与人之间总存于相处的关系之中,彼此之间难免有是是非非。那么究竟该怎样办呢?答案是,最好做到,大事与小事相对,精明与糊涂孪生。意思是说,对于大事应当精明,而那些无关原则性问题的小事,则应该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

其实,怎样对待小事与大事,是一个人智慧与否的象征。郑板桥有一句名言:难得糊涂。这句名言流传了几百年依旧为人们所乐道,自有其道理。其实,真精明与真糊涂两者间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经常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天底下只有他最精明,别人都是些傻子,无论大事小事,都要事事计较,处处谋算,玩弄心机权术。结果,到头来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

还有一类人,总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精明”,什么东家长西家短,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可是一遇大事则不知所措。其结果正如清末名臣左宗棠所言:“凡小事精明,必误大事。”

在现实生活中,再有一种人则是表面含含糊糊,小事糊里糊涂,可是心里却明镜一般地透亮。一切都让他看得清清楚楚,遇到大事一点也不含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在精明与糊涂的问题上,前两种人是最可怕的,我们可能称之为“大愚若智”者。而小事不计较、不在乎,或者根本???是稀里糊涂的,大事却不含糊的人则属于大智若愚者。

左宗棠这个人为人处世之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头脑。他认为,精明与糊涂是一对矛盾的字眼,人们又比较倾向于“精明”一词,这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谁不首先考虑自己呢?但是有些时候,如果你把糊涂融入自己的做人之道中,或许就会游刃有余。

左宗棠的“凡小事精明,必误大事”的认识无疑是一种大智慧。与左宗棠“同乡布衣之交,共事日久,相知最真”的杨昌浚对左宗棠的一生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凡有利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见无不为,为无不力。”也就是说,在国家大事上,左宗棠特别认真,从未糊涂过。另外,在教育子女这样事关耕读家风能否传延,左家门风能否光大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也从未糊涂过。而在一些小事上,他却很少去计较。比如,在他的一生交往中,胡雪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如果真要是不分大事小事一概计较的话,胡雪岩的许多行为都是左宗棠所不能容的。但是,左宗棠从未去计较这些,而是只关注粮饷的筹集,别的一概不过问,从而既维持了自己与胡雪岩的朋友关系,又保证了部队的供给。

小事精明必误大事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只关注局部,忽视整体和全局,甚至不能从全局的高度和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尚无大的过失,但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必然贻害无穷,给事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小事上糊涂,在大事上认真这种道家的智慧,不但在社会生活中能让人从容处事,成就大业,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是一副润滑剂。因为,家庭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细胞。在家庭中,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什么真理可言的。如果一味地事无巨细,样样件件都要一是一,二是二,教条而死板,没有一点余地和灵活性,那么,这个家庭肯定要出现危机。反之,如果夫妻双方彼此在许多家庭琐事上都装点糊涂,不斤斤计较,再把度掌握好,这个家庭保证温馨和睦,其乐融融。

总之,“糊涂”与“精明”的关系非常微妙,要在不同场合用之,不能在必须要办好一件有关全局的大事时,糊涂为之,造成大失误,而是要精明为之,踏踏实实。与之相反,有些生活中的细琐事情,可以糊涂之法待之,不必斤斤计较,死缠不放。

10.找到人才就有了一切

在人际交往中,要善于为自己找到人才,靠人才成就心中事,此为智者所为。所以,人际交往不仅是只为多交聊天的朋友甚至是酒肉朋友,而是要找到能做事的人才。这是人际关系的一门学问。

先秦时期的四大公子各养有门客数千人,以应付各种事务。到清代,名臣曾国藩的麾下也集中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薛福成说曾门幕府是“播种之区”、“众流之汇”,“故其得才尤盛”。曾国藩和谋士之间首先有合作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尊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查,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罗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辄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

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以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救星,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崇拜。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壅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需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乐,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辛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现仅以曾国藩直接指挥的一个湘军支派“曾湘军”为例。它连下安庆、江宁两座省城,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军中最为突出的一支。如果把它比喻为一个人的话,曾国藩及其幕府恰如它的头和躯干,作战部队则恰如它的四肢。四肢不仅靠头脑支配其行动,还要靠躯干供应其营养。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六月)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入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数十年间,红、蓝顶子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鸿章的经历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末入曾国藩幕,后又因故离去。郭嵩焘劝他说:“此时崛起草莽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之以立功名。”李鸿章听其劝告,重返曾幕。果然,青云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间位至巡抚,五六年间位至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同曾国藩之间已是双峰对峙,高下难分了。试想,如果李鸿章不回曾幕,能够如此顺利吗?恐怕要谋得按察使实缺亦并非易事,虽然他此时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道员。

当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兵困祁门之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心不能堪,决心离去,虽经曾国藩几次劝留皆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官职也不能忍受曾国藩对自己的无礼举动。李元度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数年间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三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冷热之间悬若霄壤。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字。

人们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表面上看虽然是主从关系,然而其维系纽带却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造成私怨。

11.记住学人长,

补己短六个大字每个人都有所长有所短处,再伟大的人物也是如此。前文说成就大事应该找到人才,可是怎样的人是人才呢?这就涉及到了识人的问题。识人,不仅要识人之所长,而且在识人之短时要见短中之长;识人者不仅要自知己之短,而且要识己之长中之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成为识人的真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