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这位王正廷，字儒堂。1882年生于浙江奉化，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05年留学日本，翌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在美国和孔祥熙虽然同学时间不长，又不是同届，但王正廷才华横溢，善于交际，走到哪里都是那种能够大出风头的人物，加上与孔祥熙都是同盟会员，彼此非常要好，关系不同一般。孔祥熙毕业回国后，热衷于办学，僻居太谷一隅，与外界联系少了。而王正廷回国后，却在上海参加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并由此在政界崭露头角。王正廷虽然比孔祥熙小2岁，却是少年得志。武昌起义爆发后，孔祥熙在太谷一阵忙活，只当上个自封的“山西中路民军司令”，而王正廷却驱驰高足，进居要津，担任了黎元洪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当年12月又被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出任了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以后更是平步青云，1919年出任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拒绝在使中国蒙受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字。1922年40岁时当上了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1924年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关税会议委员。孔祥熙没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出道之前，王正廷就是政府部长、总理级的人物了。比王正廷大着2岁的孔祥熙，却完全是因为这次无意中邂逅王正廷，从此被王提携，才走上了一条时来运转、渐入佳境的人生道路。
不过，这时候的王正廷，倒真是要请孔祥熙帮他一把。
袁世凯同国民党人的摊牌，使王正廷已经无法在北洋政府中任职，他回到了上海继续做他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由于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在东京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分会，王正廷被委任为东京分会的总干事。这时日本的留学生成分复杂，有拥护孙中山的，有追随袁世凯的，思想极为混乱。王正廷因为在政府中任过要职，政治倾向已尽人所知，一些留学生对他横加攻击。加上他自己也不愿到日本去做这份不太显要的工作，他正想物色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去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刚才在车上听到过路人和司机叫阵，他感到声音很熟悉，但一直没有想起究竟是谁，直等车开出十几米后，他才突然想起，这是带着特殊浓烈老陈醋味的孔祥熙的声音。跳下车后他就想到了这正是一位自己几天来苦心寻找的合适人选。
在王家，王正廷为孔祥熙冲上一杯浓郁的咖啡后问：“孔兄，你的中美同盟会名声不小啊，近来成效如何？”
孔祥熙叹口气：“一般。”
“现在这个形势，你也不宜再回山西，中美同盟会也不好再搞大的活动。如果你还愿意继续投身革命，有个差事不知你想不想干？”
孔祥熙心中一动：“你说来听听。”
“就是我担任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一职，现在我已不宜继续担任此工作，我认为你是一位非常合适的继任人选。今天能够这样遇到你，看来是上帝特意把你送到我面前的。”王正廷笑眯眯地注视着孔祥熙。
“基督教青年会？”孔祥熙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名字。
“是的。你出任这项工作等于是替我解了围，帮了我的忙，我会非常感谢你的。希望你能答应。”
“能不能让我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孔祥熙认真地说。
“好的。我认为我会听到我满意的答复。那么今天我们就谈点别的轻松的话题吧。”王正廷首先轻松起来。
庆贺荣任教会总干事的宴会，为“三大喜”第一次出拳
当孔祥熙听到王正廷请他接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职务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激动，但是善于掩饰内心世界的孔祥熙却使用了一个拖延答复的办法。以此表示自己并不是急于得到这个位置。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团体。最早由英国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在伦敦创设。32年后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之后在沿海和内地商埠口岸城市陆续建立了类似团体。1910年，各地青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确认上海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心，成立了总部会所。第二年决定总部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其组织分为“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它标榜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青年会经常开展活动，并要求寓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于活动之中，因此名气很大，对青年有一定影响。宋庆龄曾在《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一文中讲到，在城市，留学生组织了基督教青年会，它已成了人们社交活动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帮助吸鸦片的人戒除恶习，这是影响巨大的，有助于中国社会改革的事情。20多年后，当******发起他的“新生活运动”时，他仍然主要靠基督教青年会来推动。孔祥熙在家乡虽说为中美同盟会费了不少精力，但其影响并没超出过山西省。现在他一下子得到留日青年会总干事的位置，当然是求之不得、大有益处的。再说，这时孙中山先生已经到了日本，他为投奔孙中山而来，这时留在中国还能做些什么呢？他正想追随孙中山到日本去，正愁没有适当的机会和理由，也没有联系渠道，如果能担任这个职务，那不是一举数得吗？但孔祥熙的圆滑世故正在于此，当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会为此拼命奋斗；而他渴望得到的东西已经可以手到擒来的时候，他又会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一副得之不喜、失之无忧的神态，让别人以为他对此完全无所谓。王正廷虽然跟他同过学，但对他这一点并不太了解，所以在所谓的轻松闲聊中，他还是有意无意地列举了一大堆担任这一职务对孔祥熙的好处，希望能够让他不致拒绝。
第二天，孔祥熙告诉王正廷，他还是希望马上回到山西，继续发动力量，以便日后对孙先生的革命活动有所呼应。但如果王正廷现在的确非常需要替他经管一下，他也可以为了朋友，暂时代理一段时间。王正廷很高兴，认为孔祥熙是个肯替朋友帮忙的人，立即带他来到青年会总部，晋见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英国人约翰·罗莫特。王正廷介绍了孔祥熙的经历，称赞他是一位对基督虔诚的青年，是一位有理想也有实干精神的人。罗莫特同孔祥熙作了简单交谈，就同意了王正廷的推荐，对孔作了正式任命。因为在此之前，罗莫特已经从别的传教士口中，听到过孔祥熙对教会的贡献。但是孔祥熙仍然作了一番推辞，说自己无意正式出任这一职务，只是暂时替王正廷代理一下，当罗莫特指出代理是不肯尽职的托词时，孔祥熙又搬出了铭贤学校的事务，提出最多只干一年。双方才算达成一致。
孔祥熙这次遇到王正廷，是他一生时来运转的关节点。而他在接任职务时的一番表现，又给王正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正廷感到孔祥熙是个肯于做事而不计较官职的人，这给孔祥熙带来了更大的好处。因为在很多年以后，仍然是年龄小的王正廷处于比孔祥熙更显要的地位，孔祥熙多亏了他的提携，才一步步走向发达。像这次孔祥熙正式出任教会职务；以后出任鲁案公署坐办，正式投身政界；再后来出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委员，都是王正廷全力推荐的。王正廷在孔祥熙的崛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袁世凯迫害革命党，却不敢和有着世界背景的教会作对。所以孔祥熙和先前逃到日本的孙中山和查理一家截然不同，前者是在秘密状态中真正的流亡，而孔祥熙却是靠着教会的任命，办理了正式的出国手续。而且他到日本这一路，各处都有人接应安排。王正廷以为孔祥熙会很高兴的，所以临出发前，邀了几位朋友，设了酒宴为他送行。谁知，席间孔祥熙仍然是愁眉不展的样子。
“孔兄，难道你还嫌王先生为你安排得不够周到吗？”一位朋友向孔祥熙发问。
“各位有所不知，刚才看到几位教会的修女，又勾起了我对新丧的妻子的怀念。她是教会收留的一位孤女。对我体贴入微。谁知刚刚几年，她竟然舍我而去，其他事情安排得再好，怎能排遣得这一腔愁绪？”孔祥熙悲戚戚地说。
“啊。原来是为这个。孔兄，你难道没有听说过男人有三大喜吗？”那位朋友笑嘻嘻地向孔祥熙发问。
“三大喜？我只知道有四喜歌，怎么又出来个三大喜？”
“哪四喜？”那位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孔祥熙认真地说：“‘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连小孩子都会背诵的，你怎么不知道？”
“哈哈哈，我当你有什么新词呢，原来还是这些老掉牙的东西！那都过时了。如今时行的是三大喜。哪三大喜？升官发财死老婆也！”那一位一脸嬉皮相，孔祥熙听到这后一句却变了脸色。但是那位却并未注意，仍然兴致勃勃地往下讲：“升官发财不用说了，为什么死老婆也成了大喜呢？男人心里都一样，老婆都是新的好。老婆自己死了，不正好名正言顺地讨一个新的吗，所以呀，孔兄，老婆死了好呀！”
“你！”孔祥熙的脸已经涨成一团紫红，没等别人反应过来，他已经冲过去一把揪住了此人的脖领子，“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生！”说着，一拳砸上去，那位登时鼻血四溢，闹了个满脸开花。
众人对此猝不及防，没想到一场送别的喜庆酒会竟会出现这种局面，一个个全愣了。倒是王正廷清醒，赶紧站起来对那位朋友说：“祥熙兄是孔圣裔孙，最重人伦道德的，他妻子新丧，心中悲苦，你怎能开这样的玩笑？”接着又转过来劝慰孔祥熙：“孔兄，这位朋友本是看你心中愁苦，说个笑话为你解颐开颜，并非是那种没有人伦的无耻之徒，你也不必太过认真了，啊？”
孔祥熙犹自怒气不息：“任何时候说这种话，都是禽兽不如的！”
一场好端端的送行酒宴吃不成了。但王正廷和参加酒会的多数人却从这里对孔祥熙生出真正的尊敬：孔祥熙是真正看重家庭伦理道德的儒学先生，不愧孔门之后；这样的人日后必不会出卖朋友，对基督教义的弘扬也必定会不遗余力，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站在开往日本的邮轮甲板上，孔祥熙犹自不能忘怀这场闹剧。当时他的表现并不是装出来的，他对妻子的感情完全是真实的。不过，在设想着如何开展青年会的工作之余，他也想过了再娶之事，毕竟自己还年轻，人生之路还很长，总不能就这样为妻子守节到老吧？何况韩玉梅还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自己这个独子总不能让孔家这一支从此断后呀。可是，理想的女子一时能够找到吗？到日本后许许多多的事情中还有暇顾及这件事情吗？苍茫的大海和神秘高远的天空没有给他透露一点点确实的信息。第十一章宋家东床第十一章宋家东床
以劝募经费赢得重组革命党的孙中山信任
秋季的大海，蟹肥鱼跃，波光粼粼，天蓝水碧，日红风清。孔祥熙站在轮船甲板上，策划着到日本后应该开展的活动。
算起来，这是他第三次到日本了。但是前两次都是中途路过。第一次上岸找孙中山未遇，心情沮丧，无暇他顾。第二次虽然考察教育，走了一些地方，也是以局外人身份走马观花。而这次就不同了，他要在日本定居一段时间，而且带有双重任务。既要完成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也要襄赞孙中山继续推进讨袁革命。这副担子的确不轻。更何况这是在日本，并非在他熟悉的家乡，环境、人文、社会、语言、习俗等等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孔祥熙在甲板上走了几圈，听到不少人都是在说中国话，信心渐渐增长起来，尽管去的是异国他乡，但主要还是在华人圈子里活动，只要拿出劲头实干，困难不会太大的。
孔祥熙在神户上岸，先在留学生集中的城市转了一圈，听取了他们对青年会工作的看法。先前的混乱主要是王正廷的一些失误引起的，孔祥熙替王正廷作了解释。他的解释比较含糊，让人往往产生错觉。以为他承认留学生是对的，一切问题都化解了。孔祥熙有时还请这些穷学生撮一顿。他的含糊语言、笑脸和慷慨，很快博得了一些留学生的好感，青年会的工作又顺利开展起来。
孔祥熙人未到东京，名声先已传了过来。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小批人组织了对孔祥熙的欢迎仪式。这使他在东京总部的工作开展有了很好的基础。
孔祥熙到东京后，立即先去拜访了孙中山。
这时，孙中山正在认真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成功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皇帝的革命党，两年多之后竟在袁世凯面前一触即溃，原因并不在于袁世凯比清朝皇帝更强大多少，而在于新组成的国民党成分复杂，许多人加入党的目的不是为党的目标奋斗，而是只想从中捞取个人好处。这样，一个刚刚建立的党很快就已经腐败了。它组织涣散，没有统一意志，只有私人间的相互利用、钩心斗角。下级不服从上级，做起事来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孙中山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之后，决定解散“一盘散沙、乌合之众”的国民党，重组中华革命党。鉴于以前党内意见分歧，步伐凌乱，号令不能统一，对党魁不能服从，孙中山提出这一次改组中党员必须重新登记，而且要在誓词中写明“服从孙先生”，并加盖指印。但是，这一意见遭到了黄兴、汪精卫等人的激烈反对，组党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
孔祥熙怀着虔诚的心情到东京孙中山寓所拜访时，正遇黄兴和孙中山发生争执。
“一个革命党的党员要宣誓效忠个人，这不成帮会了吗？”黄兴大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