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1972年12月19日，总理接到李葆华同志的妻子田映萱来信，要求把李葆华从关押的监狱放出来，住医院治疗，那就是说李葆华同志病了。总理就打电话给安徽省委的负责人，要求他们立即将李葆华同志放出来，住医院检查身体。22日总理又打电话催问。25日，李葆华同志获释。
“周总理不仅千方百计地保护、解放老干部，对于长期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的伤害也很关心。1973年3月8日，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招待会，向到会的各国专家及其家属讲话，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极左思潮泛滥，外国专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一些专家及其家属受到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的待遇，逐个举例说明，并表示这个责任我们要负责，作为政府的负责人，我要负更多的责任。总理还当场向在座的一些专家赔礼道歉；对于已经回国的外国专家，总理请在座的专家向他们转达他的话。总理说，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中国政府诚恳地欢迎他们，以弥补当时我们未照顾好他们的过失。到会的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听了总理非常诚恳的讲话，深受感动，有的激动地流下热泪。后来有的离开中国的专家，得知总理的讲话，又回来了。总理的这次讲话，在外国专家中，挽回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不良影响。
“由于时间已过去二三十年，有些事情记得不清了，甚至忘记了。总理保护老干部、解放老干部的事情有些我还不知道，因此我说的肯定不全，有可能是很少的一部分。不过仅从我介绍的这些情况，就可以看出周总理在干部问题上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斗争。”
吴庆彤：《林彪事件后周总理解放干部的努力与贡献》，原载《话说周恩来》第444— 4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在他老人家病重时，他想到的却只是革命，是工作，是人民，惟独没有自己。”
·罗青长·
“疾风知劲草。我永远不会忘怀恩来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力挽狂澜，如擎天巨柱般的光辉形象。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和操纵下，一小撮坏分子大搞打砸抢，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残害革命干部，甚至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也受到严重威胁。我实在想不通，跑去请示周总理。当时，总理正忙于辅佐毛主席组织和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同时担负着内政外交的浩繁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我从夜里七点钟一直等到次日清晨七点钟，周总理才在百忙中抽空见了我一面。他听完我的汇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揭发’。三句话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总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崇高品格和光明正大的磊落襟怀。这三句话，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在那非凡的岁月里，正是这三句话，使我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林彪、‘四人帮’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道路，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像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干部，都没有逃脱关押、批斗、游街的厄运。一小撮坏人甚至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和朱委员长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那种极端复杂困难的环境里，周总理一方面要保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一方面又要花大力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很难啊！但是，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为广大干部说话，为广大干部伸张正义。他曾经对我讲过：‘对干部就是要挺身而出，该保就是要保。要一分为二，要功过分明。’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林彪、‘四人帮’窃踞高位的情况下，要进行这一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顶着林彪、‘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同林彪、‘四人帮’作了多少次斗争，想尽办法从林彪、‘四人帮’的魔爪下，保护了大量干部，把受迫害的干部一个个地拉出来。凡是周总理力所能及的事，他都为干部们想到了、做到了，凡是周总理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的事，他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给那些处于逆境的干部送去党的温暖，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正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保护和干预下，才使许多干部、劳动模范、群众免遭林彪、‘四人帮’的毒手。傅崇碧同志曾十分激动地跟我谈起，在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被投入冤狱前，周总理一再叮咛他，要经受住考验，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将来工作总是有的，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一九七四年，傅崇碧等同志的冤案平反后，周总理又抱病接见他和另外几位受迫害的同志。周总理为了保护我党长期培育的干部，呕尽心血，耗尽精力。”
“周总理这种诚恳真挚的无产阶级感情，不仅在党内有口皆碑，在爱国民主人士中，大家一提起，也无不交口称赞。周总理生前十分关心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李宗仁、章士钊等爱国人士的学习、进步和健康，嘱咐我们要多方照顾。一九七四年，周总理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当他得知傅作义先生病重时，仍要我陪同前往医院探望。总理向傅作义先生亲切向候后，拉着他的手说：‘傅作义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当时已在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先生，听了这诚挚而温暖的评价，心情十分激动。他虽然已经不能讲话；但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表示深切的欣慰。
“就我个人而言，周总理的关怀与教诲更是一言难尽。他不仅在革命道路上引导我前进，而且在政治上、生活上对我严格要求，并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阶级之情、师长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一小撮坏人对我实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时，周总理多次出面干预。特别是一九六九年，有人纠合一伙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案，诬陷罗瑞卿同志和当时已故的李克农同志以及我们一些同志为‘反革命阴谋集团’，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私设专案审查，使我积愤成疾，又不能得到应有的治疗。这时，周总理将出外巡视，临上飞机前，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随从医生赶到医院，代表他老人家看望我，并向医院传达了他的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为我积极治疗。这样，我的疾病及时得到治疗。在那种十分恶劣的环境下，总理这样做，对我们这些受迫害的同志在政治上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对那些‘迫害狂’们是迎头的痛击，使得他们陷害我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七二年，我因病要动手术。周总理不仅请邓大姐前来看望，而且派他的保健医生和医院主治大夫共同研究了医疗方案。动手术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商量，委派了一位领导同志临场观察。在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手术顺利成功。每一个曾经在周总理身旁工作过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生活、战斗在周总理的身旁，犹如置身于一个革命大家庭里，都会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情，都会从他的身上体会到我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
“周总理对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友人关怀如此细致周到，无微不至；而在他老人家病重时，他想到的却只是革命，是工作，是人民，惟独没有自己。我永远忘不了周总理最后一次对我的言传身教。
“那是一九七五年底，周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我们日夜悬念着他老人家的病况，希望能再聆听他的教诲。十二月二十日早上七时半，总理的秘书同志来电话，说总理希望见见我。他清晨醒来后，已经多次催问我来了没有。当时我激动万分，立即赶往医院。进入病房时，一眼看到周总理那消瘦的病体、憔悴的面容，我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赶紧走上前去向他问候。总理正发高烧，体温是三十八度七，体质十分虚弱，但为了安慰我；他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久久不放，强忍着病痛的折磨，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听到这里，我泪眼模糊，声音哽咽；但想起邓大姐事前要我坚强的叮咛，我强忍着悲痛，抑制着感情，连声对总理说：党政军的同志们都问候您，全国人民都关心您，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周总理会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就抓紧时间跟我谈起他在病中仍然关心着台湾的情况；关心着台湾的同胞和朋友。谈着谈着，他的声音低落下去了，眼睛逐渐合上了。我急忙劝他休息一会，可是他却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和我谈下去；直到可恶的病魔再次把他折磨得说不出话来，他才疲倦地闭上了双眼。然而，只是稍歇了片刻，他老人家又强打精神对我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继续谈。’听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背过头去，泪如雨下。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病成这个样子，还一心想着工作，一心想着同志，谁能不肃然起敬！我们的党培育出了这样杰出的领导人，我们中华民族涌现出了这样伟大的人物，怎能不使我们感到自豪！我守候在周总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周总理才苏醒过来，神志已不十分清楚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终生的诀别。敬爱的好总理为人民耗尽最后的一分光、最后的一分热，为革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样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怎能不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林彪、‘四人帮’对于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生前死后都竭力攻击、诽谤和迫害，怎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这就是人心的向背啊!这就是天安门革命群众运动所以必然爆发的政治背景和“四人帮”所以必然垮台的原因。
“现在，每当我捧起周总理最后一次为我们的工作留下的批示，我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周总理在病重期间，坚持批阅重要文电，在一个和我们工作有关的材料上，认真地做了批示，最后用颤抖的手，连写了‘托托托托’四个字，并一笔不苟地署名‘周恩来’和年月日。当总理的墨迹传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可以看出，当时他老人家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但他的意志却是钢打铁铸的，他是在向死神挑战，争分夺秒地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革命事业之中去。同志们看到总理在生命垂危之际还这样关心党的事业，这样忘我地为党工作，无不激动万分，深受教育。周总理为我们书写的几个‘托’字，寄寓着极其深刻的含义，它不只是对我们某个人、某项工作的嘱托，而是对我们所有后来人的最后托付，它凝聚着周总理对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饱含着周总理对我们的无限信赖和期望。”
罗青长：《铭记不忘：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的亲切嘱咐》，原载《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续编三第68—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
“由于周总理的深切关怀和精心保护，才使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起得以幸存。”
·刘俊秀·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疯狂迫害革命老干部，妄图篡党夺权，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敬爱的周总理为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日夜操劳，彻夜不眠，采取种种措施，与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千方百计地保护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命老干部，我就是周总理保护下来的老同志之一。每当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
“一九六六年秋，天空乌云翻滚。林彪、‘四人帮’打着极左的旗号，推行反动的蒙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挑动受蒙蔽的群众，开始冲击各级党政机关，围攻各级领导。当时江西省委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冲击，各项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中央虽有过‘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文字规定，但不久，中央文革那个‘顾问’在回答江苏省委的电报请示中却说：‘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喷气式、下跪等，既不算文斗，也不算武斗。’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的怂恿、支持和指使下，揪斗领导干部之风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开来。
“当时，面对这种混乱局面，江西省委经过研究，给党中央、毛主席发了电报，明确指出：那种认为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等非法行为‘既不算文斗、也不算武斗的说法是不对的，是折中主义’。一天深夜，秘书告诉我：中央有个领导人来了电话。我赶紧去接电话，只听得中央文革那个‘顾问’在电话中气势汹汹地说：‘江西省委的电报我看到了，是不是你签发的?’我说：‘是我签发的。’他语调带骂地说：‘我一看电报就知道是你搞的。什么折中主义，就是你思想顽固!’我正准备向他说明一下我们省委的看法，可他蛮横地说：‘我不跟你讲啦！’我说：‘不跟我讲拉倒！’就这样，没等我说完，他就把电话摔掉了。他这种专横跋扈、以势压人的做法，使我非常愤慨。省委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按理应该是周总理回答我们，为什么偏偏这个一贯‘左’得出奇的‘顾问’给我们打电话，向我们施加压力?联想起当时的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