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写给青少年的中国智谋书(写给青少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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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处世篇(4)

赵普回答:“因藩镇的势力太强大了。皇帝势弱而臣子势强,自然没法控制局面。今天只要稍微削弱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编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安定。”

话未说完,太祖就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知道。”

有一次,借晚朝的机会,宋太祖邀请石守信等大将留下饮酒,君臣开怀畅饮,把酒言欢,气氛非常融洽。酒酣耳热、意兴正浓之际,赵匡胤借着酒意屏退左右说:“我若没有诸位的鼎力相助,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但身为天子,日子并不好过呀!还不如做一个小小的节度使舒心。”他又诉说自己天天晚上做噩梦,没有一个晚上睡过踏实的觉。

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有些糊涂了,不知道赵匡胤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赵匡胤的酒意更浓了,顺势说道:“我这皇帝的宝座人人都盯着呢!”

石守信等人一听此言,几乎吓出一身冷汗,这才明白皇帝邀他们喝酒的真实目的,一个个急忙表态说他们绝无二心。

赵匡胤说:“我当然相信诸位,然而谁能保证你们的部下不会为了富贵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呢?”

听到这里,石守信等人早已诚惶诚恐,忙跪在地上不住地叩头,泪流满面地请求宋太祖能给他们指出一条生路。

赵匡胤一看一切都如自己事先料想的一样,于是顺势说道:“其实人生一世,能享受时就尽情享受。要我看啊,诸位何不交出兵权,出外镇守边境,选些好田产,为子孙后代创下家业,再多置些美貌的歌舞女子,尽情欢娱,颐养天年。这样既可以杜绝诸位的部下反叛作乱的可能,诸位又能够无忧无虑地安享晚年,何乐而不为呢?”赵匡胤这一席话,石守信等人早已心领神会,于是纷纷拜谢皇恩浩荡。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称病,交出各自的兵权。宋太祖派任他们为各路节度使,驻守边境去了。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如果别人对你的权力和地位造成威胁,你要首先通过一些手段解除他们的权力,肢解他们的优势。

张咏智杀逃犯

北宋初年,张咏做益州知府。当时四川发生王小波、李顺领导的茶农起义,被招讨使王继恩率军击败。后来王继恩屯兵益州府,他的部下居功自傲,恣意妄为。

一天,有个百姓向知府张咏控告王继恩总帐的士兵仗势欺人,勒取民间财物,还伤了人。那个士兵知道后,用一根长绳从城墙上坠出城外,连夜逃遁。

张咏派衙役前去追捕,临行前,他告诫衙役说:“你把他捉拿住之后,不要打他,也不要伤他,只要找到一个深井,将他衣冠整齐地推进井里,然后来报告我,就说此人逃走后投井自杀。”

当时官军中正议论纷纷,气势汹汹地准备借机闹事,听说那个士兵自己投井而死,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张咏这样处理,可谓是巧妙至极。既惩办了凶手,又避免了与官军主帅王继恩不和的恶名。

明智果断的薛奎

北宋早期,薛奎镇守巴蜀。

一天,他正在大东门外举行酒宴,这时城里发生了兵变,没过多久,属吏就将兵变的头目抓获了。都监来询问该怎样处罚这个人,薛奎想也不想,一挥手说:“将他就地正法吧。”

这事了结后,人们都认为这一决断十分英明。不当场处决的话,就可能刑讯逼供,胡乱牵连十天半月也无法了结,无法使他那些有反心的同伙尽快安定下来。

还有一次,有一个蜀人得到五代后蜀的一方中书印,晚上将它带回城中,用一个口袋装好,然后挂在城的西门上,守门的发现后拿着印袋报告薛奎。这时,上万个蜀人跟在守门人后面,都吵吵闹闹,口出狂言,说着些怪异的话,想看看薛奎会怎么处理。

薛奎看到守门人后,就让守门人将布袋收藏起来,连布袋里是什么东西也不取出来看一下。这下,老百姓也就不闹了,到最后,终于纷纷走开。

有时候,处理事情就要果断一点,不然就会被人抓住把柄,使事情朝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吕端大事不糊涂

北宋太宗时,吕端为相。在别人眼里,吕端为人糊涂,其原因有二:一是他一生不蓄家产,不为亲友谋私利;二是他对职务上的升迁表现得毫不介意。

太宗晚年病危时,太子是三子赵恒,内侍王继恩忌恨太子英明过人,私下里想拥立长子楚王赵元佐继位,于是找参知政事李昌龄合谋。

适逢吕端到宫中探问太宗病情,发现太子不在皇帝身边,怀疑其中有变化,就在笏(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上写了“病危”二字,命令亲近可靠的官员请太子马上入宫侍候。

太宗死了,李皇后让王继恩召吕端入宫。吕端知道事情有变,将前来传召的王继恩锁在屋里,命人看守,之后才进宫。李皇后特意问吕端:“如今太宗已死,立太子应当立长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吕端正色道:“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有异议就是违背先帝。”驳回了李皇后的话,坚持派人找来赵恒即位。

宋真宗登上皇位后,在举行登基仪式时,天子座位前垂着帷帘接见群臣。吕端平正地站在殿下,先不拜天子,而是请求天子卷起帷帘,他上殿仔细看过,认清了的确是原太子,然后才下台阶,率领群臣叩拜。

不糊涂,这是有见识;一定不肯糊涂做事,这就是决断。

以墨吓退恶臣

宋真宗身体不适,宰相李迪为了替皇帝祈祷上天消除灾祸而住在内宫。当时宋仁宗年纪还小,八大王中的元俨很有盛名,以询问皇帝的病情为借口逗留在宫内,好几天不出宫。

宰相李迪对此感到忧心,但又没有什么办法。碰巧翰林院用一个金盆装着热水,说:“这是八大王要的。”李迪灵机一动,拿过案上的墨笔放在水里搅,热水就染黑了,让翰林院给八大王端去。元俨见到了墨水,大为惊骇,以为有人在水中下了毒想害他们,于是便立即上马疾驰而去。

要打击别人,不用和对手摆明了对着干,一些旁敲侧击的小方法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借名字求显贵

宋朝仁宗景祐年间,华州人张元、吴昊自恃才华超群,原本想在科场上一显身手,不料屡试不中,遂弃文从军,投奔边境营寨,却没想到边防将士因为他俩是文弱书生,常常嘲笑他们。二人感到在宋朝前途无望,于是下决心到西夏去施展才能。

二人晓行夜宿,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西夏的兴庆府,在一家酒楼饮酒歇息。他们商量,初到此地人地生疏,如何才能面见西夏国主元昊,并为其所用呢?他们开动脑筋,想来想去,终于琢磨出一个好办法来。他们向店家要来笔墨,二话不说在酒楼的墙壁上挥笔题写了一行大字:“张元、吴昊来此。”

这一下可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他们两个人的姓名各有一字与西夏国主的姓名相同。按照通常的惯例,是要避讳的。可他们却胆大包天地写在闹市酒楼的墙上,这可不是一件小事。马上就来了一些巡逻的士兵,将二人抓了起来,并报告了西夏国主元昊。

元昊见二人行为奇特,又是宋人打扮,想必其中会有什么不一般的缘故,便亲自审讯,问二人为何来到夏国,竟敢以名字相犯,难道不怕被治罪吗?二人却满不在乎地说:“‘姓’尚不理会,还在乎什么‘名’?”

这一下可说中了元昊的心事。原来元昊一直想割据西北,自立为王,但是因为实力不够,仍受宋朝管辖。他原本姓李,却不得不接受宋朝赐予的赵姓。这事他深以为耻,一时也无可奈何。

元昊见二人出语不凡,内隐玄机,知道此二人一定非同一般,连忙恭敬地请教他们有何妙策。这时,张元、吴昊才将他们的来意讲明。元昊正求贤若渴,一听大喜,立即给二人封赐官爵,用为谋臣。

刻意求异,制造新闻以求显扬的行为同颂扬吹捧以达目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在现代公共关系学理论中称为建设性公关活动,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王曾巧妙揭发丁谓

北宋丁谓任宰相时期,把持朝政,不许同僚在退朝后单独留下来向皇上奏事。当时众大臣都觉得丁谓的要求过分,但又敢怒不敢言,只有王曾非常乖顺,从没有违背的意图。

一天,王曾对丁谓说:“我没有儿子,老来感觉孤苦,想要把弟弟的一个儿子过继来为我传宗接代,我想当面乞求皇上的恩泽,又不敢在退朝后留下来向皇上启奏。”

丁谓说:“就按照你说的那样去办吧!”

这样,王曾有了单独拜见皇上的机会,他趁机迅速提交了一卷文书,同时将丁谓的行为揭发了出来。丁谓刚起身走开几步就非常后悔,但是已经晚了。没过几天,宋仁宗即位,丁谓就被贬到崖州去了。

敌人势大时,若不婉顺,那么事情就受阻;若不隐藏,就有危险出现;若不欺骗,就可能被敌人消灭。

吕夷简办事得体

北宋仁宗时期,皇上生病,很久没有上朝理政。

有一天,仁宗觉得自己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了,于是想召见主持政务的大臣们,检查一下最近发生的政事。

上朝时,仁宗坐在便殿,召中书省、枢密院的文武两位大臣紧急进宫,吕夷简时任中枢省大臣,接到皇上传旨后,却并不惊慌,而是慢悠悠地踱步前行。

这时,枢密院大臣催他走快点,而吕夷简却像没听见一样,仍是不紧不慢地走着。

到达皇宫后,宋仁宗问他:“朕病了这么久,今天刚好些,非常想见见你们,你为什么姗姗来迟?”

吕夷简从容答道:“陛下患病,不能亲理朝政,朝廷内外都很担忧。一旦忽然召见大臣,我们就慌忙奔跑进宫,恐怕会使人们误认为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宋仁宗听说后,就认为他辅佐政事,考虑周全,办事得体。

后来,李太后死了,宋仁宗连丧服都还没有脱掉,吕夷简就马上劝谏宋仁宗立曹氏为皇后。范仲淹对此表示反对,因此去觐见皇上,说:“吕夷简又给陛下出了—个坏主意,请陛下责罚他。”

第二天,吕夷简就对人说道:“这一类事情宫廷外的人不会知道,皇上年龄已经大了,郭后和尚美人都因为失去宠爱而被废掉了。后宫中想凭姿色得到皇上宠爱的大有人在,不立即册封皇后,就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事。”

能够深谋远虑,就能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吕夷简能够统观全局,考虑周全,所具有的远见卓识,是值得认真借鉴的。

曹玮预知十年事

北宋仁宗年间,河西首领赵元昊反叛,皇帝询问边防守备情况,辅臣们却都对答不上来。

第二天,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四位枢密使都被罢了官,王鬷被贬到虢州。

临行之际,其好友翰林学士苏公仪到城外送王时,王对苏公仪说:“我这次去虢州,十年前已有人预言了。”

苏公仪说:“那人一定是占卜算卦的术士吧。”

王说:“不,是曹玮。我从前当三司盐铁副使,到河北判决狱囚,那时曹玮从陕西刚被派到河北做定帅,我到定州办完公事后,曹玮对我说:‘公事办完,该回京都了,愿您明天再留一日。我有话对你说。’我本来就爱慕他的才干,又听他说此话,就欣然留了下来。”

“第二天中午曹玮请我吃便饭,饭后他让左右侍卫退下,对我说:‘公满面是善变骨象,将来不是做枢辅,就是做边帅,有人说公能做宰相,我看不能。不到十年,你一定到这里当总管,那时西边常传警报,公应预先研究边防战备,搜罗人才,否则无法应付突然事件。’”

“我说:‘边境的情况,只有您十分熟悉,您有何见教?’曹玮说:‘我在陕西时,河西的赵德明曾叫人用战马到中原作交易。我被他贪图小利的行为激怒,准备斩他。后来赵德明有一小儿子,那年才十来岁,对人说:‘用战马资助邻国已经失算,现在又因商货小事要杀守边的军人,那么谁还肯为国效力?’”

“我听到这活,心中暗想,这个孩子是一块可用之材,一定有一番不寻常的志向。听说他常从集上路过,我一直想见见他,几次命手下人诱使他来府上,都没成功。于是使擅画者画下他的样貌。以后我终于见到这个孩子,真是一副英豪的模样。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边地的祸患,算一算他成人的日子,正是您将来掌政的时候,望公努力呀。’我当时听后非常不以为然,如今知道被画的人就是赵元昊。”

既要看到眼前,又要考虑到以后,方可谓知小大之辨者。有些人目光短浅,往往被眼前利益所诱惑,而不顾由此而带来的恶劣后果,待得灾祸来临,悔亦无济于事。

狄青巧妙教训刘易

北宋仁宗年间,有位豪士刘易,很受陕西安抚使韩琦器重。韩琦手下有位年轻将军狄青,久慕刘易的大名,很想请刘易到自己军营宴饮,刘易没有答应他。

可是突然有一天刘易却不请自到,狄青大喜,赶紧命手下军士杀猪宰羊,设宴款待。酒菜摆上来,哪知刘易却不满意,直嚷着要吃苣荬菜。狄青于是急忙派人去寻苣荬菜,谁知手下去了半天也没采到苣荬菜,宾主只好遗憾而散。

狄青认为刘易以后可能不会来了,谁知刘易看上了狄青的军事才干,所以不久又来相访。狄青一见赶紧命人去韩琦营中求借苣荬菜。这次宾主不但谈得投机,而且吃得也很满意,刘易表示日后会常来。

就这样,刘易以后每次来到,狄青就去韩琦营中借苣荬菜。这让狄青手下的军士十分看不惯,决心整治一下这名狂士。

狄青手下有位内地的军士,狄青便命他带来大批苣荬菜。每当刘易到来,手下便光做苣荬菜上来佐酒。第一次刘易吃得很开心,觉得解了大馋,但第二次,第三次,席上光是苣荬菜,刘易渐渐皱起眉头来。时间一长,他再也受不了了。

这种情况下,刘易再来时,又为他摆上别的菜;有时宴席上没有苣荬菜,刘易再也不会表示不悦了。

过与不及都会造成困扰,用这个原则“整治”无理取闹的人,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文彦博制伏司天官

宋仁宗时,宰相富弼采用朝士李仲昌的计策,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漯渠流入横陇的故道,以增加宋朝的水利灌溉渠。

北京大名府留守贾昌朝素来憎恶富弼,暗地里勾结了宦官武继隆,命令司天官二人,等到朝臣聚会时,在殿廷提出抗议,就说国家不应当在京城的北方开凿渠道,这样会使皇上龙体欠安。数天之后,二人又听从武继隆的主意,向皇上上疏,请皇上与皇后一起出来听政,并且罗列了许多理由来证明皇后听政是上上之策。

史志聪将他们的奏章拿给宰相文彦博,文彦博看了以后默不做声地收藏在怀中。他不慌不忙召来二人问罪:“你二人的职责范围是静观天象,略有风吹草动,必须上报朝廷,这是你们的责任。为什么胡言乱语干预国家大事?你们所犯的罪有灭族的后果。”

两个司天官十分恐惧,脸色惨白,浑身发抖。文彦博又说:“看你们两个不是狂妄愚昧至极,今天不忍治你们的罪,从今以后不准再如此狂妄了。”

二人走了后,文彦博才取出怀中的疏状给同列诸位大臣观看,同僚们都十分愤怒地说:“奴才们胆敢如此胡作非为,为什么不斩了他们?”

文彦博说:“把这两个人斩首之后,那么事情就会张扬传播开来,宫中会闹得不安宁。”诸位大臣连忙说:“你说得有理。”过了不久,大臣们又决定派遣司天官测定六漯渠的方位,文彦博还是派那两个人去。这二人怕治他们的前罪,就改称六漯渠在京城东北,而不在正北。

在和平岁月,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少之又少,如果凡事一定要把对手置之死地,那么对手就会困兽犹斗,就可能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吕夷简智撤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