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做最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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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敏而好学,琢玉成器(1)

提高与普及

今天我带病来参与开学典礼,很愿意听听诸位新教授的言论及对于我们的希望。我从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来到本校,参与了三年的开学典礼。一年得一年的教训,今天又是来亲受教训的日子了。

我本来不预备说话,但蒋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谈话的一部分,偏偏把“且听下回分解”的话留给我说,所以我不能不来同诸位谈谈。

我暑假里,在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听讲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时髦的教员了。这些教员是从十七省来的,故我常常愿意同他们谈天。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我以为我们现在那里有什么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你看最近的一期《学艺杂志》里有一篇《对于学术界的新要求》,对于我们大学很有些忠实的规谏。他引的陈惺农先生对于编章《北京大学月刊》的启事,我们大学里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到陈先生编章的时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几篇,方才敷衍过去。《大学丛书》出了两年,到现在也只出了五大本。后来我们想,着书的人没有,勉强找几个翻译人,总该还有,所以我们上半年,弄了一个《世界丛书》,不想五个月的经验结果,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至今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所以我对于那一句话的答语,就是:“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再讲第二问题,现在外面学界中总算有一种新的现象,是不能不承认。但这只可说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他们所问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既然动了,按物理学的定理,决不能再使不动。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这种运动的趋向,引导到有用有结果的路上去。

这种动的趋向有两个方面:

(一)普及 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

(二)提高 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既有这种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我们就应该好好预备一点实在的东西,去满足这种新要求和新欲望。若是很草率的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词,去解决他们的智识饥荒,这岂不是耶稣说的“人问我讨面包,我却给他石块”吗?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功夫。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我们若想求高等学问,非先求得一些求学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国语、国文、基本科学,这都是求学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应该拿着这种切实的工具,来代替那新名词的运动,应该用这种工具,去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我们若能这样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了。二三十年以后,朱逷先生和陈女士做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也许我们北大当真可以占一个位置。

我把以上的话总括起来说:

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唯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这是胡适1920年9月17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演词。原载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又载1920年9月23日《晨报副刊》。收入《胡适教育文选》(柳芳主编))

教师的模范

师范,就是教师的模范,他们至少要有两方面的理想:人格方面,是要爱自由和爱独立,比生命还重要,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把自由独立看作最重要的,这样人格才算完满;另一方面是知识,就是要爱真理,寻真理,为真理牺牲一切,为真理受苦,爱真理甚于自己的生命。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国,但却没有一个具有六十年或七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北京大学是一个很老的学校,也不过六十二年 ;交通大学从它的前身南洋公学一起算进去,也只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台湾大学从日据时代的台湾帝国大学,到现在不过二十多年。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没有六七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是很使人惭愧的。

一九三六年,我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纪念,有五百多个世界各地的着名学术机构和大学的代表都去道贺。在一次按照代表们所代表学校成立年代为先后的排队游行中,埃及的一个大学排在第一,但在历史上这个大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可怀疑的。实际可考的,应该是排在第二的意大利佛罗伦斯大学,才真正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北京大学是排到第五百五十几名。

我在哈佛大学的餐会中,曾被邀请说话,我曾指出,北京大学是国立大学,是首都大学,也是真正继承中国历史上太学的学府。中国的太学是创始于汉武帝时代,这样算起来,北大历史应该要从纪元前一二四年算起,如果以这个历史为考据,北大该排在埃及大学的前面了。

北京大学不愿意继承太学是有原因的。中国的大学始于太学,但是从汉武帝到隋唐国子监,都没有持续性和继续性,当朝代间替,政府更换的时候,学堂也随着变换,使得学堂的设备、财产、人才、学风都缺乏继续的机构接替下去。

在中国,太学是政治机构的一部分,太学校长叫“祭酒”,他们升官了就离开太学做官去。无论是学风,人才,都随着不同的朝代政府变迁更换。西洋的大学能够继续不断发展,有三个因素:第一它们有董事会,管理学校财产,像欧洲的大学是由教皇特旨,以教皇的许可状作为基础,连续有人负责学校的一切;第二,是教师会,它使得学校的传统学风能继续下去;第三,美洲的大学,都有校友会,校友们捐款给学校,推选董事参加董事会。

中国的大学有国立的、官立的、私立的,但却没有一个私立学校是完全私立的,大多是半官立的。太学在纪元前一二四年成立时,只有五个教授,五十个学生。王莽大兴学堂,曾筑舍万区,纪元后四年,太学生有六万多人,东汉迁都洛阳,太学仍在继续不断发展。汉光武帝革命的成功,全是王莽时代太学生的力量。“党锢之祸”发生以后,太学生才渐为大家所恐惧。

我们大学制度产生得很早,但是几千年来没有好好持续下去,造成了有五千年历史,而没有七十年以上大学历史的现象。

一个只有十四年历史的学堂,在教育史上还是个小孩子。十四岁的孩子是不应该为他大做生日的,但还是值得道喜。……

师大学生要以爱自由、爱独立、爱真理胜过生命的理想,担负起教养下一代的神圣使命。

(这是1960年6月5日胡适在台湾师范大学14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载1960年6月6日《台湾新生报》《公论报》等)

《师门五年记》序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着。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供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

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古人说“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许是指古代曾作货币用的贝壳?)我很早就看重尔纲这种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很早就对他说,他那种一点一画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我在民国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别的信,曾说:

你这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第二年他在贵县中学教国文,寄了两条笔记给我看,一条考定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王婶”是“王涯”之误;一条是考定袁枚祭妹文的“诺已”二字出于《公羊传》,应当连读,——我回他的信,也说:

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进步。你能继续这种精神,——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有大进步。古人所谓“于归而求之,有余师”,真可以转赠给你。

我引这两封信,要说明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点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做点批评督责的工作。

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地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画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

他现在写了这本《自传》,专记载他跟我做“徒弟”的几年生活。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小书,很使我怀念那几年的朋友乐趣。我是提倡传记文学的,常常劝朋友写自传。尔纲这本《自传》,据我所知,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

胡适 三十七年八月三日在北平

(本文作于1948年8月3日。收入1958年胡适自印本《师门五年记》。载1963年3月1日台北《传记文学》第二卷第3期,又收入1966年6月25日台北文星书店《胡适选集》序言分册、1987年10月岳麓书社《胡适书评序跋集》等)

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

刚才吴县长报告了五十八年前我在此地的一段历史——我在三岁至四岁间,随先人在台东州住过一年多,在台南住过十个月——要我把台东看作第二家乡;昨天台南市市长也向台南市市民介绍我是台南人;这番盛意,我非常感谢!吴县长预备在这里要做纪念我先人的举动,实在不敢当。明天举行县议员选举,我将以不是候选人也不是选举人,冒充同乡,到各投票所去参观。

今天我看到了吴县长老太太,看到了她,我非常感动,她可算台东年龄最高的了,她与先母年龄相当,先母如在世,已经有七十九岁了。

我到这里不久,与县长、教育科长、校长等几位谈话,知道了台东的教育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来推进的,我非常敬佩他们艰苦不移、紧守岗位的坚毅意志。本来教育厅陈雪屏厅长预备与我们同来的,因台北有事,临时由台南赶回去了。不过教育厅还有一位视察杨日旭先生是同来的,我已经特地要他到各校去视察,并将视察结果报告教育厅,以使省府对台东的教育情形有所了解。

今天我应该讲些什么?事先曾请教吴县长、师范刘校长和同来的几位朋友,他们以今天到场的大多数是青年朋友们,也有青年朋友们的父兄,因此要我讲讲中等教育的东西。同时,我到过的地方,许多朋友常常问我中学生应注重什么?中学毕业后,升学的应该怎样选科?到社会里去的应该怎样择业?我是不懂教育的,不过年纪大些,并且自己也是经过中学大学出来的,同时看到朋友们与我们自己的子弟经过中学,得到一点认识,愿意将自己的认识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今天讲的题目,就是:“中学生的修养与中学生的择业”。

中学生的修养应注重两点:

一、工具的求得。中学生大概是从十二岁的幼年到十八岁的青年,这个时期是决定他将来最重要的一个时期。求知识与做人、做事的工具,要在这个时期求得。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学生要将来有成就,便应该注意到“求工具”——学业上、事业上,求知识上所需要的工具。求工具的目标有二:一是中学毕业后无力升学要到社会里去就业;一是继续升学。

第一种工具是语言文字。不论就业升学,以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所得,语言文字是最需要的工具。在中学里不仅应该学好本国的语言文字,最好能多学一二种外国的语言文字。它是就业升学的钥匙,能为我们打开知识的门。多学得一种语言,等于辟开一个新的花园、新的世界。语言文字,可以说是中学时期应该求得的工具当中非常重要的了。在中学时期如果没有打好语言文字的基础,以后作学问非常的困难。而且过了这个时期,很少能够把语言文字弄好的。

第二种工具是科学的基本知识。许多人都说学了数学,将来没有什么用处,这是错误的。数学是自然科学重要的钥匙,如果不能把这个重要的钥匙——数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矿物学、植物学等,在中学时期学好,则不能求得新的知识。所以中学时期最重要的,是把这些基本知识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