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做最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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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2)

这并不止是平常所谓“守经”与“达权”的问题。这是道德的性质的问题,是道德的中心问题。荀卿说的最好:“人无动而不与权俱。”权是一个秤锤。道德本无定名,只是虚位,就如那秤上的星点一样。道德的生活是随时随地求个正当的生活,就如那秤上的提绳一样,故说“人无动不与权俱”。假如天下的道德都是不变的,都是不须随时随地去求个正当的,那么,我们只消凭着理想做一部《道德经》或一部《道德教科书》,就可以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万世而不惑了。道德教育就不成问题了。无奈人事是复杂的、变迁的、个别的。因为复杂,故没有简单的应付;因为变迁,故没有刻板的标准;因为个别,故没有根本的解决。明末高攀龙说得好:

唯权乃所以为经也。非权则经不可用矣。经,譬之秤也。权,则秤锤也。秤一定不可移,(即我说的那秤上的星点,还即是虚位,并非真一定不可移。)权则随轻重而定。故权字即时字也。

(《东林论学语》上)

我们现在可以下“道德”的定义如下:

依着个人的智慧的光明,对于那复杂、变迁、个别的人事问题,在行为上随时随地做相当的应付:这就是道。

这种行为,久而久之,习惯了,圆熟了,不须勉强了,成了品性了。这就是品格的养成,这就是德。

现在我们可以讲“道德教育”了。

向来中国人的道德教育有三种:

第一,大多数人的道德教育完全是不名道德教育的道德教育。他们不晓得什么“修身”、“正心”、“伦理”,他们也不晓得什么“性”、“仁”、“良知”、“主敬”。他们的智慧是很有限的,他们的生活问题也是很有限的。他们用那有限的经验与知识来应付那有限的生活问题,——一点一滴的活知识,用在一点一滴的活问题上,——居然也往往有很正当的行为,居然也往往养成很正当的品格。

第二,还有少数的人,想从书本子里得着一种道德教育。他们谈心,谈性,谈良知良能,谈正心诚意,谈主一主敬,谈修身,谈道德仁义。然而这种道德教育的效果可实在不多。有时候,他们用强制的方法,立功过格,写座右铭,至多也不过成一种束身自保的道学先生。有时候,这种功夫完全当不得一个粉面村姑娘的一盼,也禁不住一只大元宝的光焰。比较上,功效最大的还是一部《觉世真经》,和一部《太上感应篇》、一篇《阴骘文》。清朝的刑名大家汪辉祖,学问总算是好的了,然而他自己说他一生所以不敢做恶事,全靠他每天早起念三遍《感应篇》!其实何止汪辉祖一个人?一部《正谊堂全书》(清张伯行编刻,为程朱一派的理学书的最大结集。)那里比得上这一小本《太上感应篇》?这种书本子里的道德教育,充其量不过是一班《感应篇》的信徒;他们不敢做恶事,因为怕近报在己身,远报在儿孙;他们也做点好事,因为他们要积点阴骘,延寿一纪,贵子双生!天下的大傻子也出在他们里面,天下的大奸巨猾也出在他们里面。最大的成绩也不过几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好好先生。若想单靠这种道德教育就可以产出一些能做大事的王守仁、曾国藩,那是没有希望的。

第三,到了晚近的时期,一些谈教育的人提出“三育”的名称:体育、智育、德育,——在学校的课程里分出一两点钟来,专教“德育”。小学里叫做读经与修身,中学以上叫做读经与伦理。这种教育效果,我们也看见了。学生见了这种功课,觉得毫无趣味,打瞌睡的打瞌睡,看小说的看小说。即使用功的学生把一部修身教科书记得烂熟,考试时得着个一百分,究竟于学生的行为上有什么用处?况且我们既把“德育”特别提出,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那么,其余的学科——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理化、博物等,——明明也是可以宣告独立的了。当初提倡“三育分立”的人,本意是提高“德育”,不料反把“德育”降为一种讨厌的科目!

以上三种道德教育的方法,我们若用成绩来批评他们,自然要算第一种“不名道德教育的道德教育”的成绩最大了。我们中国的背脊骨,还须靠这一班真有道德的老百姓。其余那两种“自命道德教育的道德教育”,却不曾有什么可以使人心服的成绩。这种比较,使我们明白一个教训:

用“道德教育”来教道德,远不如不用“道德教育”来教道德。换句话说,就是:“直接教道德,远不如间接教道德。”再说的骇人一点,就是:“教道德,远不如不教道德。”“间接教道德”就是用经验与知识来应付生活的问题,这虽不是教道德,而结果却是一种最有成效的道德教育。

那么,我们难道应该完全效法这种自然的、不自觉的道德教育吗?这又不然。这种不自觉的道德教育很有流弊:(1)因为不自觉,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此为在天津教育厅的讲演词,全稿未写完,故难于确定写作日期。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版)

慈幼的问题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这三点都很扼要,只可惜我们中国禁不起这三层考察。这三点之中,无论那一点都可以宣告我们这个国家是最野蛮的国家。我们怎样待孩子?我们怎样待女人?我们怎样用我们的闲暇工夫?——凡有夸大狂的人,凡是夸大我们的精神文明的人,都不可不想想这三件事。

其余两点,现今且不谈,我们来看看我们怎样待小孩子。

从生产说起。我们到今天还把生小孩看作最污秽的事,把产妇的血污看作最不净的秽物。血污一冲,神仙也会跌下云头!这大概是野蛮时代遗传下来的迷信。但这种迷信至今还使绝大多数的人民避忌产小孩的事,所以“接生”的事至今还在绝无知识的产婆的手里,手术不精,工具不备,消毒的方法全不讲究,救急的医药全不知道。顺利的生产有时还不免危险,稍有危难的证候便是有百死而无一生。

生下来了,小孩子的卫生又从来不讲究。小孩总是跟着母亲睡,哭时便用奶头塞住嘴,再哭时便摇他,再哭时便打他。饮食从没有分量,疾病从不知隔离。有病时只会拜神许愿,求仙方,叫魂,压邪。中国小孩的长大全是靠天,只是侥幸长大,全不是人事之功。

小孩出痘出花,都没有科学的防卫。供一个“麻姑娘娘”,供一个“花姑娘娘”,避避风,忌忌口;小孩子若安全过去了,烧香谢神;小孩子若遇了危险,这便是“命中注定”!

普通人家的男孩子固然没有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女孩子便更痛苦了。女孩子到了四五岁,母亲便把她的脚裹扎起来,小孩疼的号哭叫喊,母亲也是眼泪直滴。但这是为女儿的终身打算,不可避免的,所以母亲噙着眼泪,忍着心肠,紧紧地扎缚,密密地缝起,总要使骨头扎断,血肉干枯,变成三四寸的小脚,然后父母才算尽了责任,女儿才算有了做女人的资格!

孩子到了六七岁以上,女孩子固然不用进学堂去受教育,男孩子受的教育也只是十分野蛮的教育。女孩在家里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是“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叫做“念死书”。

因为念的是死书,所以要下死劲去念。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这种生活实在太苦了,所以许多小孩子都要逃学。逃学的学生,捉回来之后,要受很严厉的责罚,轻的打手心,重的打屁股。有许多小孩子身体不好的,往往有被学堂磨折死的,也有得神经病终身的。

这是我们怎样待小孩子!

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堂不算好学堂,他们的医院也不算好医院。但是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宽恕的。

几十年来,中国小孩子比较的减少了一点痛苦,增加了一点乐趣。但“慈幼”的运动还只在刚开始的时期,前途的工作正多,前途的希望也正大。我们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固然要宣传慈幼运动的重要,一方面也应该细细计划慈幼事业的问题和他们的下手方法。中华慈幼协济会的主持人已请了许多专家分任各种问题的专门研究,我今天也想指出慈幼事业的几个根本问题,供留心这事的人的参考。

我以为慈幼事业在今日有这些问题:

(1)产科医院和“巡行产科护士”(Visiting nurses)的提倡。产科医院的设立应该作为每县每市的建设事业的最紧急部分,这是毫无可疑的。但欧美的经验使我们知道下等社会的妇女对于医院往往不肯信任,她们总不肯相信医院是为她们贫人设的,她们对于产科医院尤其怀疑畏缩。所以有“巡行护士”的法子,每一区区域内有若干护士到人家去访问视察,得到孕妇的好感,解释她们的怀疑,帮助她们解除困难,指点她们讲究卫生。这是慈幼事业的根本要着。

(2)儿童卫生固然重要,但儿童卫生只是公共卫生的一个部分。提倡公共卫生即是增进儿童卫生。公共卫生不完备,在蚊子苍蝇成群的空气里,在臭水沟和垃圾堆的环境里,在浓痰满地病菌飞扬的空气里,而空谈慈幼运动,岂不是一个大笑话?

(3)女子缠足的风气在内地还不曾完全消灭,这也是慈幼运动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4)慈幼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养成有现代知识训练的母亲。母亲不能慈幼,或不知怎样慈幼,则一切慈幼运动都无是处。现在的女子教育似乎很忽略这一方面,故受过中等教育的女子往往不知道怎样养育孩子。上月西湖博览会的卫生馆有一间房子墙上陈列许多产科卫生的图画,和传染病的图画。我看见一些女学生进来参观,她们见了这种图画往往掩面飞跑而过。这是很可惜的。女子教育的目的固然是要养成能独立的“人”,同时也不能不养成做妻做母的知识。从前昏谬的圣贤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现在我们正要个个女子先学养子,学教子,学怎样保卫儿童的卫生,然后谈恋爱,择伴侣。故慈幼运动应该注重(甲)女学的扩充,(乙)女子教育的改善。

(5)儿童的教育应该根据于儿童生理和心理。这是慈幼运动的一个基本原则。向来的学堂完全违背儿童心理,只教儿童念死书,下死劲。近年的小学全用国语教课,减少课堂工作,增加游戏运动,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我知道各地至今还有许多小学校不肯用国语课本,或用国语课本而另加古文课本;甚至于强迫儿童在小学二三年级作文言文。这是明明违背民国十一年以来的新学制,并且根本不合儿童生理和心理。慈幼的意义是改善儿童的待遇,提高儿童的幸福。这种不合儿童生理和心理的学校,便是慈幼运动的大仇敌,因为他们的行为便是虐待儿童,增加学校生活的苦痛。他们所以敢于如此,只因为社会上许多报纸和政府的一切法令公文都还是用死文字做的,一般父兄恐怕儿女不懂古文,将来谋生困难,故一些学校便迎合这种父兄心理,加添文言课本,强迫作文言文。故慈幼运动者在这个时候一面应该调查各地小学课程,禁止小学校用文言课本或用文言作文;一面还应该为减少儿童痛苦起见,努力提倡国语运动,请中央及各地方政府把一切法令公文改成国语,使顽固的父兄教员无所借口。这是慈幼运动在今日最应该做而又最容易做的事业。

杜威论思想

杜威先生的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但是应付环境有高下的程度不同。许多蛆在粪窖里滚去滚来,滚上滚下;滚到墙壁,也会转弯子。这也是对付环境。一个蜜蜂飞进屋里打几个回旋,嗤的一声直飞向玻璃窗上,头碰玻璃,跌倒在地;他挣扎起来,还向玻璃窗上飞: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头;他飞到玻璃上,爬来爬去,想寻一条出路:他的“指南针”只是光线,他不懂这光明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气一样,何以飞不出去!这也是应付环境。一个人出去探险,走进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树林里,迷了路,走不出来了。他爬上树顶,用千里镜四面观望,也看不出一条出路。他坐下来仔细一想,忽听得远远的有流水的声音;他忽然想起水流必定出山,人跟着水走,必定可以走出去。主意已定,他先寻到水边,跟着水走,果然走出了危险。这也是应付环境。以上三种应付环境,所以高下不同,正为知识的程度不同。蛆的应付环境,完全是无意识的作用;蜜蜂能用光线的指导去寻出路,已可算是有意识的作用了,但他不懂得光线有时未必就是出路的记号,所以他碰着玻璃就受窘了。人是有知识能思想的动物,所以他迷路时,不慌不忙地爬上树顶,取出千里镜,或是寻着溪流,跟着水路出去。人的生活所以尊贵,正为人有这种高等的应付环境的思想能力。故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知识思想是一种人生日用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不是哲学家的玩意儿和奢侈品。

总括一句话,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换句话说,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

因为思想在杜威的哲学系统里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现在介绍杜威的思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