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做最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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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勤谨和缓谈治学(12)

数百年来自由选择自由拒绝世界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目前是必须要我们在两个中间挑选一个,我们既无法列一公式来证明往左是生路往右是死路,或者往右是生路往左是死路;又无法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你们的两个都不要。所以问题就严重了,三十年前教科书里的东西用不着了。梁启超先生早年介绍我们“自由”,许多人说“不自由,毋宁死”。那时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是变了,打倒资本主义也要打倒自由主义。要服从,要牺牲个人自由,争取集体自由。从前对的话现在不对了。自由究竟要不要,是另一个问题。如从历史上看,一切文化都向前进,而自由正是前进的原动力,有学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有不断的新科学新文化出来。照辩证法说,有甲就有非甲,甲与非甲斗争成为乙;有乙又有非乙,乙与非乙斗争成为丙。

我今天说这一段话,不是“卖膏药”,我没有膏药可卖。只是这个问题牵涉到感情,牵涉到信仰,牵涉到思想,除了思想有一点理智成分外,情感信仰就不同,受不了一点刺激。我今年五十八岁,一生相信自由主义。我是向来深信三百年来的历史完全是科学的改造,以人类的聪明睿智改造物质,减少人类痛苦,增加人类幸福。这种成就完全靠了有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不怕天,不怕地。倘使失了自由,那里还有现在的物质文明。

我走过许多国家,我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经济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没有见到一个国家牺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经济自由。俄国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来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减轻了多少?经济自由得到了没有?牺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经济自由的,历史上未有先例。

我比较守旧,九月十一日还在北平天坛广播“自由主义”,也许有人听了骂胡适之落伍。他们说这不是不自由不民主,而是新民主主义新自由。是没有自由的新民主,没有民主的新民主,没有自由的新自由,没有民主的新自由。各位看过评剧里的《空城计》、《长坂坡》,没有诸葛亮的《空城计》,没有赵子龙的《长坂坡》,还成甚么戏?

是自由与非自由的选择,也是容忍与不容忍的选择。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各位都看到报上说美国华莱士组织第三党竞选总统,比较左倾。反对他的人拿鸡蛋番茄掷他。掷他的人给警察抓了送到法庭去,法官说这是不对的,华莱士有言论自由。要判他在监狱里坐,或罚他抄篇……寄纽约《前锋论坛报》,或抄十年来作标语的一句名言一千遍。那个人想想,还是愿意抄一千遍。这一句话是:“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但我要拼命辩护你有权说这话。”这一句话多么伟大!假使这世界是自由与非自由之争的世界,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有人说恐怕不容忍的世界、极权的世界声势大些,胡适之准备做俘虏吧!大家只看到世界上两个东西斗争这边失败,政府打仗这边也失败,那边声势很大,便以为这边注定失败了。我不赞成这种失败主义。三百年的历史是整个的反自由运动,目前的反动并不是大反动,只是小小的反动,看起来声势浩大,但他们自己就缺乏自信,不相信自己的人,用最专制的权力来压迫自己人,经过三十一年长时间还不许人家进去,不许自己人出来,不敢和世界文化交流,这正表示他的胆怯。所以我说这只是一个小反动。依我的看法,民主自由一定得到最后胜利。固然历史告诉我们,民主自由运动常会遭到包围摧残,法国革命几经失败,民主摇篮英国的成功受英伦海峡保护,美国民主成功靠两大海洋保护;但每次民主自由斗争无不得到最后胜利,最近两次世界大战亦是如此。

此次从北平到上海,一位朋友对我说,这个输麻将还打么?我说,你是失败主义的说法。真正输麻将是十二年前的局面,那时我们和世界三海军国之一、陆军占世界第三位、工业占世界第三位的国家打仗,我们没有一点基础,飞机连教练机不过二百架,那才是必输的,可是我们要打,而且打胜了。人家最悲观的时候,我一点不悲观,我总是想,他们没有好装备,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我们只要稍稍好转,就可以风雨皆释了。这次斗争既是文化选择问题的斗争,决不能说输就算了,这不比选择双凉鞋、选择剪头发、选择钟表、选择天文历法那般容易,而得从感情、信仰、思想各方面去决定,我们的决定也即是国家民族的决定。

(这是1948年9月27日胡适在上海公余学校的演讲词,谈龙滨记录稿载1948年10月《自由与进步》第一卷第10期,居正修记录稿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因《自由与进步》难于觅得,故完全根据居正修记录稿整理,未能与谈龙滨记录稿核对,难免会有出入)

中国哲学的线索

我平日喜欢做历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线索》。这个线索可分两层讲。一时代政治社会状态变迁之后,发生了种种弊端,则哲学思想也就自然发生,自然变迁,以求改良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弊端。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外的线索是很不容易找出来的。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章Logic(吾国原把逻章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章原意不是名学和论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章)。外的线索只管变,而内的线索变来变去,终是逃不出一定的径路的。今天要讲的,就专在这内的方法。

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和孔子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老子以前,不是没有思想,没有系统的思想;大概多是对于社会上不安宁的情形,发些牢骚语罢了。如《诗经》上说:“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这种语是表示对于时势不满意的意思。到了西历前第六世纪时,思想家才对于社会上和政治上,求根本弊端所在。而他们的学说议论终是带有破坏的、批评的、革命的性质。老子根本上不满意当时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原来人人多信“天”是仁的,而他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是没有意思的,不为人类做好事的。他又主张废弃仁义,入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种极破坏的思想,自然要引起许多反抗。孔子是老子的门徒或是朋友。他虽不满意于当时风俗制度以及事事物物,可是不取破坏的手段,不主张革命。他对于第一派是调和的、修正的、保守的。老子一派对于社会上无论什么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都不要了,都要推翻他,取消他。孔子一派和平一点,只求修正当时的制度。中国哲学的起点,有了这两个系统出来之后,内的线索——就是方法——继续变迁,却逃不出这两种。

老子的方法是无名的方法。《老子》第一句话就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他知道“名”的重要,亦知道“名”的坏处,所以主张“无名”。名实二字在东西各国哲学史上都很重要。“名”是共相(Universal),亦就是普通性。“实”是“自相”,亦就是个性。名实两观念代表两大问题。从思想上研究社会的人,一定研究先从社会下手呢,还从个人下手?换句话讲,是先决个性,还是先决普遍之问题?“名”的重要可举例明之。譬如诸君现在听讲,忽然门房跑来说——张先生,你的哥哥来了。这些代表思想的语言文字就是“名”。——倘使没有这些“名”,他不能传达他的意思,诸君也无从领会他的意思,彼此就很觉困难了。简单的知识,非“名”无从表他,复杂的格外要藉“名”来表示他。 “名”是知识上的问题,没有“名”便没有“共相”。而老子反对知识,便反对“名”,反对言语文字,都要一个个的毁灭他。毁灭之后,一切人都无知无识,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则没有欲望。没欲望,则不“为非作恶”,返于太古时代浑朴状态了。这第一派的思想,注重个性而毁弃普遍。所以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美和不美都是相对的,有了这个,便有那个。这个那个都不要,都取消,便是最好。这叫做“无名”的方法。

孔子出世之后,亦看得“名”很重要。不过他以为与其“无名”,不如“正名”。《论语·子路篇》说: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孔子以为“名”——语言文字——是不可少的,只要把一切文字、制度,都回复到他本来的理想标准,例如:“政者,正也。”“仁者,人也。”他的理想的社会,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父亲的要做到父亲的理想标准,做儿子的亦要做到儿子的理想标准。社会上事事物物,都要做到这一步境地。倘使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则君、臣、父、子都失掉本来的意义了。怎样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言”是“名”组成的,名字的意义,没有正当的标准,便连话都说不通了。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有角 的形,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后来把觚字用泛了,没有角的酒器亦叫做“觚”。所以孔子说:“现在觚没有角了,这不是觚吗?这还是觚吗?”不是觚的都叫做觚,这就是“言不顺”。现在通用的小洋角子,明明是圆的,偏叫他“角”,也是同样的道理。语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语言文字没有正确的意义,便没有公认的是非真假的标准。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假的标准,所以他主张“正名”。老子主“无名”,孔子主“正名”。此后思想,凡属老子一派的,便要推翻一切制度,便要讲究制度文物,压抑个人。

第三派的墨子,见于前两派太趋于极端了,一个注重“名”,一个不注重“名”,都在“名”上面用功夫。“名”是实用的,不是空虚的,口头的。他说:

今瞽者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者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取,就是实际上的去取,辨别。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亦会说白黑的界限。要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许多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分别义利,辨人毫末,及事到临头,则便手足无措。所以墨子不主张空虚的“名”,而注重实际的应用。墨子这一派,不久就灭了。而他的思想和主义则影响及于各家。遗存下来的,却算孔子一派是正宗。老子一派亦是继续不断。如杨朱有“名无实,实无名。名者伪而已”等话,亦很重要。到了三国魏晋时代,便有嵇康那一般人,提倡个人,推翻礼法,宋明陆象山和王阳明那班人,无形中都要取消“名”。就是清朝的谭嗣同等思想,亦是这样,亦都有无名的趋向。正统派的孔子重“名”,重礼制,所以后来的孟子、荀子和董仲舒这一班人,亦是要讲礼法、制度。内部的线索有这两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