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胡适:做最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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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勤谨和缓谈治学(8)

这一百五十年当中,就发生了一特殊的案子——《水经注》。一个姓赵叫一清,一个戴震,他们都是乾隆时代的学者。还有一个叫全祖望。他们三人,全祖望先死,赵一清、戴震次之。可是《水经注》戴震先出来,后赵一清、全祖望的《水经注》始终未写成功。到了距今六十年左右,引起了极大的辩论。有人说,戴震在《水经注》里称他老师江永叫老儒,可见是他偷赵一清的。这就是犯了第一条。

还有《易林》,这是本卜卦的书,内容是研究卦的变幻。着者焦延寿、崔篆,也闹起了版权问题。焦延寿是纪元前一世纪的人,崔篆是纪元后一世纪的人,相隔大概一百年左右。《四库全书纲提要》有记载说:东汉永平四年,天大旱,用之卜卦,如此可见焦氏所着。记载当然不会错。因为当时卜卦以后,第二天果下雨,这样史官才给纪录下来。可是他并没有说是所着的《易林》。这也是犯了第一条。

王昭君,大家都知道是汉朝和番的一个漂亮女子。《易林》上也提到,所以有人说焦氏是在汉朝以前的人,可见不是他着的,是崔氏所着。乍看起来好像对。不过要知道虽不是焦氏所着,但未必就是崔氏所着。所以这第一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应用无穷。

第二条,用不着我多讲了。还是拿《水经注》来说,全祖望的本子第一个发现的是“阿拉”宁波人王梓材。他是讲理学的先生,他到北平正是鸦片战争,也是反对罢戴最热烈的时候。他想:好了,不是戴的,也不是赵的,是“阿拉”的。有人问:证据呢?他说:在宁波。他回宁波一年以后,果然拿出一部全祖望的《水经注》。其实完全假的。

我这次到南京,在图书馆看见真的全祖望没有写完的《水经注》,费了三天工夫抄了回来。

第三,用直接材料而不能用间接材料。不是原本不能用,更不能用辗转抄写的本子。譬如《聊斋》大家都知道是蒲松龄所着,张元刻的墓碑上有记载。有许多翻印本子写他死于八十六岁。我们特为找到这个墓碑,拓下来是七十六岁。这样就发生了一个笑话:有一个上海闻人,想翻印《蒲松龄文集》,他怕将来发生版权的麻烦,就关了门在鸦片铺上动脑筋,做了二百二十六首诗,所以这本文集出版以后,除了文集、词集以外,还多了二百二十六首诗。这是个新发现。但假的事实往往露出了马脚,因为他上面是照八十六岁的本子抄的,所以诗中有一首是《八十六□□》 还有“我今年六十八矣”的句子,下面写康熙几年,我算了算错十年,正是照八十六岁推算出来的,可见不对。现在《聊斋全集》清华大学有一部、马先生有一部、我有一部。拿来一齐校对,词集、文集都有,就是没有诗集。所以用材料,不可不用原本。像这位先生就给我抓住欺诈取财的罪。

还有《宋史》,尤其北宋,更尤其是在神宗、仁哲宗之间,王安石变法,新旧翻来翻去,历史改来改去,而元代也拿它做材料。这都是常识。

最近,我要说几句话,在《经世日报》郑先生主编的《读书周刊》,我写过一篇东西,有人问做官的秘诀是什么?他回答勤、谨、和、缓。这是几千年来做官的秘诀。研究历史也是这样。

(这是保存在“胡适档案”中的一篇演讲稿,原稿用钢笔记录,未记明演讲的年份、地点与记录人姓名,只写明“胡适先生讲演,四月二十四”。收入1999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适讲演录》(杜春和等编))

学术救国

今天时间很短,我不想说什么多的话。我差不多有九个月没到大学来了!现在想到欧洲去。去,实在不想回来了!能够在那面找一个地方吃饭,读书就好了。但是我的良心是不是就能准许我这样,尚无把握。那要看是哪方面的良心战胜。今天我略略说几句话,就作为临别赠言吧。

去年八月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到救国与读书的,当时就有很多人攻击我。但是社会送给名誉与我们,我们就应该本着我们的良心、知识、道德去说话。社会送给我们的领袖的资格,是要我们在生死关头上,出来说话作事,并不是送名誉与我们,便于吃饭拿钱的。我说的话也许是不入耳之言,但你们要知道不入耳之言亦是难得的呀!

去年我说,救国不是摇旗呐喊能够行的;是要多少多少的人投身于学术事业,苦心孤诣实事求是的去努力才行。刚才加藤先生说新日本之所以成为新日本之种种事实,使我非常感动。日本很小的一个国家,现在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不是偶然来的,是他们一般人都尽量的吸收西洋的科学、学术才成功的。你们知道无论我们要作什么,离掉学术是不行的。

所以我主张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今天只就第二点略为说说。

在世界混乱的时候,有少数的人,不为时势转移,从根本上去作学问,不算什么羞耻的事。“三一八”惨案过后三天,我在上海大同学院讲演,就是这个意思。今天回到大学来与你们第一次见面,我还是这个意思,要以学术救国。

这本书是法人巴士特(Pasteur)的传。是我在上海病中看的,有些地方我看了我竟哭了。

巴氏是一八七○年普法战争时的人。法国打败了。德国的兵开到巴黎把皇帝捉了,城也占了,订城下之盟赔款五万万。这赔款比我们的庚子赔款还要多五分之一。又割亚尔撒斯、罗林两省地方与德国,你们看当时的文学,如像莫泊桑他们的着作,就可看出法国当时几乎亡国的惨象与悲哀。巴氏在这时业已很有名了。看见法人受种种虐待,向来打战仗?没有被毁过科学院,这回都被毁了。他十分愤激,把德国波恩大学(Bonn)所给他的博士文凭都退还了德国。他并且作文章说:“法兰西为什么会打败仗呢?那是由于法国没有人才。为什么法国没有人才呢?那是由于法国科学不行。”以前法国同德国所以未打败仗者,是由于那瓦西尔Lauostes一般科学家,有种种的发明足资应用。后来那瓦西尔他们被革命军杀死了。孟勒尔moner将被杀之日,说:“我的职务是在管理造枪,我只管枪之好坏,其他一概不问。”要科学帮助革命,革命才能成功。而这次法国竟打不胜一新造而未统一之德国,完全由于科学不进步。但二十年后,英人谓巴士特一人试验之成绩,足以还五万万赔款而有余。

巴氏试验的成绩很多,今天我举三件事来说:

第一,关于制酒的事。他研究发酵作用,以为一个东西不会无缘无故的起变化的。定有微生物在其中作怪。其他如人生疮腐烂,传染病也是因微生物的关系。法国南部出酒,但是酒坏损失甚大。巴氏细心研究,以为这酒之所以变坏,还是因其中有微生物。何以会有微生物来呢?他说有三种:一是有空气中来的,二是自器具上来的,三是从材料上来的。他要想避免和救济这种弊病,经了许多的试验,他发明把酒拿来煮到五十度至五十五度,则不至于坏了。可是当时没有人信他的。法国海军部管辖的兵舰开到外国去,需酒甚多,时间久了,老是喝酸酒。就想把巴氏的法子来试验一下,把酒煮到五十五度,过了十个月,煮过的酒,通通是好的,香味、颜色,分外加浓。没有煮过的,全坏了。后来又载大量的煮过的酒到非洲去,也是不坏。于是法国每年之收入增加几万万。

第二,关于养蚕的事。法国蚕业每年的收入极大。但有一年起蚕子忽然发生瘟病,身上有椒斑点,损失甚大。巴氏遂去研究,研究的结果,没有什么病,是由于作蛹变蛾时生上了微生物的原故。大家不相信。里昂曾开委员会讨论此事。巴氏寄甲、乙、丙、丁数种蚕种与委员会,并一一注明,说某种有斑点,某种有微生虫,某种当全生,某种当全死。里昂在专门委员会研究试验,果然一一与巴氏之言相符。巴氏又想出种种简单的方法,使养蚕的都买显微镜来选择蚕种。不能置显微镜的可送种到公安局去,由公安局人员替他们检查。这样一来法国的蚕业大为进步,收入骤增。

第三,关于畜牧的事。法国向来重农,畜牧很盛。十九世纪里头牛羊忽然得脾瘟病,不多几天,即都出黑血而死。全国损失牛羊不计其数。巴氏以为这一定是一种病菌传入牲畜身上的原故,遂竭力研究试验。从一八七七年到一八八一年都未找出来。当时又发生一种鸡瘟病。巴氏找出鸡瘟病的病菌,以之注入其他的鸡,则其他的鸡立得瘟病。但是这种病菌如果放置久了,则注入鸡身,就没有什么效验。他想这一定是氧气能够使病菌减少生殖的能力。并且继续研究把这病菌煮到四十二度与四十五度之间则不能生长。又如果把毒小一点的病菌注入牲畜身上,则以后遇着毒大病菌都不能为害了。因为身体内已经造成了抵抗力了。

当时很有一般学究先生们反对他,颇想使他丢一次脸,遂约集些人买了若干头牛若干头羊,请巴氏来试验。巴氏把一部分牛羊的身上注上毒小的病菌两次。第三次则全体注上有毒可以致死的病菌液。宣布凡注射三次者一个也不会死,凡只注射一次者,一个也不会活。这不啻与牛羊算命,当时很有些人笑他并且替他担忧。可是还没有到期,他的学生就写信告诉他,说他的话通通应验了,请他赶快来看。于是成千屡万的人来看,来赞颂他,欢迎他,就是反对他的人亦登台宣言说十分相信他的说法。

这个发明使医学大有进步,使全世界前前后后的人都受其赐。这岂只替法还五万万的赔款?这简直不能以数目计!

他辛辛苦苦的试验四年才把这个试验出来。谓其妻曰:“如果这不是法国人发明,我真会气死了。”

此人是我们的模范,这是救国。我们要知道既然在大学内作大学生,所作何事?希望我们的同学朋友注意,我们的责任是在研究学术以贡献于国家社会。

没有科学,打战仗?、革命都是不行的!

第一,勤,寻材料要手勤、耳勤、眼勤,不懒才能找到材料。

第二,谨,严记不可靠、不相干的东西不能用。小心,因为如果你抄错了,还要使别人犯刑事法。所以校对一次,再校对一次,绝对不能苟且,一笔、一字、一句都要研究。

第三,和,就是心平气和,不要容易动火,不要在感情上用事,自己错了,认错,放弃错的证据,引用对的证据。

第四,缓,是做官的秘诀,就是拖。在研究历史很重要,宁可悬而不断,不断然下结论。在证据不充分、不够的时候更不能不如此。

时间不早。最后,奉劝诸位,学此四字。

一九二六年七月

(本文系胡适1926年7月在北京大学学术研究会上的讲演词。收入199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胡适教育论着选》等)

搜集史料重于修史

我非常感谢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及台北市、基隆市、台北县、桃园县、新竹县、宜兰县等文献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给我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聚会。不过说到欢迎,我实在不敢当。刚才黄纯青先生要我对修志问题表示意见。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七个机构都是做征文考献工作的,他们在台湾省各地保留资料、搜集资料、整理资料,以编修《台湾省通志》及各县市的方志,这是一件大工作,要我表示意见实在不敢当。况且在座的有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师范学院的许多位文史先生,他们对于黄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在知识、学术见解,以及这几年来他们参加襄助各地搜集材料的工作,都比我知道得多,在这许多文史界权威学者面前,更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先生说我是台湾人,的确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幼年时我曾在台湾住过一年又十个月。这次我到台南、台东等地,曾种了一株榕树,两株樟树,据说这两种树都有很长的寿命,将来长大了,也许有一个小小掌故的地位,也可以说替将来的台湾文献捏造一些掌故。

我还要特别感谢文献会的黄先生,将先君父在台湾留下的一点纪录:一个是私人日记,一个是向他长官所作的报告,予以刊行。

关于黄先生所提的修志大问题,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是不配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的,不过大家知道我从前作过一部《章实斋(学诚)年谱》,因为编这一部书,对于方志问题略曾注意。章实斋是一个史学家,是很有历史的眼光的学者,他的书中,一部分有关文史,一部分有关方志,特别对于方志部分还有许多意见。因为我编章实斋的《年谱》,所以引起我对方志的兴趣。平时我自己也搜集一些材料,但个人所搜集的材料当然有限,而且不免多是与个人有关的。但是我在国外,看到搜集方志最全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它搜集了全中国的方志,这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从前朱士嘉先生曾编有一个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方志的书目,可以作为参考。在国内除了北大图书馆和上海的涵芬楼以外,很少有一个地方像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得那样完备。而美国除了国会图书馆以外,尚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收藏亦甚丰富。因此,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今天向七个专门考献的团体的先生以及文史专家面前提出。

我觉得文献委员会这几年来所做的搜集史料、刊印史料的工作,也许比将来修志的工作格外重要。这一句话并不是说对诸位修省通志或地方志的工作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说搜集资料、保藏原料、发表原料这些工作,比整理编志的工作更重要。有了原料,将它收集保藏起来,随时随地的继续搜集,随时出版,有一种材料就印一种,这个工作比修志编志书重要得多。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志书经过一番制造整理,是一种制造品。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曾说过:人家以为“二十四史”中《宋史》最多麻烦,其实在“二十四史”中《宋史》的价值最高。这个见解我是很赞成的。因为《宋史》所保藏的原料最多,经过整理删除的最少。有人以为《宋史》不好,要重新写过一部;我却以为幸而《宋史》替我们保留了许多材料。再说大家都知道唐书有两部,一部《新唐书》,一部《旧唐书》。《新唐书》是宋时人作的,经过了一番整理,以做文章的方法来写历史,将材料改了很多,文章固然很谨严,一般做文章的人也许很恭维《新唐书》,但以历史的眼光看,《新唐书》是远不如《旧唐书》的。清朝学者王若虚就曾经写说过《新唐书》不好。我们可以说《新唐书》不但文章不通,而且原始的材料都掉了;《旧唐书》就是因为材料较多,所以篇幅也较多,差不多比《新唐书》多了一倍,这是它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