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这家创办于1897年的中国第一家民族银行，结束了自己55年的坎坷旅途，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招商局与中国银行业的交融并未就此结束。35年以后，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招商局再次开风气之先，于1987年率先发起成立新中国第一家完全由法人持股的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
惨淡仁济和
行业脉络
民国期间，与中国通商银行跌宕起伏的命运相比，招商局所开创的另一民族金融事业——仁济和保险公司的命运，则显得更加惨淡。
自1886年仁和保险与济和保险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后，一直依附招商局的轮船业务发展，导致了严重的经营弊端，不仅业务经营上每况愈下，公司保险公积也一直被招商局占用，在清末已经处于勉强维持的状况。
中国早期的民族保险机构的经历与仁济和的命运大致相同。仁济和之外，早期的华商保险公司尚有1865年成立，不久后就歇业的“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1877年成立的“安泰保险公司”、1880年成立的“常安保险公司”、1882年成立的“上海火烛保险公司”和“万安保险公司”。这几家保险公司虽成立较早，除万安外，因经营不善，不久先后停业。
此后，陆续创设的华商水火险公司有：1894年福安水火人寿，1905年华兴、华通、中国合众水火、同益和万丰，1907年源盛、华安水火和华成经保，1908年中国信益、宜安、协安、恒安、普华、益同人、恒盛和汇通等。
晚清时期的华商人寿保险公司有：1894年福安水火人寿、1908年华安人寿、l909年上海允康人寿、上海延年人寿和上海永宁人寿等。其中以福安经营时间较长，福安上海分公司在1928年停业。华安人寿在1912年把业务归并给华安合群保寿公司而告结束。其余的经营没有几年，就告停业。
晚清时期的民族保险业还有另一件大事，在清政府1903年颁布的《钦定大清商律》中，出现了有关保险业内容的条文。《钦定大清商律》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其中，《商人通例》共9条，规定商业中包括保险业；《公司律》131条中对保险公司的设立作了规定。这是中国第一部带有保险业内容的法律，它的颁布使保险业有法可依，初步改变了以往处理保险索赔案时依据外国相关法律的情况，结束了中国保险业无法可依的局面，促进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也展示出政府保护民族保险业的态度。
这部商律一直行使到民国初年。1914年3月，北洋政府以教令27号公布了《商人通例》7章73条，取代了清政府的法规。1917年又颁布了以保险为主的专门法律《保险业章程草案》，使中国的保险法律进一步完善起来。
晚清及民国初期，民族保险业的发展还反映在同业公会的成立上。
1905年5月，上海、广州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抵制美货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这促进了民族工商业包括民族保险业的迅速发展，1905到l912年间共成立了22家保险公司（水火险18家，寿险4家）。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由华兴、华安、华成三家公司的总董朱葆三发起，成立首届“华商火险公会”，有9家公司参加，公推朱葆三为会长。到1917年，参加火险公会的已达27家，并改名为水火险公会。此外，1917年，华商水火险保险公会在天津成立；1922年，东三省华商保险公会在营口成立，等等。
保险公会的成立，说明华商保险公司加强了自身的组织和团结，但当时其宗旨主要是为了联络同业感情，发挥的作用不大。
脱离依附
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之巨。由于仁济和大部分资金滞留在轮船招商局，严重影响了它的经营，业务慢慢萎缩，仁济和保险公司再次面临命运抉择。
1924年12月，轮船招商局改组，定名为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并重新修订了局章。
关于仁济和保险公司，该局章中规定：“本公司受仁济和保险公司之委托，代理仁济和保险公司一切业务，专设经理主管，由董事会监督之。……公推李国杰、盛恩颐为正副会长，组成董事会。并任命李国杰为仁济和保险公司董事长，盛恩颐、陈兆焘、邵义誉及傅宗耀为董事，组成仁济和保险公司董事会。……其中，邵义誉、傅宗耀兼办事董事。”
此时的仁济和保险公司，事实上仍未从招商局体系中独立出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了控制招商局，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10月任命张静江等11人组成“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进驻该局，并随后拟定了整理办法大纲。
在该办法大纲中，上述委员会分析了仁济和保险公司的惨淡营业状况，提出了整顿意见。
关于仁济和保险公司当时的状况，办法大纲中如是描述：“查该公司股本共有80万两，分为8000股。以资本额而论，在国人经营之保险业中，可谓首屈一指。惟其营业状况之腐败，实出乎意料之外。近数年来，该公司除水险红提单外，绝无营业可言。最近红提单办法取消，该公司实际上完全停业，所有职员竟终日无所事事。”
办法大纲对此提出的对策是：“注重营业，添设火险部，同时经营水火险业务。一面应维持其与招商局历史上之关系，所有招商局全部栈房、房屋及积余公司房产之火险，均可由该公司承保，此宗营业为其火险营业之基础。至水险营业，亦宜以承保招商局运输货物之水险为其主要营业。水火险营业既均有巩固之基础，不难再谋向外发展。”
关于公司与招商局的依附关系，办法大纲的解决建议是：“惟该公司基本金全部已存入招商局，一时难以提回，故为治标计，此时不宜独立营业，可择殷实之保险公司，与之订立代理契约，专取代理佣金，而不负赔偿之风险。俟办有成效，再谋自保办法。先自行承保一部分，或与他公司订立契约，分认其所出保单之一部分责任。如进行顺利，再逐渐扩大自保保额。至于业务上之管理及会计，须延聘专家担任。”
由此也可以看出，该整顿意见仍认为仁济和保险公司暂时不宜独立经营。
但是，仁济和保险公司方面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应该“由总董李国杰呈明监督，以仁济和公司本系另有股东，另立账册，与招商局截然两事，恳准独立营业，脱离发行于中华民国18年8月的仁济和保险公司股票。
商局羁绊”。
1928年5月12日，仁济和保险公司的呈请终于得到批准，“奉监督处二十一号明令核准改组。”
至此，仁济和保险公司才从依附了半个多世纪的招商局体系中脱离而出。
但是，独立后的仁济和保险公司早已失去了先前的优势，再加之随即而来的中国经济萧条，仁济和保险公司的经营陡然陷入困境。
1934年的《全国银行年鉴》登录资料中，仁济和保险公司仅有很小的篇幅，显示的信息包括以下几项：“董监事：郭顺、欧阳荣之、唐应华、庞仲雅、许修直、徐永祚，总经理：唐应华，营业种类：水险、火险，公司所在地：上海四川路668号，电话：11680号。”
1935年的《保险年鉴》登载了详细的保险企业资料，从中我们能看到仁济和保险公司的惨淡状态。以资产为例，仁济和保险公司当时现金为7780元，证券370元，不动产69175元，存各地经理之保费38082元，保单或其他押款168205元，放款973147元，其他96086元，各项数据在26家保险公司中几乎都排在最后。
退出历史
这样的实力，当然无法应对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
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各类性质的保险机构应运而生。从资金性质来看，既有官僚资本的，也有民族资本合股筹建的，还有中外合办的保险企业。这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其业务涉及工商、财产、人寿、运输等险种。
仁济和此时是商办的民族保险公司，它的竞争对手是中国官僚资本开办的保险公司，这些公司自成体系，分支机构遍及大江南北，具有垄断性。
譬如，1931年11月1日，中国银行投资500万元创办的中国保险公司，到1938年8月已扩展到境外，分别在香港和新加坡设立分公司，经营各种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1935年10月，由中央银行拨款500万元，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信托局保险部，除承办一般业务外，还开办了白银保险、盐运保险、集中再保险等几项特殊保险业务。
仁济和积贫积弱的经济实力，跟同一出身的民办保险公司也无法竞争。当时，民族工商业利用民族资本开办的保险公司发展也很快，由于其形式灵活，业务也十分活跃——
1912年由吕岳泉在上海创办的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是我国第一家寿险公司，也是我国规模最大，始终与外资保险公司抗衡的寿险公司。它在国内外广设分支机构，招聘寿险专家，开拓寿险业务。在筹款赎回胶济铁路运动中，其举办“赎路储金保险”，认缴赎路储金，有力地维护了中国人的权益。
1929年11月20日，当时号称“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独资创办太平水火保险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办理水、火、船壳、汽车等保险，由金城银行行长周作民任总经理。1930年2月19日，太平水火保险公司在上海正式开业，两年后，金城银行联合交通、大陆、中南、国华、东莱五家银行加入资本，1935年又联合平安、丰盛两公司，组成了实力雄厚的“太平保险集团”。这是当时中国人自营的规模最大、业务最多的保险公司，它在国外的马尼拉、雅加达、西贡、新加坡等地都设立了分公司，采取了欧美资本主义托拉斯性质的管理形式，对集团内各公司进行联合管理，是当时中外保险公司中独树一帜的新型管理制度。
仁济和保险公司更是无力与外商保险公司同台竞技。
当时，外国“洋行”遍于神州大地，列强不仅独自在中国开办保险企业，还与中国人合办保险公司。如1930年英国太古洋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资开办宝丰保险公司，1932年美商美亚保险公司与浙江兴业银行合股开办的泰山保险公司等。由于外商保险公司长期垄断中国保险市场，加之华商保险公司资金短少，实力微薄，中国民族保险公司的再保险问题一直都依赖外商保险公司（主要是英商、美商及瑞士再保险公司）解决。
为了规范当时的保险市场，1929年12月30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我国保险史上第一部专门法律——《中华民国保险法》，界定了各种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复保险、再保险等契约签订、存续、中止、恢复、失效等方面的有关规定以及保险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此时的仁济和，不仅丧失了清朝时期的官办地位，也因1928年脱离招商局而与国民政府关系疏离，加上外商的垄断、民族公司的竞争、政策的规范，终于走到了尽头。
1934年10月，仁济和保险公司业务停滞，退出了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此后，上海保险市场再不见其活动的身影。
由此，这家创办于1876年的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走完了自己58年坎坷的旅程。
招商局与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因缘并未由此终结，时隔54年后，1988年4月，招商局集团在深圳发起设立平安保险公司，它成为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发起创办的股份制保险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