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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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最后的世族(3)

二是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民众躲避战祸,向往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陶渊明笔下的、那个“不知魏晋”的“桃花源”成了最美丽的生活理想。北朝后期的儒生颜之推(531-约595)写过一部流传甚广的《颜氏家训》,在“治家篇”中,他教育子孙们说,“最好的生活就是自己耕田吃米,亲手种桑织麻,所有的生活器具,从一只鸡到一头猪,从一把锄头到一根蜡烛,都是能自给自足的,所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有盐而已。”【《颜氏家训·治家》:“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耳。”】

三是城市文明屡兴屡毁。市井工商,事关民生,所以是一种“速生的植物”,只要有十年的太平时光,就一定会莺飞草长,宛成气象,二十年便能出现巨富之家,三十年可造就繁华都市,然后,政权动荡,兵戈再起,一切锦绣灰飞烟灭,轮回重新开始。这便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一再上演的剧目。此等故事,以洛阳最为著名。

洛阳在两汉时期已是天下出名的繁荣之地,公元186年,发生董卓之乱,董军攻占洛阳,将方圆200里以内的宫室和民房一律焚毁,把数十万人向长安驱赶,洛阳化为—片废墟,曹操曾赋诗记录道:“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焚烧。垣墙皆顿僻,荆棘上参天。”曹魏时期,洛阳被定为首都,再度复活,盛极一时。公元301年的“八王之乱”时,洛阳先后四次被叛军洗劫,被杀民众达20万之众。到了“永嘉之乱”的公元311年,匈奴人刘曜攻陷洛阳,烧毁坊市,杀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再毁。到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于此,洛阳重新恢复生机,历三十年,再次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文物典章,极为可观。

北魏文学家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详尽记录了当时洛阳的繁华:出西阳门四里,有一个规模惊人的“洛阳大市”,方圆八里,按行业分类,有通商、达货、调音、乐律、退酤、治觞、慈孝、奉终、准财、金肆等十个大商业区;城东有专卖南方水产的集市和马市,城南四通市卖本地水产。在洛阳的市场里,吃、穿、戴、用、玩乐之物,婚丧喜庆所需物品,还有天下难得之货,应有尽有,南北口味色色俱备,可以尽情享乐游玩。在洛阳的市场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 洛阳城里最著名的大商人叫刘宝,他的店铺遍及全国,在州郡都会之处,都有他的宅子,各养骏马一匹,据说他还能控制食盐和粮食的价格。【《洛阳伽蓝记》:“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一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

由洛阳向西的国际贸易也十分活跃,“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从这段文字可知,从洛阳到罗马,商脉绵延,万物汇集,当时仅在洛阳经商并成永久居民的外国商人就达万家之多,此城俨然已是世界上少见的国际大都会。

可是,到了公元528年,契胡族人尔朱荣发动叛乱,洗劫洛阳,把城里的贵族富户消灭殆尽,全城再次死寂。到547年,曾经目睹洛阳盛况的杨炫之看到的景象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

这还不是毁灭的终点,随着战事的结束,洛阳竟再次复苏,可是,到了公元583年,东魏和西魏为争霸中原,展开洛阳争夺战,东魏大将侯景攻陷洛阳后放火烧城,又把辛苦堆砌起来的繁华付之—炬。

魏晋南北朝期间,几乎所有的大郡都市都经历过类似的屡毁屡建,与洛阳齐名的中原重镇长安至少遭过四次大劫,而南方的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则三次被夷为平地。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商业的衍续及商人的命运便如镜花水月,永无定数。

自“董卓之乱”后的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十分奇异的“插曲”。在这期间,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东汉末期的公元157年,全国已有人口7200万,到公元265年司马炎建立晋朝时竟锐减至2400万,只剩下三分之一。到公元300年,人口好不容易恢复到3380万,可是“八王之乱”爆发后,人口死亡过半,西晋南迁时,汉族人口甚至已不到1500万。翻开这段史书,到处是残酷杀伐、屠城流血、阴谋政变。

不过,魏晋南北朝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思想大解放时期。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瓦解,思想禁锢被打开,各民族互相交融,呈现奇葩争艳的绚烂景象,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一书中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军事家、绘画家、文学家、生活家、宗教家。

另外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随着西晋被灭,大量中原世族和民众渡江南下,极大地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农业和工商业经济,中华文明开始了一次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大迁徙。

作为主流的政治和经济型态,世族和庄园经济在魏晋南北朝也出现了一个不断衍变的过程。

曹丕创建魏国时,在官员推选制度上发明了九品中正制。政府在各郡州设置“中正官”一职,将当地的优秀人才分别品定为九级(品),以此选拔官员,其标准有三,分别是家世、道德和才能。这一制度推行之后,“中正官”一职务很快被各地世族垄断,才德标准仅成摆设,家世成最重要的选材条件,于是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景象,进一步强化了世族的参政能量。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评论说,此后,官僚逐渐贵族化了,那些“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的士宦们,多半不愿去经商牟利,同时,商人要跨进政界,也不免遭受当时讲究身分的障碍。

南北分裂之后,天下鼎沸,无权无势的农民为了苟延生存,不得不依附于世族地主,从而更加增强了后者的力量。当时把世族修筑的城堡称为“坞堡”,在广袤而动荡的北方原野上,到处林立着森严的坞堡,北魏时代,河北有韩、马两姓各两千余家,“劫掠道路,侵暴乡闾”(《魏书·韩胤传》)。甚至大族聚居,一个宗族就有将近上万户人家,炊烟连接,房屋比邻而立,延绵不绝。【《通典》卷三:“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

这些世族的势力实在太大,北魏政权初建时曾实行“宗主督护制“,以利用这些世族地主来暂时地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在《北齐书·崔陵传》中还记载了一个细节:当时中原以崔、卢、李、郑为四大名门望族,其中又以崔姓为首,与崔家联姻的都是堂皇家族,有一年,当朝的娄太后为博陵王娶亲,纳崔陵的妹妹为贵妃,太后特别关照前去提亲的中使说,“一定要办理得风风光光,千万不要被崔家的人笑话了。”连皇室都担心被崔家看不上眼,可见世族之显赫崇高。【《北齐书·崔陵传》:“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型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参见侯家驹的《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

在各部史书上随处可见各路世族诸侯靠割据一地而大肆敛财的事迹:三国时,公孙瓒据易京,自筑高城,所宠信的人大多是商贾之辈,官商联手,闹得民怨沸腾。【《后汉书》:“故所宠信,类多商贩庸儿,所在侵暴,百姓怨之。”】西晋的世族大吏刁逵“有田万顷,奴婢千人”。到了北齐时,各位王爷提拔自己的属官,大多从富商之中选择,而一些高官的家里,每天出入的都是富商大贾。【《北齐书》:“富商大贾朝夕填门。”】连在边境驻守的将领都没有太多的心思用于军事,而是以通商交易为主业。【《魏书》:“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北齐政权还公开卖官,以致于“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广州在当时已经是南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南齐书》记载说,只要当上了广州刺史,骑马一过城门,就相当于得了三千万的财产。【《南齐书》:“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

世族模式发展到魏晋晚期已经腐败非常,世族子弟的富贵得来实在太过容易,早就失去了进取之心,他们穿着华丽宽大的衣袍,出门要坐车,进屋需扶持,【《颜氏家训·涉务》:“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还整日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致于“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连马与老虎都分辨不出,如此子孙,当然已不堪用世。所谓“魏晋风度”,正是世族门阀日暮夕阳的生动写照。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四代,其开国皇帝都是“寒族”出身,而各级高级将领更是多由平民出身的人士担任。

【企业史人物】石崇斗富

在整个魏晋时期,最出名的富豪是石崇(249年-300年),他便是官商一体的典范。

石崇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美男子,他的父亲石苞当过大司马。综合各类史料来看,石崇致富靠的是三种办法,一是抢劫,二是兼并土地,三是从事水碓业――水力舂米作坊。

《晋书·石崇传》记载,依着父荫,年纪轻轻的石崇就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荆州是当时天下最繁华的州郡之一,石崇在这里靠抢劫过往商客,而获得了巨额财富。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他继而大量兼并土地,在洛阳城的西北方建立了一个方圆广大的私家庄园――金谷园,该园到底有多大面积,没有文字记载,不过石崇在里面圈养的美艳奴婢就有千人之多,足以让后人想象。金谷园名气非常大,甚至被写进了《水经注》,郦道元谓其“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晋书·石崇传》:“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崇之美艳者千余人。”】

水碓是一种用流水带动的舂米机械,是当时的一项“农业高科技”。由于这种水力机械投资较大,而且须截水推动,妨碍灌溉,常为朝廷禁止,所以唯有权贵者才可能得到特许经营,所得收入称为“舂税”,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能带来暴利的垄断性产业。《全晋书》记载,晋朝的开国功臣王浑就曾经上表皇帝,要求特许经营水碓,同时恳请在洛阳方圆百里之内,不得他人经营。石崇的金谷园里有水碓三十余处,垄断了周边地区的舂米业务。【“竹林七贤”里的富人:靠经营水碓而致富的魏晋人士,还有“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晋书·王戎传》说他,“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 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

由权而商,由官而富,财富得之容易且无需投资扩大再生产,所以奢侈挥霍也成必然,后世流传的石崇故事,全部与斗富有关。

有晋一代,王家是最著名的世族之一,其中又以晋武帝的舅父王恺最有钱,石崇就跟他缠斗不已。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有一回,晋武帝暗中帮助王恺,赐了他一棵二尺来高的珊瑚树,枝条繁茂,世所罕见。王恺把这棵珊瑚树拿去向石崇炫耀,石崇只瞧了一眼,就顺手用铁制的如意将之敲碎,然后,他命令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部搬出来,这些珊瑚树的高度有三尺、四尺,树干之美更胜一筹,弄得王恺惆怅不已。

金谷园里夜夜笙歌,每次聚饮,石崇必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他就把美人杀掉。有一次,王家的另外两个著名人士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去石家赴宴,王导向来不善喝酒,但怕石崇杀人,当美女劝酒时只好勉强饮下。王敦却不买账,硬拗着偏不喝,结果石崇连斩了三个美人。

石崇斗富甚至还斗到了皇帝头上,据《耕桑偶记》载,有一年,外国进贡一批十分珍贵的火浣布,晋武帝制成衣衫,跑去石崇那里显摆,石崇故意穿着平常的衣服迎接武帝,身后跟着从奴五十人,却个个都身着火浣衫。

石首富如此张扬,当然难得善终,后来终于被安了个罪名,砍杀于东市。临死前,他叹息说:“这些小子还不是为了贪我的钱财!”押他的人说:“你既知道人为财死,为什么不早些把家财散了,做点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