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法第十六
[原文]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庭远于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六“法法第十六”
[译文]
君主之所以是君主，是因为有权势在，所以君主一旦失去了权势，那么臣下就能制住他了。权势如果落在下面，君就会被臣下的控制。权势掌握在上面，臣下就被君主所控制。
所以君臣地位出现颠倒，就是因为权势落在下面。权势若落在臣下的手中一年，臣下虽然不忠，君主也是没有办法的。权势若落在儿子手中一年，儿子虽然不孝，父亲也会无可奈何。
所以《春秋》里面记载，臣下有杀君主的，儿子有杀父亲的。所以说，堂上可能比百里还远，堂下可能比千里还远，门庭可能比万里还远。
现在步行一天，百里之远的情况就可知道了，而堂上有事，十天君主还没有听说，这就是比一百里还要远；步行十天，千里之远的情况就可知道，而堂下有事，过一个月君主还没听说，这就是比一千里还远。步行百天，万里之远的情况就可知道，而门庭有事，过了一整年君主还没听过，这就是比一万里还远。
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做灭，出而不进叫做绝，情况报上去却不能到达君主叫做侵，情况传下来却中途被阻止叫做壅。面临灭、绝、侵、壅的君主，并非堵塞封锁进不了门户，而是政令行不通的缘故。
所以说，政令重于珍宝，社稷亲于亲戚，法律重于人民，威权贵于爵禄。
所以，不可因为珍宝而轻视了号令，不可以因为亲戚把社稷放在次要位置，不可以因为爱民而曲解了法律，不可以为爵禄而分散了威权。
所以说，权势是不能随便让给他人的。
[实例应用与分析]
树立自身权威才能政令通行
“《管子》第六”中的上文部分为管子对统治者的权威的分析，说明统治者是不能没有权威的，一旦丧失了权威，就会没有任何地位可言了，“君主之所以是君主，是因为有权势在，所以君主一旦失去了权势，那么臣下就能制住他了”。
而统治者一旦失去应有的权威和地位，就会沦落到受臣下控制和欺凌的地步，却无可奈何，这就是大权旁落的凄惨结果，“所以说，权势是不能随便让给他人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树立自身权威才能政令通行”。
管子说的对，臣下之所以服从统治者，是因为统治者的权威所在，权威在上，不得不服从。而一旦统治者失去了权威，臣下也就无所顾忌了，凌驾于统治者之上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对于官者来说，在属下面前必须树立该有的权威，这样才能驾驭他人，使他人甘心服从指挥和调遣。这也是官者与属下之间千古不变的规律。
历史上，以罚立威的事例比比皆是，春秋战国时司马穰苴怒斩监军而整肃军纪的故事与韩信所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五霸连年征战，相互都有胜负。公元前531年，晋军进攻齐国，连占齐国城池，燕国乘人之危也出兵攻打齐国。齐国的名相晏婴向齐景公极力推荐司马穰苴领军出战，晏婴道：“现在，我们齐国杰出的人才只有司马穰苴了。他文武双全、精通兵法，文能服众、武能威敌，请大王试他一试。”
听了晏婴的话，齐景公就认命他为大将军，率军讨伐收复失地。司马穰苴受命后，才发现齐国的军队军纪涣散，士兵常常喝酒滋事，置军纪于不顾。他便想从整顿军纪开始，树立权威。
司马穰苴对齐景公说：“臣出身低微，一上来就统领大军，难免有许多将士不服。希望大王派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当监军，以便协助我更好的指挥军队。”
齐景公听后，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便派大臣庄贾去当监军。司马穰苴毕恭毕敬的对庄贾说道：“庄贾大人，恭请您明日午时前到达军营。”
庄贾平日深得齐景公的宠爱，行为散漫、目中无人，自然也没把司马穰苴的话放在心上。第二天，司马穰苴在军营召集所有兵马，迎候监军庄贾。都中午了，庄贾还有没有到。司马穰苴就开始布置出征的事情，操练阵法。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操练也要结束了，这时庄贾才姗姗来迟。
司马穰苴很生气地问道：“监军大人为何现在才来？怎么不守军纪啊？”
庄贾毫不在乎，轻蔑地说道：“因马上随军出征，亲友来饯行，就来晚了一点。”
司马穰苴听后严厉地指责庄贾道：“身为监军，为国出征，本来就应该舍家忘己，现在边境紧急、举国骚乱，你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身为领兵将帅，居然拿军纪当儿戏？”
司马穰苴又问军法官：“根据军法，在军情紧急，延期报道，该当何罪？”
军法官答道：“理应问斩。”
庄贾一听不禁大惊失色，惊恐万分，立即派人去禀告齐景公，请求搭救。齐景公听说此事，连忙派人，快马加急，持手谕赦免庄贾。派来的使臣还没到达营中，庄贾早已人头落地。使臣闯入营中，传达齐景公的手谕，可为之已晚。
司马穰苴对使臣道：“庄贾他身为监军，知法犯法。理应斩首示众。”紧接着又问军法官：“在军营中驰骋，又该当何罪啊？”
军法官道：“也应斩首。”使臣一听大呼救命，恳求饶恕。
司马穰苴道：“既然你是国王派来使臣，可以宽恕。但军纪是不能违反的。”司马穰苴命令手下斩一匹马，并砍马车一根立木，以示惩戒。齐军将士看到此场景，深为震撼，军纪立时严整。
晋国和燕国的将领得知是司马穰苴率领的齐军队，纪律严明、将贤兵勇，都早已闻风丧胆，迟迟不敢交兵，纷纷撤退。司马穰苴乘胜追击，兵分两路。此次出征大获全胜，吓的燕国和晋国急忙求和。此后，司马穰苴的威名远播各国。
司马穰苴连皇帝的宠臣都敢杀，这确实需要胆量，闹不好就会自身难保。但为了严明军纪、树立威信，有时候冒险也很有必要。毕竟，为将者带军打仗，如果没有威信，在关键时刻就没有人肯冲锋陷阵，想取得胜利也就难了。
身处高位的官员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常常采用强硬甚至野蛮的方式去对待“犯法”者，这是一种最直接而有效的立威手段。刘章就很擅长使用这种手段。
在朱虚候刘章还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子的时候，常常为刘氏大权旁落而愤恨不平。一天，刘章侍奉吕后饮宴，吕后让刘章当酒令官。刘章请求道：“臣是将门之后，请您允许我按军中的军法行就令。”
吕后点头微笑道：“可以。”
当宴会进行到高潮部分的时候，刘章又道：“我想为太后献上一首耕田歌，行吗？”
吕后认为刘章还是没长大的孩子，笑道：“你怎么会懂种田呢？你一生下来就这么娇贵，要说你父亲懂得种田这倒是很有可能。”
刘章很认真地说道：“我懂。”
“那就允许你唱来听听。”吕后说。
刘章于是就唱了起来：“深耕密种，留苗散疏，非其同类，锄而去之……。”吕后默默地听着。没过多久，吕氏家族有一个人喝醉了，离开了酒席，刘章马上追了出去，拔出利剑，当场把他杀死了。
刘章回到座位上对众人说：“有人敢逃酒，臣按军法处置把他杀了。”
吕后和在座大臣都大吃一惊，既然都说好了允许按军法行酒，也就无法降罪于刘章了，酒宴也因此不欢而散。
从此以后，吕氏家族的人和朝中的大臣都惧怕刘章。这样，刘氏的威严也就一点点地建立起来了。
权威都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只要把握住身边的小机会，适时地表现一番，别人自会从中感到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慢慢地，也就没有人不害怕自己了。
为了让众人服从自己，有时候采取杀鸡儆猴的技巧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刘邦手下的名将韩信，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靠的就是用严明的军纪来威慑众人的方法。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听从于谋臣的举荐，拜淮阴人韩信为将，原刘邦手下的一些老将对此很是不满。
韩信兵权在握后马上召集所有的将士开始演练，限众将士五更十分到齐，时间一到，只有监军殷盖没有来。中午十分，众人操练已久，殷盖才姗姗而来。守门的士兵不准他入营，他就出口伤人，振振有词的道：“韩信你有什么了不起，小人得志，乱施乱为。”说完就闯入营中。
韩信问他道：“军中有禁令，汉王也有手谕，你身为监军，为何还迟到？你显然是不把我的军令放在眼里，依法当斩。”殷盖本还想争辩，韩信却早已愤怒地命令左右把他绑了起来。
韩信对他训斥道：“你身为大将，岂不听命于军法？”
韩信又问军法官：“殷盖违反军令，罪在那条啊？”
军法官答道：“与军约会，延期而后，得慢军之罪，论罪当斩！”殷盖听了得知大祸临头了，吓的六魂无主。这时，刘邦得知此事，急忙派郦生持手谕来救人。
郦生赶来后对韩信说：“有汉王手谕，让你刀下留人！”
韩信放下手谕说：“郦大夫熟知兵法，军中不准驰骋，为何还要触犯呢？”
郦生说：“是奉汉王之命我才来的。”
“你即使是奉命而来，可又与军法抵触？”说完，韩信问军法官：“郦大夫驰骋军中又该当何罪？”
军法官道：“应当斩首以示三军！”
韩信道：“既然有汉王的旨意在身，就免于一死，但要斩马夫，以示三军！”于是，韩信下令斩了殷盖和郦生的马夫。从此以后，汉军的众将士再也不敢违反军令了。
军中无戏言，军令一出，每个人都得无条件地服从。韩信借行军规而斩了殷盖，自己的威信从此得以确立。这才有了“韩家军”日后的严明军纪。这支军队之所以能够百战百胜，靠的也正是严明的军纪和韩信个人的威望。
皇上的威严至高无上，没有人敢侵犯。威严的本身往往是通过日常举止体现出来的。历史上有很多皇帝都非常注重为君的礼仪，康熙帝在这方面就要求甚严。
康熙皇帝是历史上杰出的帝王，他一向严格要求自己，对他的大臣也同样要求严格，其中也包括一些对细节的要求。身为一代帝王，他的威严最直接地体现就是在御门听政的时候。
御门是大臣们最严肃的地方，不得随意。皇帝要想让大臣们打心底里服从自己，那自己也得事事做在前面。在御门的堂上，往往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必须得坐有坐相，而且还要言辞得体、裁决得当才行。这都是相当不容易的，更需要真功夫才能做到。
康熙皇帝就是有这种真功夫的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祖母就培养了“圣躬端坐的功夫”。如此，由于一种言行和品行的示范，再加上气度的感染，还有他宏伟的政治思想，很自然地就令他的大臣们心悦诚服在他的严格要求之下了。
在当时的君主体制下，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他的大臣们就是君主的奴仆，必须尽下臣之道，为下臣之礼。在朝堂上，就得行君臣之礼，而大臣们也必须按照部院与职位的高低，就其跪拜。各部都由一个尚书捧上放奏折的木匣，然后再放在皇帝的文案上，如果有奏折的，一一口头陈奏。
每当这个时候，康熙皇帝大多数都是静静地听着，不发话也不去议论。除非遇到了非常紧急的事，他才张口问话或咨询于大臣，做出应付局面的裁断。不管怎么议论纷纷，皇帝都是保持聚精会神。如果这时候哪个大臣稍有分心，有一点的小动作，都绝逃不过康熙的眼睛，他自然也不会讲什么情面，事后必会对其进行训斥。
有一次，康熙帝坐堂听政，轮到三法司启奏刑狱之事时，刑部侍郎高珩却一不小心走了神，等到三司法启奏完毕，康熙皇帝马上问高珩，刚才三司法都说了什么，高珩却无言以对。康熙皇帝当场大发雷霆，严厉地训斥了高珩，还让记注官当场记下高珩的行为，以示众臣。相比之下，高珩所受的责罚还是轻的，如果大臣有事启奏的时候，不遵守制度，或者礼仪不合，康熙皇帝也会当场训斥，甚至还将其人轰出朝堂不得再列入朝班。
大多数大臣启奏的事情都是口头陈奏的，当然也有照着奏折念的时候。在有重大事件时，就必须照着念。如果本该照着念的重要事宜，而启奏的大臣却口头陈述，恐怕康熙皇帝又要不满了。这是因为，有关于江山社稷的大事，都不是儿戏，也不是个人形式的问题，一切都要以国家安危为重，所以康熙皇帝对此尤为认真。
在三番之乱初定之后，地方的将领应重新安排，摩罗对此提出了建议，让提督王进宝镇守四川的宝宁，蔡毓荣应去云南任总督等。摩罗当时没有准备奏折，就在朝堂之上口头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