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青不但在政治上忠于朝廷，就是在一些生活私事上，也完全听命于汉武帝，尽量顺应皇帝的心意。卫青被拜为大将军以后，平阳公主的丈夫曹寿得了恶疾，回到自己的封国。平阳公主遂独居。她同身边的人商量诸侯中谁可以做她的丈夫。左右的人都说大将军卫青最合适。
公主笑着说：“他当年是我的骑奴，常常侍候我出出进进的，你们为什么偏偏说他合适呢？”
众人赶忙解释说：“现在大将军的姐姐是皇后，他的三个儿子又都封了侯，富贵甲于天下，公主您可不能再小看他了。”
于是，公主同意了，并通过卫皇后示意皇上，汉武帝亲自发话，卫青便由当年的骑奴变成了主人的丈夫。
有一次，卫青大胜归来，汉武帝赏赐给他千金。出得宫门，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拦住他的车驾，对他说：“现在王夫人正得皇上宠爱，但她的娘家很贫穷。如果您能拿出赏赐的一半，送给王夫人的娘家，皇上一定会高兴的。”卫青欣然同意了，派人把五百金送到王夫人娘家。汉武帝得知后，极为欢心。
卫青虽然声名赫赫、权倾朝野，为人却始终谦恭退让、礼贤下士，这使得他在仕途上终身无虞，死后得以陪葬在茂陵之旁。
卫青出身十分卑贱，母亲为奴仆，同时自己又是私生子，并没有任何地位和名份，因此在他整个少年时期，都处于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境况之中。这种经历对他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此时之“卑”，是被迫，也是自觉，这使得他既能忍辱负重，又能刚毅奋发。他因此而养成的有胆有识、吃苦耐劳等优良品质，无疑对他后来的建功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
卫青把功名权势看作身外之物，他做事始终能做到不骄不躁，这使得他一生始终处于一种上升或平稳的状态，在他身上从未发生过那种功臣因功自傲而酿成的悲剧。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生活中，不管自己身处怎样的优势中，都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做到不骄不躁。
谦虚者总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而骄傲者最终只会被抛弃。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官渡之战中两个不同性格的领导者得到的不同命运，就很能说明“骄兵必败”的道理。
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私人武装，占据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转入争权夺利、互相兼并的长期战争。
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建安三年（198年），袁绍击败公孙瓒，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建安元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随后，曹操消灭了袁术和吕布，从此势力西达关中，东到兖、豫、徐州，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汉以北大部地区，从而与袁绍形成沿黄河下游南北对峙的局面。袁绍的兵力在当时远远胜过曹操，自然不甘屈居于曹操之下，他决心同曹操一决雌雄。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昌，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曹操部将多认为袁军强大不可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于是决定以所能集中的数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
随后，曹操采取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迎战袁绍大军。
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袁绍发布讨曹檄文，二月进军黎阳，企图渡河寻求与曹军主力决战。他首先派颜良进攻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企图夺取黄河南岸要点，以保障主力渡河。四月，曹操为争取主动，求得初战的胜利，亲自率兵北上解救白马之围。
此时，谋士荀攸认为袁绍兵多，建议声东击西，分散其兵力，先引兵至延津，伪装渡河攻袁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遣轻骑迅速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攻其不备，定可击败颜良。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袁绍果然分兵延津。曹操乃乘机率轻骑，派张辽、关羽为前锋，急趋白马。关羽迅速迫近颜良军，颜良仓促应战被斩杀，袁军溃败。
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迁徙白马的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率军渡河追击，军至延津南，派大将文丑与刘备继续率兵追击曹军。曹操当时只有骑兵六百，驻于南阪（在白马南）下，而袁军达五六千骑，尚有步兵在后跟进。曹操令士卒解鞍放马，并故意将辎重丢弃道旁。袁军一见果然中计，纷纷争抢财物。曹操突然发起攻击，终于击败袁军，杀了文丑，顺利退回官渡。
袁军初战失利，但兵力仍占优势。此时的袁绍并没有重新对战局进行分析，而是一味的傲慢行事，并没有把曹操放在眼里。
同年十月，袁绍又派车运粮，并令淳于琼率兵万人护送，屯积在袁军大营以北约二十公里的故市、乌巢。恰在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投降曹操，建议曹操轻兵奇袭乌巢，烧其辎重。曹操立即付诸实行，留曹洪、荀攸守营垒，亲自率领步骑五千，冒用袁军旗号，衔枚缚马口，每人带一束柴草，利用夜暗走小路偷袭乌巢，到达后立即围攻放火。
袁绍听说曹操袭击乌巢，又做出错误处置，只派一部兵力救援乌巢，用主力猛攻官渡曹军营垒。哪知曹营坚固，攻打不下。当曹军急攻乌巢淳于琼营时，袁绍增援的部队已经迫近。曹操励士死战，大破袁军，杀淳于琼，并烧毁其全部粮草。
乌巢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袁军前线，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曹军乘势出击，大败袁军。袁绍仓惶带八百骑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七万余人，官渡之战就这样以曹胜袁败而宣告结束。
官渡之战是袁曹双方力量转变、当时中国北部由分裂走向统一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对于三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曹操从不自以为是，所以能在用人上广纳贤士，因而赢得众人捧；反观袁绍，骄傲轻敌，刚愎自用，从不把他人的谋略放在眼中，最终导致人心离散，以致最后溃败。
由此可见，骄傲自满者都不会有好下场，而谦虚谨慎遇事又不骄不躁者，都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因此，慎终如始，人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做人应该不骄不躁！
第二十五节
[原文]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译文]
有一个混混沌沌的东西，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存在了。它寂静得没有一点声音，空虚得没有一点形体，它独立长存永不衰竭，循环运行而生生不息，它可以算做天下万物的根源。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能称叫它为“道”，勉强给它取个名字叫“大”。它广大无边而运行不止，运行不止而广阔辽远，广阔辽远而返回本原。所以说，“道”大，天大，地大，君王也大。宇宙有四大，而君王是四大之一。王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则纯任自然，以它自己的样子为法则。
[本章要旨]
本章描述道的特征。
[评析]
本章描述道的特征。老子将天地万物的产生归结于自然之“道”的运动，进一步说明“道”是独立的、客观的、永恒先天地而存在的精神实体。希望理想中的统治者要效法“道”，要“无为而治”。
第二十六节
[原文]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其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译文]
稳重是轻浮的根基，宁静是躁动的主宰。因此圣人整天行走不离开载有生活用品的车辆。虽然有华丽的生活，却超然物外、不沉溺在里面。
为什么身为大国的君主，却以轻率躁动的行为来治理天下呢？轻率就会失去根基，躁动就必然丧失君王的风范和主宰。
[本章要旨]
本章举出重与轻、静与躁两对矛盾，并在矛盾对立双方之中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
[评析]
本章举出重与轻、静与躁两对矛盾，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他认为轻与重的对立，重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躁与静的对立，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贵之处，告诫人们要“戒轻戒躁戒骄戒躁”。
[实例应用与分析]
轻则失根——行事要沉稳慎重
《道德经》中的“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原意为：轻率就会失去根基，躁动就必然丧失君王的风范和主宰。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行事要沉稳慎重”。
老子说的没错，凡是不能沉稳慎重行事的人，早晚要吃大亏。轻则失人心，重则遭遇惨败。
沉稳慎重行事，不仅能顾全大局，还可以使自己得到保护，智者往往能悟透这其中的道理，因此做事不骄不躁、沉稳干练。
阴险小人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会采取惹人发怒的卑鄙手段，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对方失去理智，进而犯下大错。人们若不防范他们的这一毒招，代价就昂贵了。
唐朝的大将郭子仪是个大功臣，他带兵平定安史之乱，击退吐蕃的人侵，在朝野都有很高的威望。
奸臣鱼朝恩嫉恨郭子仪的功劳，他多次向皇帝进谗，百般攻击他。郭子仪面对诬陷，却是心平气和，没有一点愤怒的样子。他手下的将士认为他懦弱，对他说：“你手握重兵、功高无比，如果不让那些小人得到惩罚，他们会更加无所顾忌。你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定会为你伸冤，杀了朝中奸人”。
郭子仪制止他们说：“现在国家有难，我又担任军中统帅，责任重大。倘若随便发怒，和奸小相抗，敌人就有机可乘了。自古就有忠有奸，我不能因为私怨而坏了国家大事啊，希望你们明白我的苦衷。”
郭子仪高风亮节，鱼朝恩却认为他软弱可欺，他对自己的死党说：“郭子仪只不过是个武夫，他只会行军打仗，哪里懂什么权谋？他现在不敢喊冤叫屈，分明是害怕我，我只要再加把劲，就一定能扳倒他。”
一次，郭子仪在战场上小有失败，鱼朝恩便诬陷他用兵不利，结果朝廷夺了他的兵权，把他召回朝中，改任闲职。人们很为他感到不平，郭子仪反倒安慰众人说：“我出征在外多年，身心劳累，回朝正好可以歇息调养，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们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郭子仪的儿子心中愤怒难平，他生气地对父亲说：“奸人变本加厉，现在父亲的兵权也没有了，难道父亲还要忍吗？父亲如果当初和他们对着干，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郭子仪教训儿子说：“我身为统帅，皇上总会对我心存戒备。奸人害我，是因为奸人深受皇上的信任，他们才敢对我下手。我若不加忍耐，事情只会更坏。他们苦苦相逼，就是想让我走入他们的圈套啊！”
郭子仪猜想得一点不错，鱼朝恩等人就是想逼迫他抗争，他们好借机把郭子仪置于死地。郭子仪没有上当，躲过了大的劫难。后来，鱼朝恩又派人挖了郭子仪的祖坟，郭子仪还是忍住了。鱼朝恩虽气极败坏，却始终无法除掉郭子仪。
郭子仪英雄一世，后代发达，不是无缘无故的。单从他的“忍”功来看，一般人就会甘拜下风。他做事沉稳、不易冲动，所以最终得以善终。
一心为公的人往往容易受到他人的妒嫉，由此使自己陷于矛盾之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样的不平之境要能忍受，否则稍有不慎，就会让小人得意，自己反而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西晋的石苞面对不平时坦然相对，使晋武帝终于自省，也消除了自己的不平之境。
石苞是西晋初期一位著名的将领，晋武帝司马炎曾派他带兵镇守淮南，在他的管区内，兵强马壮。他平时勤奋工作，各种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当时，占据长江以南的吴国还依然存在，吴国的君主孙皓也还有一定的实力，他常常伺机进攻晋朝。对石苞来说，实际上担负着守卫边疆的重任。
在淮河以北担任监军的人叫王琛。他平时看不起贫寒出身的石苞，又听到一首童谣说：“皇宫的大马将变成驴，被大石头压得不能出。”石苞姓石，王琛就怀疑，这“石头”就是指石苞。于是，他秘密地向晋武帝报告说：“石苞与吴国暗中勾结，欲行造反。”
在此之前，风水先生也曾对武帝说：“东南方将有大兵叛乱。”等到王琛的秘密报告上去以后，武帝便真的怀疑起石苞来了。
正在这时，荆州刺史胡烈送来关于吴国军队将大举进犯的报告。石苞也听到了吴国军队要进犯的消息，便指挥士兵修筑工事，封锁水路，以防御敌人的进攻。武帝听说石苞修筑工事的消息后更加怀疑起来，便对旁边的人说：“吴国的军队每次来进攻，都是东西呼应，两面夹击，几乎没有例外的。难道石苞真的要造反吗？”
凑巧的是，石苞的儿子石乔担任尚书郎，晋武帝要召见他，可他一直因故没有去，这就更加引起了武帝的怀疑，于是，武帝决定秘密派兵讨伐石苞。
王琛的诬告、武帝的怀疑，石苞一点都没有因此乱了分寸。他沉着冷静地想：“我对朝廷一向忠心耿耿、坦荡无私，是因为小人的陷害才使武帝冤枉了我，我既然问心无愧，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于是，他卸下身上的武器，步行出城，等待武帝的处理。
武帝看到石苞的举动后，顿时醒悟过来，他想：讨伐石苞到底有什么真凭实据呢？如果石苞真要反叛的话，他既然已修好了工事，怎么不作任何反抗呢？想到这里，武帝的怀疑一下子都消失了。
后来，石苞回到朝廷，受到了晋武帝的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