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时钧教授专门撰文回忆了自己在50年代前期与当时的院长汪海粟的促膝谈心的情景，倾诉了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心路成长历程，对当今年轻一代学者，也不无裨益。
时老回忆道:1954年，为了更好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也给予知识分子以相当的政治待遇。南工院党委建议并安排吴大榕教授为省政协委员。我心中不服，认为自己的条件也不差，为什么我不能当?所以找院长汪海粟谈了自己的想法。汪院长听了以后，未作正面回答，也没有批评我，而是以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过程讲给我听，从而教育了时钧，认识到做一个人的价值，要正确对待个人的名和利与党的事业，不必为这些事计较。这次谈话，从晚上7点半钟一直持续到深夜12点半钟，清茶一杯，真正做到了促膝谈心，使我深受教育，至今铭记在心。以后我受到挫折时，常常回忆汪海粟的经历和他是如何处理的来作为鼓励自己正确对待一些间题的准绳，至今仍感到受益匪浅。1956年，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尤其是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在先期任命钱钟韩教授为副院长之后，又增加任命吴大榕和金宝祯两位教授为副院长。在任命之前，曾有人向我透露，将任命我为副院长，但公布的名单中却没有我。当时我不在南京，回来后才得知，心中难免有些不快。汪院长为了做好其他教授的工作，特召集了陈章、杨廷宝和我三人谈心，说明任命考虑经过，并说，钱、昊两人都是九三学社成员，当然不可能全任命九三的社员为副院长(我和陈老也是九三学社成员)。我听了以后，联想到汪院长对我讲过应如何正确对待这类事的态度，心中释然，坦然处之，仍然偷快地工作。
还有一件事，也令时钧教授难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系与系之间的关系。1955年已决定要把食工系迁出。当时食工系主任王赦教授提出要把化工系的化工原理实验室中的一些设备和装置搬迁去无锡新校址，而这些都是化工系教师自己动手设计安装完成的，还花了2000多元钱，这在当时也不能算是小数目。化工系教师不肯让，系主任时钧也想不通，就向汪院长反映。汪院长一听，很不以为然，就批评时钧没有风格，并说:“就算是花2000元钱换一个统战工作有何不可。”时钧深受震动，回系说服了教师，按食工系提出的要求把设备给了他们。这样，才使两系关系没有出现任何紧张或不协调之处。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有时，一次谈话，一次会面，或一本书，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影响。南工的首任院长汪海粟就是这样，以自己博大的胸怀，温暖着知识分子的心灵;以优秀的品质和纯洁高尚的情操，净化着、完善着学者们的人格和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