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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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北大回忆(4)

师范馆成立最早,嗣后袁世凯督直隶,在保定设立高等师范学堂。为预储中学师资起见,其修业年限为短,而奖叙亦较师范馆为低。每肄业二年,即可出任中学教习,但服务后,仍可回校继续修了未竟之业,此所以与师范馆有别也。

师范馆,在第一年所定课程,为补习普通学科,大致如现在中学的课程。外国语分英、法、德、俄、日,任学员选习一科目,但日语则须人人皆学。国学方面,有经学大义,有中外历史地理和国文。此等科目,担任教习的每延揽国内名流,但学员不感多大兴趣。在办学的当局,足见仍未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

到第二年,普通学学完了,即分设四类,第一类国文外国语,(英、法、德)任学员自择一种,分班授课。第二类,中外史地。第三类理化数学。第四类博物动植矿生理农学等。我是第四类的学生。分类肄业之后,至光绪三十二年年终期满,翌年正月考试毕业。以上为旧班师范馆学员的历程。又在三十三年招考新班师范,同时设了大学预科,不详述。

大学堂即在大马神庙,今北大故址。设备情况,有各种讲堂,有理化器械药品室,有博物标本室,有自修室,有宿室,每二人占一间,有公共饭厅,有浴室,膏火饭食,皆官费。有藏书楼,在北院,中文书籍为多,彼时报纸杂志,尚未发达。大约学员自携书籍,及应时的读物,如《饮冰室文集》,几于人手一编。此外关于新学的,以《富强丛书》,《瀛寰志略》,为最通行。

生活方面:早晨起床,鸣铁钟为号,上堂以摇铜铃为号,就寝亦然。开馆则敲锣为号,仅饭食一项,早粥,午晚皆四碟八碗,米面食皆备,可谓国以大烹养士罢!而学员中的贵公子哥们,也往往闹饭厅。但究竟来自乡间的人多,而附合起哄的殊少。在管理的提调们,还能善处,从未酿成过风潮。

现在的大红楼那块地方,是师范馆的大操场。除每年春秋二季,开开运动会,余时皆任学生们作踢球场。

管理员:

张百熙冶秋管学大臣

吴汝纶挚甫总教习,未到任

张鹤龄筱浦总教习

蒋式惺性甫教务

李希圣亦园

曹广权

曾广钧重伯斋务

三多柳桥

金梁息侯其他职员不及备载

继张百熙后为张之洞香涛,继张鹤龄之后为李家驹柳溪,继蒋式惺之后为戴展成〈诚〉。

中文教习:

史地屠寄敬山

经学大义王舟瑶

外国教习,及中国助教:

心理、论理、教育日本服部宇之吉

教育日本法贵,图画高桥,日语铃木

物理化学释加

数学太田达人

动物学桑野

植物学矿学矢部以上皆日人

助教习:分任日语翻译

范源濂吕慎哉程家柽

胡宗瀛刘翼周

旧班师范馆学员,是在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考试毕业的。四类即四班,共毕业生一百另五名。在毕业后,各省有调回本省服务教育界的,也有自由选择愿分发某省服务的。我是学博物科的,由大学留在北京,当时有三旗小学,即附设在大学堂外院,我便是那小学教习之一。后由学部派充八旗高等学堂任博物教员,凡五年。同时各省旅京中学堂的博物课,多半由我担任。现在旧班师范馆毕业的同学们,已是寥若晨星了。以我所知现存的人,有山西刘盥训芙若,山东于洪起范庭,江苏邹应莞淑文。另有未及毕业而赴日本留学的,如河北谷钟秀九峰、王桐龄峄山仍健在。外此则不闻消息。犹记我入学的时候是二十二岁,在同学中比较年轻,今且七十一岁,同学少年多不在,那就无怪其然了。

北大忆旧二题

马珏

我的父亲马裕藻,字幼渔,浙江鄞县人。他是旧书房里出来的人,为了出外求学,他在老家当卖了东西,给我母亲放了缠足,一起到了上海。祖母气得说他“要造反”。母亲在上海进了上海爱国女子学校。1903年他们俩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七年苦读,一起毕业。我1910年出生在东京,一岁时回国。

父亲回国后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但他不喜上海的繁华纷乱,即与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联系,到北大任教授教音韵学,后任国文系主任,直到1945年去世。

父亲一生别无所好,惟喜购书、读书。我们家曾搬过两次,每次觅房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父亲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红朱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心意,藏书献给了北大图书馆。

小时候我有旧印象,我们家里老有一个叔叔轮流住着。大了我才知道,父亲在北京安居下来以后,觉得不能让几个叔叔老是蛰居家乡,应让他们出来见见世面,就分次一个个接出来,引导他们读书做学问,后来他们均学有所成,成了北京学术界有名的马氏昆仲,与周氏、沈氏昆仲齐名。他们是:马衡(叔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有开创性的贡献;马鉴(季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香港大学校长;马廉(隅卿),北大讲师,脑溢血死在讲台上。和几个叔叔情况差不多的还有我的四舅陈君哲(子俊),是北京大学教文字、文法的教授等等。

与父亲经常来往,往往畅谈至深夜而毫无倦色的有钱玄同、鲁迅、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陈百年等,常听他谈起的得意门生有范文澜、陆颖明等。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是从国家民族的大局来设想的,这些想法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幼稚,但那时确实体现了父亲的赤诚苦心。我们姐妹六人,除了小妹、小弟是父亲去世后才上的大学,我大哥从中学时代就留学日本,我三弟也是从中学时代就留学德国,父亲的意图大概是想让他们到这些强国去汲取振兴祖国的营养吧。对我和我二妹两个女孩子,父亲的安排是让我上政治系,让我二妹上法律系。他说“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又曾对我们说笑话:“你(指我)出来可以当公使,现在都是公使带夫人,你这个公使可以带丈夫嘛;你(指二妹)学了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父亲一生和蔼待人,以好脾气著称,但在气节这根本问题上却毫不迁就。抗日战争时北京沧陷,父亲因年迈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日本人曾数次命父亲的好友周作人来请他出山任教,父亲让小弟马泰拒之门外不见,周作人还来纠缠,最后让小弟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这事才算没再继续。父亲过着清寒的生活,盼着胜利,他老人家是1945年4月去世的,去世前总说:“天快亮了吧,天快亮了吧。”吴晓铃先生在1985年10月4日《北京晚报》上曾说:“马幼渔(裕藻)先生在学术界居‘五马’之首,在日本时曾和鲁迅先生同师章太炎。我在离开北平时去向他辞行,他用古体文写下了如下几句赠言:‘余病居边城,远云岭,临岐恫苦,赠处无言,惟祈晓铃默识余衷,互相砥励而已。’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对于我则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郁而终。”这段文字可以佐证父亲故去之前的境况。

我在1928年春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级。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学到1934年离校。

北大分三院。一院在红楼是文科和部分法科;二院在景山东街,叫马神庙,是理科,有一小礼堂,一般名教授在此演讲;三院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全是法科,有大礼堂。政治系属法科,我在红楼上课,有时到二院听胡适的课(自由选听),外请学者讲演均在二院。如鲁迅先生讲演就在此。

我记得第一天去沙滩上学,又兴奋又紧张。红楼从一楼到三楼都有教室,每层楼中间有教员休息室。教室的桌椅有分开的,也有在右手处有一扶手可写笔记的。必修课教室固定,选修课任选。同学中大多是男同学,女同学很少,1928年已由几人增至十几人。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因为注册室的人每堂课来点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点名册上画“到”。

我的老师现在健在的有许德珩先生,同学中知道的有朱穆之、邓广铭和杨周翰。他们现在都是国家栋梁,而我一无所就,实在惭愧。那时在校学习全凭自己自觉努力,老师都是高水平的,图书馆藏书也极为丰富,就是刚一入学,觉得学校太大,摸不清如何利用这好条件去学习。

北大课外活动特别活跃,可以学习乐器,包括钢琴、提琴,可以学摄影,可以学唱歌,可以学昆曲,还有体育活动,同乡会、同学会等等。我参加过钢琴和昆曲的学习,还曾受清华大学昆曲老师溥侗先生的邀请去合演过《游园》。到了春天有旅游活动,到了冬天,校方在一院的大操场搭起人工溜冰场,下课后同学们成群结队去玩。

1928年秋季入学,12月是30周年校庆(现改为“五四”了),11月即有校庆筹备会来邀我表演节目。我很为难,因为我很少参加文艺活动,只在初中演过一次儿童剧《青鸟》,我扮演“牛奶”一角,就一句台词:“我觉得我要变味儿了。”这次我想拒绝,可他们再三动员,我只好勉强接受了,决定演一段单人舞,起名《倦鹤舞》。由我自己去找孔德学校教体育的女老师排练,这时离校庆只有两个星期了。记得演出在三院大礼堂。当时是隆冬腊月,生了几个大火炉也不管用,冷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本来就没有舞蹈基础,简直不知怎么上的场,也不知怎么下来的,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晃动,跳完后气喘吁吁,然而同学们非常捧场,掌声如雷,紧接着是我特邀女师大一位同学跳《燕子舞》,直到“燕子”上台掌声才停。《燕子舞》跳完掌声稀稀落落。我感到对客人太不礼貌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过了几天小报上登了一篇评论,说“《倦鹤舞》只会东窜西跳却掌声不停,《燕子舞》很有功底却掌声冷落,太不公平了。”我读了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很感谢这位记者说了实话,替我表达了抱歉的心情。

六十年前我正好十八岁,当时女生很少,所以我显得很突出。记得上第二外语时课间休息,我到女生休息室去回来,见我书桌上写着“万绿丛中一点红”,我一见很生气,也不知谁写的,就用纸擦掉了。第二次再上课时又见上面写着“杏眼圆睁,柳眉倒竖”。我又擦了。不但有这种“题词”,还常接到来信。我当时的心理就是见信很不高兴,觉得别人欺负我,很难受,可见了信还光想看,看完了就又哭。日子长了父亲发现我情绪不正常,我如实反映了情况。父亲说:“他们写信给你,是对你有好感才写的,没有恶意,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愿理他们,不看就是了,把信给我。”可我又不愿意不看,父亲就又说:“那么要看就不要哭。”父亲对我体贴入微,我有什么想法都愿向他说。来信绝大多数是普通信格式,大意是要求通信做朋友,充满敬慕之词。有一个装订成本的给我印象很深,一共两本,一本给马先生,一本给马小姐,内容从不知我的名“珏”字怎么念说起,然后介绍自传,直至求婚。还有一个经常来信而不署名,发信地址又老变的,我也留下了印象。事隔多年,这些信一直留在我脑子里,我的看法可是大变了。我以前的看法是不对的,以致同学们普遍反映我骄傲自大不理人;还是我父亲的话对,可是我再没有机会向同学们说道歉的话了。

八年回想

徐崇钦

鄙人于宣统三年春辞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教授一席,改就京师大学堂之聘,至民国七年秋,前后首尾共八载有半,目睹北大自马神庙一院扩充至三院,而学生由本、预两科三百五十余人,渐渐达到一千三百余人,可云盛矣。惟鄙人对于该大学八年之关系,约略分为两个时期:民元至民三初所谓改组时期,民三初至民七所谓发展时期。在改组时期,发生更换校长计有五次之多。二年春,为校长问题,全校学生宿于教部者二日。鄙人不忍坐视学生之学业荒废,以师生之感情竭力劝导,几至舌敝唇焦,历八小时之久,而学生等于是相率回校。无何,马相伯先生辞职。二年冬,何时先生坚辞校长职务,部中改派胡仁源先生署理,并派鄙人充预科学长。维时政治方面力图振新,几有蒸蒸日上之势,而学生等亦得安心求学,别无他愿,政治与学校宛然成为风马牛矣。其时北大为全国唯一独立最高学府,其余各学院乃系专门学校,而现在新立各校尚未产生。查北大之预科,即前清时代京师大学堂时名曰高等学堂,虽与本科同一地点,实则内部之组织完全独立。元年间,始变名预科,而事实上与独立之精神依然存在。二年夏,由西斋北部移至译学馆旧址,为预科地点。内设二部,称一类、二类。一类即文科,复分英、法、德三系,二类即理科,均三年毕业,俱有文官考试资格。学生初时仅有二百余人,迨至六年夏间,竟达九百余人。四年,谋德、智、体三学起见,建设乐群会、新剧团,以冀学生得正当之娱乐而利操行;又修改两操场为演讲厅,谋智学之发展及表扬学业之成绩;至出版《欢学季刊》,以中、英、德、法四国文字为标准;并扫除考试积弊,而以奖罚兼施。鄙人亦自出资斧,制金牌以奖励学生之品学兼优者。是年,傅斯年生得奖,诸生群以为荣。体育一门,各校素不重视。惟体育之发展,与国家之强弱殊有密切关系。鄙人倡议预科建设运动场,练习柔软体操以及运动各技,每年春季,开运动会一次,众皆赞成举行。复提倡运动联合会。四年秋,开第一次各学校联合会于端王府旧址,即工大之两空地,诸生爱国情殷,不乏有志之士。适值五年夏间,日本有廿一条之逼迫,愤时事日非,特创设学生军军事训练会,全校学生悉数加入。每晨课前,莅场训练,敦请美国陆军大学毕业陈鱼君为训练官。综以上种种,如新剧团也,出刊物也,运动场也,学生军也,北大具先着祖鞭,为各校前驱。若以校址扩充一方面言之,二年夏间,得译学馆旧址为预科地点。三年间,教部将德胜门外京师大学堂新校址约计二百余亩,所有讲堂、宿舍业已建筑过半,售于陆军部为讲武堂,事后仅以二万元拨给北大,改造目下第二院东北洋楼一所。五年夏间,预科学生五倍于前,原有东、西斋舍、八旗先贤祠等宿舍不敷学生寄宿之用,因之校外公寓有如林立。查学生侨寓在外,漫无约束。鄙人有鉴于此,为学风计,为学校发达计,不辞劳瘁,奔走四月,先向英美银行疏通借款,以冀建造大规模之宿舍;后幸得法友与法使康德商妥,得其援助,向义品公司借到大洋二十二万元,建筑第一院大楼为学生寄宿舍,再改造第二院及第三院西北一字楼。六年春,蔡孑民先生长校。秋间,预科制度改为二年制,各班附设于相属之各系。而鄙人是年秋间适就唐山交通大学教务长之职,惟因第一院大楼工程尚未竣毕,有所接洽,以三日留平,仍服务北大。七年秋间,为时所限,只得辞去。惟念鄙人既与北大有八年之关系,而于发展一切,不敢掠为己美,似不无稍竭绵薄耳。兹值北大卅一周年纪念之期,特此略述梗概,为北大光荣历史四分之一,以志庆祝,并盼北大物质上教育上发展,将来成为英国之牛津、剑桥,美之哈佛、耶鲁也。

回忆“亢慕义斋”

罗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