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五四风潮算告结束，蔡先生却回了绍兴，不肯再做北大的校长，因此，各大学的校长也不敢“复职”。各方又费了一番心思，终究由校长方面挽留蔡先生的代表汤尔和替他出上一个主意，叫他的学生正在江苏教育会办事的蒋梦麟做代表，替他回校办事。可是，蒋梦麟先生在北大里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北大里原有几位怕江苏教育会来抢北大的，便放了空气；可是，蒋梦麟先生已经到了北京。假定不让他来做代表，连蔡先生也不回来了，仍旧妨碍了大局，又是我在里面疏通疏通。幸而蒋梦麟先生很识相，在某晚出席教职员会上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他来代捺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因此，大家也没有怎样他，只得在评议会上通过了聘他做教授，担任总务长，从此蔡先生离开学校的时候，蒋梦麟先生就代理校长了。
评议会是北大首先倡办的，也就是教授治校的计划，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表面看来，校长只有“无为而治”，什么权力好像都被剥削了；但是，北大在连续几年风波动荡里面，能够不被吞没，全靠了他，后来北京师大等也仿行了。我算不断地被任为评议员，直到十五年张作霖据北京，我离开北大。
“五四运动”后安稳不到一年，北京大小各校教职员因挨不起饿，发起了一次“索薪”运动。这时，因五四的经验，大家都晓得组织的重要了。运动开始，便组织了“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除了私立各校以外，大、中、小几十个学校都联合了，声势自然不小。我呢，又被举做了主席。这时，我真要红得发紫，因为我兼任高师、医专的教员，所以，不但北大教职员会是我主席，高师、医专也硬把我推上主席，因此，我办事很有把握，而学生联合会又有了紧密的联系。政府觉得很讨厌，就用分化手段来对付我们，把京师学务局管辖的中小学分化了出去，我们也用一点手段，对付政府当局。当时的政府当局还晓得老夫子不好过于得罪的，对于我们的要求，三件敷衍两件，我们也将就了事，算没有把一个团体公然崩溃，我也得了一个教训。
到了十年春天，大家又不耐饥了，而且实在没法维持了，而且也觉得政府对于教育满不在意，只是做他妆点门面的工具。因此，除索薪以外，还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并且拒绝了他们敷衍的办法，罢课相持，直到六月三日：那时，教育部长早已没有人敢做，由一位教育厅长马邻翼升任次长，代理部务，这位马先生忒大意了，不但毫无预备，冒冒然来就职，而且对几十个老夫子的代表礼貌不周，已经引起了反感，他又大胆地答应了发还积欠薪金，他并不晓得积欠薪金总数有七八十万，政府是无法筹措的，而且他并不先查一查，各校教职员一再地辞职在先，才后“索欠”的，他不经过慰留，便许发清“积欠”，这样，便激动了大家必须叫他立刻发清，自然是办不到的；同时国务院秘书长郭则也不会应付，早为教职员所不满；所以到了这日（六月三日）北京国立八校的教职员既决议向徐世昌说话，上年分手的公立中小学教职员也自动地临时加入，还有小学以上的学生也共同来做教育经费运动，一共有上万的人，都齐集在教育部内外，请马代部长率领往总统府见徐世昌，马先生倒并不推辞，可是，总统府早已关了新华门（总统府大门）布置了队伍，在门外迎接我们，我们一到，就被拦阻，就被枪击，我是以八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的身分，走在上万的教职员学生前头，就和几个同事都被打得头青脸肿；（沈士远先生也是被打的一个。）徐世昌还要非法惩办我们，我们受伤的住在首善医院，被他派下等特务看守住了卧室。但是，人家劝他不可大意了，教书先生惹不得的，何况实在是政府对不起他们，他才走向法律路上，说我毁坏他的名誉，（这是他要法律解决，法官说：“无罪可附，只有这样的一个罪名还可以办。”）向法院起诉，前清皇帝载曾告章炳麟先生到上海会审公堂，这番我被大总统告到法院，也可入了“同书”。结果，我们固然白挨了打，（首善医院的医药费倒是教育部担负的。）他也失败了，因为我已设法迁入了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我要谢谢一位徐鸿宝先生，他是替我设法，而且护送我到医院的。）法院没法“传案”，而且各校教职员说：“要‘传案’大家都到！”后来因暑假已过，非开学不可，由各大学校长等和教育部商量，拉了两位做过国务总理的，一位汪大燮先生，一位孙宝琦先生，还有一位是清朝广西布政使，辛亥革命，他反正，做了广西都督的王芝祥先生出来转圜，他们三位先到医院来慰问，才后法院派了法官，便衣私入医院，用谈话式问了问，就算了案。
六三事件的规模，实在远过“五四运动”；因为实际上有革命意义的，而且也“事闻中外”，国内教育界没有不给我们援助，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助，北京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后来徐世昌又被他的部下一逼，溜之大吉地下台了。北大六年琐忆
田炯锦
约两年半以前，刘绍唐先生嘱为传记文学写一篇我在北京大学受学时的回忆 。因彼时正忙于办理行政院法规整理委员会的结束事项，未能报命。原打算在去年北大校庆以前，抽暇草拟，不意有许多笔债和事务待办，以致迟迟未能着手。现在又快到今年校庆了，只得将过去在北大六年而今仍能记忆的琐事拉杂追叙，如有错误或欠正确之处，尚希阅者指教。
民国六年夏，看见北大招生的广告，应考资格有同等学历一项。彼时我在天津南开中学刚修完二年级的课程，乃报名投考预科，因物理化学尚未修习，乃请高班同学指导，补习了一月。考试结果，幸被录取，编入文预科一年级甲班。次年章程修改，非中学毕业不能应试，故我跳越了两年转学北大，实属幸运。
南开中学一切很认真严格，教员按时上下课，每学期的功课均按时教完。学生则闻上课铃即入教室，请假须合规定，不得无故缺课。有月考、期考、年考，月考成绩差者，教员予以责备警告，期考有不及格的课者补考，年考不及格者降级。故教与学均兢兢业业的进行。初入北大，甚感不惯，上课铃响时，好些教员常迟延十分钟左右，方到教室，但下课铃响后，仍继续讲之不休，下一课的教员如守时，学生简直无法休息。有些教员上课两三星期，尚未进入正题，有些教员编发讲义，但过数星期后，又作废另发。月考甚少，且不认真。故当时很奇怪北大系驰名全国的好学校，何以如此随便？但一学期未满，我即体认北大的长处。教员们多系学识丰富之学人，他们开始讲的很多题外话，对该课以后的深入了解，大有功用。有些教员的功课虽未能按时讲完，但确有许多心得，转授给学生。只要学生肯用功，则其所得到的益处，当远超过按课本逐章逐节的讲解。所以我常想倘能以南开的谨严，与北大的启发，合并用于教学，当可以使大多数学子都有成。
北大的前身，为清代已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监督及以后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兼任，学生们亦多僚气与暮气甚深。我初入学时，尚闻人论说：北大老旧，高师穷苦，清华洋气。但事实是：自六年一月蔡孑民先生接任校长后，揭示“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并勉学生以三事：一、研究学问，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同月规定教员担任教课钟点办法六条。四月停聘学术标准不合在大学任教之外国教师。是年冬组织学术讲演会，并创刊《北京大学日刊》、《月刊》。故自蔡先生来北大后，学校已逐步改进。加以他豁达的气度，远大的眼光，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已经使师生们均受其感召，而追求进步及革新。是年秋季开学上课未久，就觉得我们班上的教员，大多数都是学识丰富而有见解，如马裕藻讲中国学术文，朱宗莱讲模范文，钱玄同讲中国文字学，杨敏曾讲中国史，何炳松讲世界文明史（后改称西洋文化史），田北湖讲中国地理。虽然他们的口才有巧有拙，表达的有条理或乏系统，但令人觉得他们所讲均系内容充实，并有独到的见解。其所编讲义之文字亦很优美。
这时候北大有很多著名的教授：在文科者如黄侃（季刚）、黄节、陈汉章、梁漱溟、辜鸿铭、刘师培、陈大齐、陈独秀（文科学长）、胡适、沈尹默、沈兼士等，法理两科亦有许多驰名教授。他们的著作及其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均受人们的称许、推崇，或引起辩驳。但著名的学人中，亦有些行为不检，生活浪漫，使人骇异。蔡先生乃于民国七年提倡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三类：一类是不嫖不赌，不纳妾；一类是除上述三者外，并且不吸烟，不饮酒；一类是除上述五者外，尚须不食肉类。这一个会以后事实证明，没有发生多大效力。但蔡先生婉请素行不检的教职人员入会，一年以后将学术声誉甚高、而其私生活仍旧糜烂的几个 教授不予续聘。故蔡先生虽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故“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但不许“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所以他虽注重邀请饱学之士任教，使学生的知识增进；但亦注意学生品德的修养。故教员的行为苟有影响学生堕落的危险，则无论其学识如何渊博，亦不能不割爱使其去职。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有新旧之争，北大的教员们，如胡适之、钱玄同、沈尹默等，常发表白话文、白话诗，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整理我固有的各家遗著，返还古哲人们学说的本来面目。校内外的反对者们，乃以为他们“离经叛道”“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校外把残守缺之士如林琴南先生者，竟信以为实，于八年三月在《公言报》，公开发表致蔡校长书，有云：“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胜辩，置之可也。彼又云武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余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斯言 。”
蔡校长阅报后，乃即写“为说明办学方针，答林琴南君函”，送《公言报》发表，兹择要节录数段如下：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借，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以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讲演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书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娶妾一条，则且视孔孟之说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为增进智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所谓“武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李贽所说）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科，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于《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大学教员所编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绝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岂能解乎？……
又次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溥，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作人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则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