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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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北大情怀(3)

北大教授们当中,确有不少名人。所处时间太短,不能全认识,不敢作点将录。聊举一二,以概其余,每上一堂课,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教过四五十年书的陈援老师,一进休息室,即找一犄角边的椅子坐下,闭目养神,有时打鼾,曾前后两次去请安,告知1928年,我是他班上的学生。他点头为礼,似曾相识。用广东国语,面带笑容说几个字,继续他不可缺乏的休息。时间一到,即去上课。

另一教授,适得其反。每至休息室,谈笑风生,令同事们听之,乐而忘倦。他是发现北京猿人的斐文中先生,曾记得1929年底,他穿田野工作者的衣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告知听众用大绳缠着他的腰,深入地窖探摸,陆续掏出了牙齿骨、头盖骨等等,我告诉他,我是当时听讲者之一,请他讲讲“北京人”的下落。

斐文中盯了我一眼,喝一口茶,很高兴的开了话匣子,几位同事们马上手端茶碗,或口含香烟,赶过来,围着他静听。他说1939年春,平津局势险恶,知难保“北京人”的安全。几经秘密商量筹划,将“北京人”慎重包装,深夜从协和医院取出,用汽车运至塘沽,打算搬上美国小军舰,运至美国保存。拂晓,汽车抵塘沽海岸,日本宪兵探知有异,派飞机追赶,并开枪惊赅。司机及押运者停车,忙将“北京人”,投至海中。适逢海潮澎湃,转瞬无踪无影。斐文中长叹一声说:“可惜得很,恐怕我们永远找不到北京人的下落了。”我看表,已超过了休息时间。赶急去上课,已晚了一点。斐教授的口才好,一听之后,可使人毕生难忘。以后对“北京人”的下落,他虽有不同的说法,然在那一天,我闻如是。

除此以外,在北大同事当中,我得到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政治外交专家崔书琴先生,哈佛大学博士。因为我们是先后同学,有共同的师友,一见如故。月薪领到以后,我把钱搁在手提包中,问他哪家银行利息高、稳当?他说你把钱交给我,我替你存在银行。即照办,以后每月如此,称他是我的义务财政部长。此后每礼拜六,差不多总在崔家打牙祭。下午三四时许,北大、清华、燕京的教授们,其中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文学家,以及政治新闻学家等,去他家打麻将或桥牌,共十余位,打得非常认真,几乎不谈别的事情。有一次我参加打麻将的桌子,忽然大叫一声“碰!”别人奇惊,“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早未看见。”约七时许,崔太太说:“饭得了,请您们用饭。”她是前东南大学教授徐养秋的女公子,中英文并茂。确是大家闺秀,家中有一老厨子,作菜的手艺很好。饭后,崔太太宣布饭菜用费,平均分配负担,价廉物美,人人欢颜。跟饭馆比较,有天之这别,再喝茶吃水果,即散会。清华、燕京同人返校,必须赶上晚班汽车。住在北京城内的人,玩了一下午,吃了一顿好饭,也要回去休息,虽然来宾的政治背景不同,而能在一块吃喝玩笑,这是崔书琴的外交手段。他是国际公法专家,是非正式的国民外交部长,平津政学商各界人士,他认识得很多,联络得很好。去平津作研究工作的外国学者,他跟北平图书馆长袁同礼等,尽量帮助,使他们居之安,研究工作进行顺利。

其他的朋友,有沈从文夫妇,因为夏云博士是我们的老朋友,我常去沈家聊天。曾昭抡、俞大绂、大等教授,因为俞大纲的关系,他们待我很客气。去俞家闲谈,古今中外,皆可接触。谈洪杨事,如数家珍,他们是曾国藩的亲戚,从小就听惯了。夏志仁(济安)、志清兄弟,少年英俊,平易近人,一望而知为天才文学家。清华大学的金岳霖先生,每见面必举双手作揖为礼。经济系教授陈振汉、崔书香夫妇,我们在哈佛时同学、同游玩。燕大师友顾颉刚、邓之诚、齐思和、聂崇岐、翁独健、吴世昌、周一良、王钟翰等等,不胜备举。回燕大,如不去翁家吃住,他们夫妇不痛快。宿舍中老斋夫,图书馆中的老职员,一见面,皆很欢喜。总说一句,我的朋友们,使我在北京的生活,过得很愉快。超初朋友请客,马上接受,以后回敬。有一位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严群教授请客,福建菜,很好吃。后来传闻严家孩子说,“爸爸,给我一点猪油抹在窝窝头上吧,减少它刮我喉咙的痛苦。”我听了感觉不安,不敢接受饭局了。

同天主教神父住到春暖时,我请求搬出去,同他谈西洋政治哲学,很有意思。他一贯的理论,是中国从古就受了印度、希腊、罗马的影响。可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与饮食口味不同,每日坐三轮车往返,也有相当的麻烦。故请姚从吾系主任在北大找房间。他派我住红楼一间课堂,其中粉笔尘土,相当的污脏。他叫工人将黑板取出去,加以打扫,又见西洋史教授杨人夫妇住在一间较小的教室,黑板仍在,也就随遇而安。吃饭又成问题,遇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出外找饭馆,很不方便。经郑天挺先生设法,将松公府的厨房厨子,最高行政人员吃中餐的地方,让给我们使用,其中包含季羡林、苗剑秋等。季先生久留德,精梵文与印度哲学。苗先生久留法,云南人,很会说笑话,增加吃饭的兴趣。我们吃得很不错。有一天适逢假期,我们让厨子休息一天。胡先生请我去他家吃便饭,有胡太太、毛子水图书馆长,共四人,一红烧猪肉、一半荤半素,及一素菜、一汤,共四味,老实说,他们所吃的不见得比我们好。我们饭团的人多半是光棍,或室家在别处,故讲究吃。

不幸通货膨胀甚速,月薪所入,谨能糊口半月或十天甚至一周之用。穷教书匠,既无地皮可刮,又无竹杠可敲。迫不得已,只好卖文弥补。第一篇写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先去清华、燕京两校图书馆找材料,时值严冬,坐敞蓬汽车来回,颠簸不堪,寒风刺骨。再去北大、北平图书馆及南池子欧美同学会找资料。而在各处所获,并不如所想像的好,也许不优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和图书馆。是否在日据时代书籍有损失,或名人把书借出未还,抑或书多而未编号供学者使用,则不得其详。写一篇学术文章,费时多而稿费少,不合算。次写半学术性文章,如“中国学术世界化”。那时有不少老先生,觉得中国学问,精深奥妙,绝非外国人所能窥测。所谓“桐阳子苦读四十年,始略窥墨学门径。”到现在,中国学术的确已世界化了,汉学中心森立,所发表的研究作品,不能说全没有贡献,这是我作中国学术世界化的微旨。今后各国的文化,无法闭关自守。但所得稿费有限。崔书琴建议写时评(那时他创办“独立时论社”,专发教授们写的时论稿子到全国各报社),他可以帮助,在平津各报发表一次,宁沪又一次,广东香港第三次。由某通讯社代为分发。第一篇文章,“什么是中国的病根?”我认为自私自利,是最大的病根之一。其中例证,不免有伤时贤。自由成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管左右派,随便批评,书琴说:“你的批评是对的,可是太过火。”卖出几篇文章,某通讯社不乐意再帮助发稿,只限于平津报纸,由新闻记者直接到红楼来取稿。有时文章尚未写完,请他抽烟喝茶,稍为等候。粗阅一过,拿出发表。文章是否有价值是次要问题,糊口第一,好像从前胡也频、沈从文合刊《红黑》杂志,解题云:“我们红黑是要吃饭的。”我觉得惭愧,长此以往,不是好办法。对于教书工作,一点不肯放松。所以写短文的时间也很有限。带回去几管自来水笔,两个瑞士手表,陆续卖出,维持比一般人高的生活水准。

北大有民主作风:全校教职员的月薪,上自校长,下至工人,完全公开。各人的收入,大家皆知道,院系会议,不管等级高低,凡能与会的人,皆当仁不让,有发言权,有表决权。全校一律以“先生”称呼,不冠以校长、学长等头衔。不像有些外国大学,每一学系只有一正教授。正教授说:“我的意见是如此。”别人再不敢置一词,今略述亲身观感,作为证明,以前是否如此,以后是否有改变,则不得而知。

适之先生恐我孤单,遇美国学者来访,非请客不可时,常请嗣禹及其他一二久住美国的人作陪。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吃西餐,饭后他说:“敝校长月薪美金34元,邓正教授29元。其他一二位不言而喻。来来来,我们大家掏腰包,把钞票拿出来,付饭费。”

在芝大教书数年,那时见校长难如登天,教育部长蒋梦麟想见他,我请美国一参议员帮助,才能约好一次见面的时间,可是北大校长的办公室,等于教职员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毋庸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我去造访,见接待室有一玻璃柜,其中陈列一些蔡元培、鲁迅等人的历史文物。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我莫明其妙,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忽然谈笑沉寂下来,向达先生说:“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天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他面孔表情,相当的严厉。胡先生笑着说,“我用北大图书馆经费买几部善本水经注,是确实的。要说我把所有的图书经费,全用在买《水经注》上,以致学生无新书可读,那是不确实的,哈哈。”我看形势,不免有一番舌战,起立告辞,他照例送出接待室,拿出一小笔记本,问我有什么事,他要记下来办理,我说无要事,以后再来请安。

文学院开会,后来汤用彤先生为主席。他不多说话,让别人说,颇有佛道家的风格。史学系开会,姚从吾先生为主席,与会者皆可自由发表意见。那时候,杨翼骧先生是学系助理,他不断说话,郑天挺先生提到李田意,南开大学老校友,希望他回国教书,姚先生常劝青年学者不要随便发表文章,总之,会议场中,有声有色,亦庄亦谐,不亚于,甚至优于美国的民主作风,美国人中间有年轻的系主任,威风十足,有不可一世之雄的态度,助教不对他鞠躬唯谨,以后饭碗有关,正副教授对他不客气,也许可以使他们难升级与加薪。

当时北大的规矩,大学毕业生,要作一篇毕业论文,派我指导十几个学生,他们的程度参差不齐,很难当作“填鸭”式的,在短期内培养起来,作出一篇够学术水准的论文。好在他们都乐意埋头苦干,有的写出来也斐然成章。有的从前未作过学术论文,无法一步登天。结果一半及格,一半要继续修改,即算不及格。

1948年五六月,物价越涨越高,钞票一天一天的不值钱,局势愈后愈紧张。左思右想,再去看胡先生,一进办公室,不管别人说什么,马上开门见山。“胡先生,抱歉得很,一年例假已到期,我想回美国教书,请您原谅。”他表示惊异,他说:“去年我请马祖圣、蒋硕杰跟你邓嗣禹三人来北大教书,希望你们三位青年教授,把在美国教书的经验,施之于北大,提高理科、经济跟历史的标准,采严格主义,盼在三五年之后,能使北大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为什么你刚来了一年就要离开,请打消此念头。”我再说:“我已考虑了很久,跟同学同事们相处得非常之好,实在舍不得离开北大。然人是要吃饭的,而且我要吃得相当的好,再三思维,别无办法,只好辞别心爱的北京,再去给别人抱孩子。”胡先生了解情景,他看看其他的同事说:“各位在坐已很久了,此事一言难尽,我请你取消辞意,以后再谈,如何?”

消息很快的传满校园,邓某将要离开北大,已买好飞机票。傅乐素、严倚云两位讲师请客,我所指导作论文的学生,皆来参加,有好几盘菜,皆不离鸡蛋,炒鸡蛋、炸鸡蛋、蒸鸡蛋加虾米,木须肉,西红柿鸡蛋汤。严倚云等会作菜,皆很可口。我问为何有这么多鸡蛋?他们说:“每人每周有三个鸡子儿,作为营养料。全拿出来,为先生送行,以报答您的辛苦教育之恩。”我听了,很受感动,觉得不安。

去买飞机票,三次未成功。有人提议,送点礼物,可以生效,我不愿意。书琴说,我叫你的小同乡周教授同你去买。一到机场柜台,我说:“我已经来过三次了,未买到票。此次若不成功,我要告诉交通部长俞大维。”售票员生气,“你最好请俞部长到这儿来,看看此处拥挤的情形。”说罢,跟别人打招呼了。周先生请我去旁边坐一坐,休息休息,让他去办,他客客气气,说几句好话,不到十分钟,把票买好了。我要对他永远表示感谢。

去飞机场以前,未告诉任何人。不知何故,去送行的,有我所指导作论文的全体同学,不管及格与否,皆来送行。我们合照一片相片。他们齐声说,邓教授,祝您一路平安,一路福星。使我感激得流泪,说不出话来,匆匆登机而别,若在美国,绝无此幸运。约半月以后,接到北大寄来的一大信封,内容是一张继任聘书以示好感。北京大学预科

陶希圣

一、风寒中投考

民国四年初春,我随父亲由湖北黄冈乡间到汉口,搭京汉车进北京。父亲带着我住宣武门外,草厂二条胡同黄冈会馆。北京初春气候严寒。我在乡间不穿皮袄,此刻只穿棉袍,出门时加上一件斗篷。这身装束是抵不住风雪的。我很少走出会馆的大门,就是出门也找不着方向。

黄梅汤贯予先生是国会议员。他住东城的一条胡同里,同住者是他的亲戚舒先生,湖南人。舒先生是北京大学总务主任。由他的介绍,我参加了北京大学预科旁听生考试。考试那日清晨,我从草厂二条走进前门,转东城,到北河沿译学馆。那就是北大预科的宿舍校舍。我与同考生约十二三人,在一个小教堂里,考国文和英文。我带着墨盒,墨水与毛笔都冻住了。钢笔插进墨水瓶,那瓶里只有冰没有水。我与同考生都到煤炉边烤墨盒和墨水,然后各就座位,写考卷。

我考上了北大预科旁听生,便从黄冈会馆搬进北河沿八旗先贤祠宿舍。

北大本科与预科的宿舍有一种特色。在一间大房间里,每一同学都是利用床帐与书架自己隔成一个小局面。我也是这样,在大房间的一个窗子边,利用床帐和书架隔成一个小房间。

我每夜很仔细的点燃煤油台灯。那灯罩是白色的上截与透明的下截,很觉漂亮。夜半熄灯时,将台灯谨慎的从书桌挪到窗台上,然后就寝。次日清晨起床,看那灯时,灯罩之上破了一个小洞,只得再花六毛钱买一灯罩,如是者三四次,才知道热灯罩靠窗口受了冷气之逼,便立刻炸开小洞。自此以后,每夜熄灯,仍将台灯留在书桌上,不再移动了。

二、预科的骄傲

北京大学预科学长是徐崇清先生。他办理预科,一切从严。教授们督促学生的功课与考试,都是逼紧不放松的。

预科同学看见本科同学是那样的轻松和散漫,不知不觉的看不起本科,而以预科的严格自傲。

民国四年秋季,我编入预科一年级。我们班上的英文教授是一位郭先生。他的太太是英国人。他们住在译学馆的背后,骑河楼的一个小胡同里。郭先生离家到校,下课回家,他的太太总是在宅门口送迎如仪。郭先生上课,从来没有一丝的笑容。我们有时下课之后,跟随他走到骑河楼。他望见太太和孩子时,他脸上才闪出一丝笑色,便立刻收敛起来。

郭先生的小考和大考,其严无比。我们班上同学对于英文课程之有进步,都是他的督促与鞭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