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大学之平民讲演，夜班教授，以至于小学之童子军，及其他学生界种种对于社会之服务，固常为一般国民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尽力矣。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怠，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
且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重要矣，进而求之，犹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关联。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今诸君有见于甲乙之相联，以为毕甲不足，毕乙而后可，岂知乙以下之相联而起者，曾无已时。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无踌躇满志之一日，可以断言。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罄全国胜兵之人，为最后之奋斗，平日男子职业，大多数已由妇女补充，而自小学以至大学，维持如故。学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间或提前数月毕业，而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若职业之补充，岂彼等爱国心不及诸君耶？愿诸君思之。
仆自出京，预备杜门译书，重以卧病，遂屏外缘。乃近有“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之呼声，各方面遂纷加责备，迫以复出，仆遂不能不加以考虑。夫所谓“教育原状”者，宁有外于诸 君专研学术之状况乎？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仆为教育前途起见，虽力疾从公，亦义不容辞。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三·一八惨案中的
北大学生刘生浚
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市民和学生激于爱国热情，到临时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护国权，拒绝日、英等八国的最后通牒。执政段祺瑞等竟命令卫士枪杀请愿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我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也参加了那一次请愿，被卫士棍伤头部。同去的李家珍同学，则惨遭枪杀。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把我当时参加请愿中身受、目睹和耳闻的事实经过写出如下。
惨案起因
1926年春，冯玉祥系国民军驻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受南方革命势力的影响，倾向革命。这是帝国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巩固自己在东三省的地位，并把势力伸进京、津一带，便指使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怕奉方利用渤海舰队袭击大沽口，因于3月8日晚起，在大沽口布雷封锁，禁止通航。英、日两国领事藉口维护通商利益，即向国民军提出抗议。国民军允许外轮通航，并规定外轮出入办法三项：（1）外轮进口时，须有一引港船为前驱。此引港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2）外轮出入，必须悬挂其本国国旗。（3）入口外轮中的华人，须经国民军检查，方许通过。与此同时，北京外交使团也于3月10日由领袖公使荷兰欧登科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大沽口封锁交涉还没有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因张宗昌进攻连连失败，决定武装援助，乃藉口保护侨民，由旅顺调遣“藤和”、“吹雪”两舰来津，驶经大沽口，守兵发空枪令其缓行，以备检查。日舰不理，反以机关枪和大炮还击。守兵疑系奉舰，因用实弹还击，日舰后退。日本公使芳泽竟于3月14日向北京外交部提书面抗议，提出惩凶及赔偿损失等无理要求。北京外交使团受日本公使的怂恿，突于3月16日下午四时由领袖公使欧登科代表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名，用最后通牌照会北京外交部，提出下列狂妄要求：
一、所有从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战事，即须停止。
二、所有大沽口一带的布雷及其他障碍物，立即撤除。
三、所有被拆除的航行标记，即须恢复。
四、国奉双方交战船只，必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国的航船。
五、除海员官吏外，应停止对于外国船只的一切检查。
倘于三月十八日正午关于以上各点不得满意答复，即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手段以除去障碍。
惨案经过
八国政府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当时北京的《京报》、《世界日报》、《晨报》以及天津的《大公报》等都以头等重要新闻刊出。北京市总工会和各校、院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会议，讨论对策。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郭春涛、段纯、颜蔚圃等也出席了会议。郭春涛属国民党左派，段纯、颜蔚圃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会议一致决议，召开市民大会并前往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护国权，坚决拒绝最后通牒。
当时我住在北京大学西斋（即第一寄宿舍）。3月17日晚饭后，在西斋大门口看到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一张通告，内载：
英、日等八国向我国发出最后通牒，妄提无理要求，并限于三月十八日午前答复；凡属国人，莫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业经呈请教务长批准于三月十八日停课一日，前往天安门参加市民大会，并赴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事关国家存亡，务希全体同学于是日上午八时在第一院操场集合，结队前往，切勿迟误为要！
在西斋和北京大学第二院大门口以及人行道两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如：“坚决拒绝八国最后通牒！”“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辛丑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等等。
当时北大同学，除了极少数受了个别教授的影响，主张专门读书以外，大部分同学有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有的虽不十分关心政治，但从这次最后通牒事件看到个人不能安心读书，国家前途异常危险，也想通过游行请愿伸张民气，所以当这一游行请愿的决议传播以后，绝大多数同学都兴奋异常，积极准备参加。
我看到通告以后，心里非常激动，决定第二天去参加集会请愿。随即到西斋阅报室去看报，想从报纸上得到更多的消息。在阅报室遇到李家珍同学，便邀他到我的寝室谈谈。
李家珍是湖南醴陵人，二十一岁，和我同在预科读书。他个子瘦长，说话带着一口醴陵腔，态度活泼和蔼。
我说：“明天请愿，我们一块儿去。”李家珍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去吧，要走很远的路。”同屋的张常春同学也劝我：“春天了，不要太累，怕吐血病复发。”我想了一会，坚决地说：“不要紧，明天一定去。”李家珍沉痛地说：“帝国主义实在欺人太甚！在这个紧要关头，参加游行请愿，当然是应该的！”张常春接着说：“在家里也是坐不住的，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谈了一会，李家珍起身要走，我陪他走到房外。宿舍的人行道上三五成群，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口里唱着歌曲，都在为第二天游行请愿作准备。人行道两旁的标语增多了，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反对帝国主义挑拨中国内战！”等等。
我回到寝室，和张常春约好，早睡早起。但睡下以后，心里却在翻腾。想着国家前途危险，或许政府可能接受群众要求，拒绝最后通牒，那末，自己就算尽了一个公民的责任。想起看到的许多标语，便又起床穿衣，拿了一张白纸写上两条“读书不忘救国”的标语。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起床了。东方一片红，没有风。我洗完脸，就拿着标语到西斋传达室要了一些浆糊，贴了一张在西斋大门口。走到第二院，红门上已经贴满了，我只好把我写的标语贴在大礼堂外面的柱上。
吃完早饭，我便和张常春一道去找李家珍。李家珍说：“我们去买几个面包带着，请愿可能要到下午才能结束。”我们买了面包，便一同走向第一院操场。沿途遇到好几群同学，都是到第一院操场去集合的。
操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了。红艳艳的太阳，照在红楼的玻璃窗上，闪闪发光。等了一会，同学们几乎到齐了，郭春涛代表学生自治会讲话。他说：“请愿是爱国的行动，爱国是青年的义务，也是青年的权利。中国有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无完卵’，个人离开国家，是不可能生存的。”他勉励大家听指挥，守秩序；要坚持到底，不要单独行动。然后在一个同学的领导下，把那天的口号喊了一遍。一个个拳头向上高举，一双双眼睛表达了无比的愤怒。在国旗和校旗的引导下，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进发。
天安门广场北面，临时搭了一座主席台。中间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交叉着两面国旗。旁边是孙中山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挂着一幅红布，上面写着“北京各界坚持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北京大学的队伍站在最前排。不一会，工会、商会和学校的队伍陆续到齐。会场上万头攒动，旗帜招展，大家面对着古老的天安门城楼，精神焕发，情绪激昂。
主席台上宣布开会。首先由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讲话。他报告了集会的意义，接着说：“八国最后通牒支援奉系军阀，助长中国内乱。它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但它的苛刻程度，又远远超过‘辛丑条约’。它要求双方停止战事和撤除障碍，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打开大门，让日本帝国主义把奉系军阀引了进来，并且只许他们打人，不许我们还手，‘辛丑条约’哪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打例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惊天动地的口号声。
接着由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兆熊和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同志讲话。李大钊同志分析了日、英等帝国主义者提出最后通牒的卑鄙目的，然后说：“现在和‘辛丑条约’时代已经截然不同，中华民族是有英勇抵抗外患历史的民族，帝国主义者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但是，我们要救中国，就要奋斗，要革命。”在他们讲话以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出发请愿了。在示威大会旗帜引导下，北京大学学生走在最前列。其次是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等。后面有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商会的旗帜。北京各私立大学，如朝阳、民国、中国、平民等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的学生紧跟在后面。浩浩荡荡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沿东长安街东进，到东单牌楼折向北行。沿途有人散发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传单。“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高响入云，前后呼应。除了唱《国际歌》外，还唱着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除汉奸！除汉奸！”歌声雄壮，与口号声互相配合，此起彼落。铁臂高举，旌旗蔽空。当队伍经过扶桑馆（当时的日本侨民宿舍。）门口时，大家走得特别慢，几乎是停了下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经济绝交！”口号声像巨雷一样隆隆不断。
大队到了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远远望见那并排三座红漆大门都已紧闭，全副武装的卫士分作十余层排列在大门外。李家珍红着脸说：“奇怪！难道不让我们进去，还把我们当敌人吗？”这时大队继续前进，从执政府东面铁门进去，走到执政府大门外操场上停下来，和卫士们面对面站着。后面的队伍操场容不下，就停在铁门外大街上。
大会主席团向卫生长交涉，要他们开门让我们的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贾德耀出来跟群众见面。回答是：“段执政和贾总理因公到天津去了。大家都回去，明天派代表来。”这时群众情绪异常激昂。李家珍急得顿脚说：“岂有此理，真是老奸巨滑！”突然有人高声喊了一句，“见不到段祺瑞，大家回去不回去？”雷一般的声音回答：“坚决不回去！”“段祺瑞快出来！”
忽然哨声响了，接着响起了枪声。有人喊：“不要怕，是空枪！”。李家珍也说：“不怕，不敢打人！”但我们还是跟着大家一起向后转，旁边一个男青年忽然倒下了，一看子弹从颈项穿过，鲜血直流！这时枪声很紧，李大钊同志站在人丛中间，双手向两旁挥动，口里大声喊：“赶快走开！快到操场外面去！”我和张常春、李家珍一道往大门对面（即操场南面）的房子里跑（后来才知道这里是马圈），人们拥挤，简直是被抬着走的。我的一只鞋被人踏脱了，蹲下去拔鞋，起身后被人挤到一边，张常春和李家珍两人都不见了。越过门廊，南面有几条巷道，我被挤着往中间一条巷道走去。转了一个弯，靠墙站了许多人，张常春也在那里，跑过来握着我的手，要我靠墙蹲下。我问他：“李家珍呢？”他说：“不知道，一挤就不见了！”那时，巷道里已经挤满了人，后面还有许多人陆续挤进来，我只好和张常春一起蹲下。枪声仍然很紧，子弹打在瓦上，和雨点一般，叮当作响。我想：“今天不知死伤多少人！”又挂念李家珍，心里非常难过。
过了一会，枪声停了。我们正准备出去，忽然闯进来一队卫士，端着安上刺刀的枪，指向我们，喝问：“你们来干什么？”没有人回答。一个卫士收了枪，从我身旁走过去，在一个中年人面前停下，又把枪指向他，喝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中年人回答：“来看热闹的。”那卫士收了枪，一个嘴巴打过去，口里说：“把皮帽子摘下来！”“把眼镜取下来！”就这样，那一队卫士各找穿着较好的人要东西，我和张常春跟着其他一些人，便趁这个机会，跑出马圈。走到门廊时，又有十几个卫士，掮着枪，手拿木棍，排列成行，拦住去路，用木棍向跑过的人群乱打。群众鱼贯而出，跑得很快，我的头部被打了一棍，张常春的右手被打了一棍。走过操场时，看到横着几具尸体，却都不认识。
通过操场，跑到铁门边，被一道六、七尺高，一丈多宽的人墙拦住了。我睁开眼向人墙一看，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男、女青年和小孩，最底层还有自行车。有的人还在挣扎，有的人已经不能动弹了。呻吟、喊叫的声音从里面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惨不忍闻。有人像登山一样，从人墙上爬过去，气力小的，还没有爬出这道人墙，脚踩在人缝里，拔不出来，就被人压倒在下面了。我望望张常春说：“出不了这个门，索性等一会再说。”这时，我校一个爱好足球的黄某（忘记了他的名字），忽然跑过来对我说：“来，我拉你出去。”他跳在人墙上，用手把我和张常春先后拉了出去。
铁门外大街上横躺着几具尸体，鲜血一滩一滩的，行人绝迹。我们三人急急忙忙步行回校。到了第二院门口，看见围了一堆人，正在谈论什么事，他们听说我们受了伤，都走拢来问长问短。我问：“李家珍回来没有？”大家都说没有看见。
我无精打采地走回寝室，和衣倒在床上，一个同学给我送来红药水，我起来搽了一点。张常春邀我去吃饭，我也无心去吃，似睡非睡地躺了许久。大约下午五点钟时，张常春匆匆忙忙从外面进来，把我叫醒，说：“这次死伤好几百人，我校也死了三个同学，听说有李家珍！尸体抬回来了，放在第三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