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大岁月
2692700000024

第24章 北大与学生运动(5)

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大学之平民讲演,夜班教授,以至于小学之童子军,及其他学生界种种对于社会之服务,固常为一般国民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尽力矣。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怠,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

且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重要矣,进而求之,犹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关联。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今诸君有见于甲乙之相联,以为毕甲不足,毕乙而后可,岂知乙以下之相联而起者,曾无已时。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无踌躇满志之一日,可以断言。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罄全国胜兵之人,为最后之奋斗,平日男子职业,大多数已由妇女补充,而自小学以至大学,维持如故。学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间或提前数月毕业,而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若职业之补充,岂彼等爱国心不及诸君耶?愿诸君思之。

仆自出京,预备杜门译书,重以卧病,遂屏外缘。乃近有“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之呼声,各方面遂纷加责备,迫以复出,仆遂不能不加以考虑。夫所谓“教育原状”者,宁有外于诸 君专研学术之状况乎?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仆为教育前途起见,虽力疾从公,亦义不容辞。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三·一八惨案中的

北大学生刘生浚

1926年(即民国十五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市民和学生激于爱国热情,到临时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护国权,拒绝日、英等八国的最后通牒。执政段祺瑞等竟命令卫士枪杀请愿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我当时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也参加了那一次请愿,被卫士棍伤头部。同去的李家珍同学,则惨遭枪杀。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把我当时参加请愿中身受、目睹和耳闻的事实经过写出如下。

惨案起因

1926年春,冯玉祥系国民军驻在北京和天津一带,受南方革命势力的影响,倾向革命。这是帝国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巩固自己在东三省的地位,并把势力伸进京、津一带,便指使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怕奉方利用渤海舰队袭击大沽口,因于3月8日晚起,在大沽口布雷封锁,禁止通航。英、日两国领事藉口维护通商利益,即向国民军提出抗议。国民军允许外轮通航,并规定外轮出入办法三项:(1)外轮进口时,须有一引港船为前驱。此引港船行近炮台时,须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2)外轮出入,必须悬挂其本国国旗。(3)入口外轮中的华人,须经国民军检查,方许通过。与此同时,北京外交使团也于3月10日由领袖公使荷兰欧登科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大沽口封锁交涉还没有解决,日本帝国主义因张宗昌进攻连连失败,决定武装援助,乃藉口保护侨民,由旅顺调遣“藤和”、“吹雪”两舰来津,驶经大沽口,守兵发空枪令其缓行,以备检查。日舰不理,反以机关枪和大炮还击。守兵疑系奉舰,因用实弹还击,日舰后退。日本公使芳泽竟于3月14日向北京外交部提书面抗议,提出惩凶及赔偿损失等无理要求。北京外交使团受日本公使的怂恿,突于3月16日下午四时由领袖公使欧登科代表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国,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名,用最后通牌照会北京外交部,提出下列狂妄要求:

一、所有从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战事,即须停止。

二、所有大沽口一带的布雷及其他障碍物,立即撤除。

三、所有被拆除的航行标记,即须恢复。

四、国奉双方交战船只,必须驻泊大沽口外,不得干涉外国的航船。

五、除海员官吏外,应停止对于外国船只的一切检查。

倘于三月十八日正午关于以上各点不得满意答复,即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手段以除去障碍。

惨案经过

八国政府向我国提出最后通牒的消息,当时北京的《京报》、《世界日报》、《晨报》以及天津的《大公报》等都以头等重要新闻刊出。北京市总工会和各校、院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会议,讨论对策。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郭春涛、段纯、颜蔚圃等也出席了会议。郭春涛属国民党左派,段纯、颜蔚圃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会议一致决议,召开市民大会并前往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护国权,坚决拒绝最后通牒。

当时我住在北京大学西斋(即第一寄宿舍)。3月17日晚饭后,在西斋大门口看到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一张通告,内载:

英、日等八国向我国发出最后通牒,妄提无理要求,并限于三月十八日午前答复;凡属国人,莫不义愤填膺,切齿痛恨。业经呈请教务长批准于三月十八日停课一日,前往天安门参加市民大会,并赴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事关国家存亡,务希全体同学于是日上午八时在第一院操场集合,结队前往,切勿迟误为要!

在西斋和北京大学第二院大门口以及人行道两旁,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如:“坚决拒绝八国最后通牒!”“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辛丑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等等。

当时北大同学,除了极少数受了个别教授的影响,主张专门读书以外,大部分同学有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有的虽不十分关心政治,但从这次最后通牒事件看到个人不能安心读书,国家前途异常危险,也想通过游行请愿伸张民气,所以当这一游行请愿的决议传播以后,绝大多数同学都兴奋异常,积极准备参加。

我看到通告以后,心里非常激动,决定第二天去参加集会请愿。随即到西斋阅报室去看报,想从报纸上得到更多的消息。在阅报室遇到李家珍同学,便邀他到我的寝室谈谈。

李家珍是湖南醴陵人,二十一岁,和我同在预科读书。他个子瘦长,说话带着一口醴陵腔,态度活泼和蔼。

我说:“明天请愿,我们一块儿去。”李家珍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去吧,要走很远的路。”同屋的张常春同学也劝我:“春天了,不要太累,怕吐血病复发。”我想了一会,坚决地说:“不要紧,明天一定去。”李家珍沉痛地说:“帝国主义实在欺人太甚!在这个紧要关头,参加游行请愿,当然是应该的!”张常春接着说:“在家里也是坐不住的,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谈了一会,李家珍起身要走,我陪他走到房外。宿舍的人行道上三五成群,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口里唱着歌曲,都在为第二天游行请愿作准备。人行道两旁的标语增多了,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反对帝国主义挑拨中国内战!”等等。

我回到寝室,和张常春约好,早睡早起。但睡下以后,心里却在翻腾。想着国家前途危险,或许政府可能接受群众要求,拒绝最后通牒,那末,自己就算尽了一个公民的责任。想起看到的许多标语,便又起床穿衣,拿了一张白纸写上两条“读书不忘救国”的标语。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起床了。东方一片红,没有风。我洗完脸,就拿着标语到西斋传达室要了一些浆糊,贴了一张在西斋大门口。走到第二院,红门上已经贴满了,我只好把我写的标语贴在大礼堂外面的柱上。

吃完早饭,我便和张常春一道去找李家珍。李家珍说:“我们去买几个面包带着,请愿可能要到下午才能结束。”我们买了面包,便一同走向第一院操场。沿途遇到好几群同学,都是到第一院操场去集合的。

操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了。红艳艳的太阳,照在红楼的玻璃窗上,闪闪发光。等了一会,同学们几乎到齐了,郭春涛代表学生自治会讲话。他说:“请愿是爱国的行动,爱国是青年的义务,也是青年的权利。中国有句古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无完卵’,个人离开国家,是不可能生存的。”他勉励大家听指挥,守秩序;要坚持到底,不要单独行动。然后在一个同学的领导下,把那天的口号喊了一遍。一个个拳头向上高举,一双双眼睛表达了无比的愤怒。在国旗和校旗的引导下,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进发。

天安门广场北面,临时搭了一座主席台。中间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交叉着两面国旗。旁边是孙中山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挂着一幅红布,上面写着“北京各界坚持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北京大学的队伍站在最前排。不一会,工会、商会和学校的队伍陆续到齐。会场上万头攒动,旗帜招展,大家面对着古老的天安门城楼,精神焕发,情绪激昂。

主席台上宣布开会。首先由中俄大学校长徐谦讲话。他报告了集会的意义,接着说:“八国最后通牒支援奉系军阀,助长中国内乱。它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但它的苛刻程度,又远远超过‘辛丑条约’。它要求双方停止战事和撤除障碍,实际上就是要我们打开大门,让日本帝国主义把奉系军阀引了进来,并且只许他们打人,不许我们还手,‘辛丑条约’哪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的话音刚落,就响起了“打例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惊天动地的口号声。

接着由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兆熊和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同志讲话。李大钊同志分析了日、英等帝国主义者提出最后通牒的卑鄙目的,然后说:“现在和‘辛丑条约’时代已经截然不同,中华民族是有英勇抵抗外患历史的民族,帝国主义者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但是,我们要救中国,就要奋斗,要革命。”在他们讲话以后,震耳欲聋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出发请愿了。在示威大会旗帜引导下,北京大学学生走在最前列。其次是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俄大学、中法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等。后面有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商会的旗帜。北京各私立大学,如朝阳、民国、中国、平民等大学以及各中等学校的学生紧跟在后面。浩浩荡荡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天安门沿东长安街东进,到东单牌楼折向北行。沿途有人散发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传单。“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高响入云,前后呼应。除了唱《国际歌》外,还唱着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除汉奸!除汉奸!”歌声雄壮,与口号声互相配合,此起彼落。铁臂高举,旌旗蔽空。当队伍经过扶桑馆(当时的日本侨民宿舍。)门口时,大家走得特别慢,几乎是停了下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经济绝交!”口号声像巨雷一样隆隆不断。

大队到了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远远望见那并排三座红漆大门都已紧闭,全副武装的卫士分作十余层排列在大门外。李家珍红着脸说:“奇怪!难道不让我们进去,还把我们当敌人吗?”这时大队继续前进,从执政府东面铁门进去,走到执政府大门外操场上停下来,和卫士们面对面站着。后面的队伍操场容不下,就停在铁门外大街上。

大会主席团向卫生长交涉,要他们开门让我们的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贾德耀出来跟群众见面。回答是:“段执政和贾总理因公到天津去了。大家都回去,明天派代表来。”这时群众情绪异常激昂。李家珍急得顿脚说:“岂有此理,真是老奸巨滑!”突然有人高声喊了一句,“见不到段祺瑞,大家回去不回去?”雷一般的声音回答:“坚决不回去!”“段祺瑞快出来!”

忽然哨声响了,接着响起了枪声。有人喊:“不要怕,是空枪!”。李家珍也说:“不怕,不敢打人!”但我们还是跟着大家一起向后转,旁边一个男青年忽然倒下了,一看子弹从颈项穿过,鲜血直流!这时枪声很紧,李大钊同志站在人丛中间,双手向两旁挥动,口里大声喊:“赶快走开!快到操场外面去!”我和张常春、李家珍一道往大门对面(即操场南面)的房子里跑(后来才知道这里是马圈),人们拥挤,简直是被抬着走的。我的一只鞋被人踏脱了,蹲下去拔鞋,起身后被人挤到一边,张常春和李家珍两人都不见了。越过门廊,南面有几条巷道,我被挤着往中间一条巷道走去。转了一个弯,靠墙站了许多人,张常春也在那里,跑过来握着我的手,要我靠墙蹲下。我问他:“李家珍呢?”他说:“不知道,一挤就不见了!”那时,巷道里已经挤满了人,后面还有许多人陆续挤进来,我只好和张常春一起蹲下。枪声仍然很紧,子弹打在瓦上,和雨点一般,叮当作响。我想:“今天不知死伤多少人!”又挂念李家珍,心里非常难过。

过了一会,枪声停了。我们正准备出去,忽然闯进来一队卫士,端着安上刺刀的枪,指向我们,喝问:“你们来干什么?”没有人回答。一个卫士收了枪,从我身旁走过去,在一个中年人面前停下,又把枪指向他,喝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中年人回答:“来看热闹的。”那卫士收了枪,一个嘴巴打过去,口里说:“把皮帽子摘下来!”“把眼镜取下来!”就这样,那一队卫士各找穿着较好的人要东西,我和张常春跟着其他一些人,便趁这个机会,跑出马圈。走到门廊时,又有十几个卫士,掮着枪,手拿木棍,排列成行,拦住去路,用木棍向跑过的人群乱打。群众鱼贯而出,跑得很快,我的头部被打了一棍,张常春的右手被打了一棍。走过操场时,看到横着几具尸体,却都不认识。

通过操场,跑到铁门边,被一道六、七尺高,一丈多宽的人墙拦住了。我睁开眼向人墙一看,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男、女青年和小孩,最底层还有自行车。有的人还在挣扎,有的人已经不能动弹了。呻吟、喊叫的声音从里面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惨不忍闻。有人像登山一样,从人墙上爬过去,气力小的,还没有爬出这道人墙,脚踩在人缝里,拔不出来,就被人压倒在下面了。我望望张常春说:“出不了这个门,索性等一会再说。”这时,我校一个爱好足球的黄某(忘记了他的名字),忽然跑过来对我说:“来,我拉你出去。”他跳在人墙上,用手把我和张常春先后拉了出去。

铁门外大街上横躺着几具尸体,鲜血一滩一滩的,行人绝迹。我们三人急急忙忙步行回校。到了第二院门口,看见围了一堆人,正在谈论什么事,他们听说我们受了伤,都走拢来问长问短。我问:“李家珍回来没有?”大家都说没有看见。

我无精打采地走回寝室,和衣倒在床上,一个同学给我送来红药水,我起来搽了一点。张常春邀我去吃饭,我也无心去吃,似睡非睡地躺了许久。大约下午五点钟时,张常春匆匆忙忙从外面进来,把我叫醒,说:“这次死伤好几百人,我校也死了三个同学,听说有李家珍!尸体抬回来了,放在第三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