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再见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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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凄怨(2)

因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咸丰逃往热河,将恭亲王奕訢留于帝都与洋人斡旋,恭亲王临危受命,幸不辱命。后人不免感慨,若当初由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奕訢即位,或许大清国运不止于此,后来亦无两宫垂帘,西后慈禧专擅祸国,晚清,乃至整个近代的历史都将改写。

但在当年,道光帝有他的考量。六阿哥奕訢精明强干,在他看来却是城府不足。四阿哥奕詝遇事谨慎,喜怒不形于色,在他看来正是老成持重,足堪大任。他诚然喜欢、疼爱文武全才的六子奕訢,内心深处真正信赖,寄予厚望的却是四子奕詝。

再者,四阿哥奕詝的生母是孝全成皇后,道光帝一生最钟爱的女人。钮钴禄氏,道光二年(1822年)封为全嫔,三年封为全妃,五年进为全贵妃,十一年生四皇子奕詝(咸丰帝)于圆明园湛静斋,十三年,因孝慎皇后过世,六宫无主,全妃晋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十四年册立为皇后,谥为孝全成皇后。

《清宫词》中有诗赞她:“蕙质兰心并世无,垂髫曾记住姑苏,谱成六合同春字,绝胜璇玑织锦图。”道光帝赐号为“全”,可见对其之满意,可知其才貌双全。她与道光帝的感情也颇有为人称道之处。

道光年间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孝全皇后支持道光帝改革吏治、禁烟等举动,惹来杀身之祸。

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年33岁的孝全皇后死于宫廷家宴,暴卒于东六宫的钟粹宫中,是为道光年间一大宫廷疑案。此为宫闱秘事,道光帝明知祸端为何,祸首是谁,碍于当时宫闱与外朝局势错综复杂,亦只能饮恨不言。这是他一生最深憾事。

《清宫词》咏孝全其二云:“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筵,温成贵宠伤盘水,天语亲褒有孝全。”孝全皇后无论身前死后都极受道光帝爱重,这份深情,爱屋及乌,惠及了他们的独子奕詝。

有人说,道光帝在清朝诸位皇帝中,无论资质还是才干都是平平,不幸却赶上国运由盛而衰的多事之秋,忧患日深,力有不逮。如果嘉庆年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挨到道光年间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

奕詝和奕訢之间争夺嗣君的暗战,虽不似康熙晚年九王夺嫡那般血腥,却也是暗潮汹涌,寸步不让。道光帝临终前留下“一匣双谕”,可谓用心良苦,借此调和兄弟二人的矛盾,希望他们能体察“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训。以奕詝为人主,奕訢为股肱大臣的搭配,恐怕也是这位命不久矣的老人自以为能做出的最“绝佳”的安排,以期兄弟二人能共同应对日后错综复杂的局面。

这兄弟二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和日后的龌龉均为道光帝所难料。

封亲王是遵皇考遗命,这个“恭”字却是继承大统的咸丰苦心钦赐,以示恩赏和告诫。咸丰对奕訢心存忌惮,赋予他闲差,结结实实让他坐了三年冷板凳,直至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李开芳的部队已进逼直隶,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咸丰才任命奕訢为署理领侍卫大臣,处理京城巡防事务,恭亲王奕訢处理防务井井有条,颇得赞许。咸丰又下圣谕,令奕訢入值军机。恭亲王奕訢才干彰显。他审时度势,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军政的政策,起用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一系列将领,鼎力支持湘军、淮军的筹建和发展,如此一来,湘军、淮军迅速发展壮大,同时,以海关关税做担保,大量购置洋枪洋炮,提高了清军的战斗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太平军的困局,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对太平军的战事节节胜利,恭亲王功不可没,声望日隆。此时正值兄弟二人政治上的为数不多的蜜月期,咸丰帝就势卖了个人情,传谕下去:“恭亲王战事有功,着宗人府从优议叙。”

这“从优议叙”人情不小,就是让宗人府组织宗室本家坐在一起为奕訢论功评赏。虽然赏什么最后仍是由皇上说了算,但这份殊荣,却是连开国摄政王多尔衮也未享受过的。年轻而又大权在握的王爷便也如当年的多尔衮一般,踌躇满志,飘飘然了。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他在为生母讨封的事情上矫旨而行,惹得咸丰翻脸,撤销他的差事,返回头又做了清闲王爷。整个咸丰朝,除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日后与英法联军谈判,这样兵临城下不得不用他的时候,奕訢几乎没有受重用。

奕訢忘记了,纵然这在位的皇帝才干不及他,见识不及他,气魄不及他,却依然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只要皇帝存了整人的心,那还是很容易得手的。

奕訢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在道光年间被封为静皇贵妃,摄六宫事,实为后宫之主。惟道光帝心念着早逝的孝全成皇后,一直不肯再立中宫,她的名位也就始终距离实际上的皇后名位有一步之遥。

奕詝自幼随母居于钟粹宫,孝全皇后薨逝时,奕詝才九岁,皇命交由静皇贵妃抚养。静皇贵妃由永和宫转居于钟粹宫,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开始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才离开钟粹宫,移居供太妃养老的寿康宫。

奕詝在钟粹宫中居住了17年,对此很有感情。即位之后,他将自己当皇子所居的钟粹宫赐予孝贞皇后钮钴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作为寝宫。初时奕詝与奕訢年龄相仿,同在上书房读书,感情深厚,如同胞兄弟一般。但长成之后争夺皇位,暗成敌手,很难不生嫌隙。在咸丰帝的角度,一方面生母含冤九泉,都未及享受到皇太后的尊号,为人子的难免心有憾恨,他自然明白道光帝的心意,先皇生前都不封静皇贵妃为后,且临终前的安排亦表明在他心中,静皇贵妃终此一生是妃,而不是后,今时今日的自己又何必越俎代庖,多此一举?

另一方面,他自觉仁至义尽无可挑剔,咸丰即位之后即尊静皇贵妃为皇考康慈皇贵太妃,效道光朝成例,奉养先帝侧室又非生母的博尔济吉特氏于绮春园寿康宫。

咸丰帝以道光帝侍奉孝和太后的方式来侍奉皇考康慈太妃,而探病问安,又无异于亲子,在他看来,他的所作所为已经逾制,给她提供了皇太后的生活条件,足够表现诚意,报答养母的抚育之恩了。

自己的做法无可厚非,为何奕訢还居功自傲,得陇望蜀,不知进退?对这个弟弟,他有一腔怨愤,实难忍下。

从奕訢的角度,在其母临终之前完成她的心愿,为母讨封的事又不得不为,此乃他为子的一片孝心。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耗尽一生青春心力,甘苦自知,论功劳苦劳也够得上一个虚无缥缈的封号。

为母争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既是他今时今日权势地位的体现,也是对一个后宫女人地位的盖棺定论。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皇太妃病笃。恭亲王几次讨封,咸丰帝都不置可否。

一日,咸丰帝入寿康宫问安,路遇恭亲王,遂问病况。恭亲王跪泣回奏:“额娘病危,若再不封皇太后,将死不瞑目矣!”咸丰帝不便多言,随口应了两声:“哦,哦。”恭亲王借自己军机大臣的身份,到军机处传谕,令礼部准备册封皇太后典礼事宜。此等“圣意”一经散播,咸丰帝骑虎难下,只好封博尔济吉特氏为康慈皇太后。

事后,察觉被算计的咸丰帝不是不恼火的。他对这位敢僭越的弟弟的报复来得也快,先是在博尔济吉特氏丧礼之际,以“恭办丧仪疏略”的罪名降下谕旨,剥夺奕訢主理丧事的权利,再来就是在六天后降下严旨申饬,将遵父命封奕訢亲王的始末,存档入牒,昭告后人。这番羞辱,不是不重。

此后奕訢又坐了六年冷板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驾崩,临死托孤,遗命立独子载淳即位,令肃顺等为顾命八大臣,辅佐载淳。作为近支亲王的奕訢反不在顾命之列,被排斥在最高权力决策圈之外。直至“辛酉政变”成功后,两宫回銮,改年号为同治,恭亲王被封为议政王,才重返权力核心。

【肆】

咸丰帝逃往热河,娱情酒色以自戕,亦是千万个不得已。咸丰年间江南未平,山东战端又起,域内未弭,夷人又至。嘉庆以前,只有边陲的鳞甲之患,传至道光,也不过是英夷为了鸦片逞凶,哪像这几年内忧外患,纷至迭起,不独东南半壁糜烂,甚至夷人内犯,进迫京师,不得不到热河来避难。

他所面对的,一一均是前人所未曾遭遇过的艰难困境。京师既破,城下之盟,咸丰所肩负的责任和担当的骂名亦是前所未有。

内忧外患,咸丰既无力挽狂澜,内心自责,秉性体质又孱弱,遂于盛年而亡,他临终前的安排不可谓不周详,既封了八位顾命大臣,亦称“赞襄政务大臣”,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印玺赐给皇后和懿贵妃,以二玺代替朱笔。诏谕,凡日后辅政大臣所拟上谕,必须前后加盖这两方印章才能奏效。

鉴于康熙年间鳌拜专权的先例,咸丰帝此举,意在使双方相互牵制,望他们同心辅弼,图一个江山稳固,却不料遗下日后争权的祸端。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慈禧不甘受制于人,联合在京蓄势待发的恭亲王等,先下手为强,发动政变,翦除了顾命八大臣的势力。

究其本质,“辛酉政变”是清皇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事缘于帝允贵族同宗室贵族的势力角逐。两宫皇太后特别是西后慈禧,联合了帝允贵族的势力,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政变的真正的起因是君权与相权的冲突,它成功的结果是造成了清朝政治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

“辛酉政变”后,恭亲王奕訢被加封为议政王,同时身兼领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数项要职,权倾一时,犹如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局面再现,此时的风光实不亚于彼。

两宫太后为笼络恭亲王,将其长女收入宫中封为“固伦荣寿公主”。固伦为满语,意为“天下、国家、尊贵”,固伦公主是清朝公主的最高等级,一般只有皇后所生的女儿才能册封为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只能封为和硕公主。

但也有例外,比如乾隆帝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淳妃所生),咸丰帝唯一的女儿固伦荣安公主(丽妃所生),是受到皇帝的特别宠爱才获此封号。

亲王之女被封为公主的最高等级,是特例中的特例。对恭亲王而言,此等恩遇风光,也是一时无两。

与顺治年间的不同在于:此时既由帝允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

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恭亲王联合主政,后期才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有满族两人、汉族两人。同治年间,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的军机结构局面。

“辛酉政变”后的四年中,是奕訢一生中最好的时光,他处于政治生涯的巅峰,年轻的慈禧羽翼未丰,仍需借重恭亲王等亲贵的力量来平复众议,应对局面。辛酉政变后未大肆株连政敌。叔嫂二人配合默契,任用能臣,打造了“同光中兴”的局面。

公平地说,此时的恭亲王若存了篡位私心,取而代之,也不是全无可能。身为晚清洋务派的核心首脑,清朝权贵中少有的清醒之人,奕訢确实雄才伟略,见识过人,能够顺应时势,知所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