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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他名树达,曾经因为邀我讲书的事,访过我一次的。我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略等一等,就请罢。”

我起来看钟,是九点二十分。女工也就请客去了。不久,他就进来,但我一看很愕然,因为他并非我所熟识的杨树达君,他是一个方脸,淡赭色脸皮,大眼睛长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岁的学生风的青年。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爱国布长衫,时式的大袖子。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围带,还有一个采色铅笔的扁匣,但听那摇动的声音,里面最多不过是两三支很短的铅笔。

“你是谁?”我诧异的问,疑心先前听错了。

“我就是杨树达。”

我想: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但也许写法并不一样。

“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出来的?”

“我不乐意上课!”

我想:原来是一个孤行己意,随随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样如此傲慢。

“你们明天放假罢……”

“没有,为什么?”

“我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说,一面想,他连自己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见是已经多天没有上课,或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荡者罢。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我说。

“拿团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谁拿出去的?”

我想:这奇怪,怎么态度如此无礼?然而他似乎是山东口音,那边的人多是率直的,况且年青的人思想简单……或者他知道我不拘这些礼节:这不足为奇。

“你是我的学生么?”但我终于疑惑了。

“哈哈哈,怎么不是。”

“那么,你今天来找我干什么?”

“要钱呀,要钱!”

我想:那么,他简直是游荡者,荡窘了,各处乱钻。“你要钱什么用?”我问。

“穷呀。要吃饭不是总要钱吗?我没有饭吃了!”他手舞足蹈起来。

“你怎么问我来要钱呢?”

“因为你有钱呀。你教书,做文章,送来的钱多得很。”他说着,脸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

我想:这少年大约在报章上看了些什么上海的恐吓团的记事,竟模仿起来了,还是防着点罢。我就将我的坐位略略移动,豫备容易取得抵抗的武器。

“钱是没有。”我决定的说。

“说谎!哈哈哈,你钱多得很。”

女工端进一杯茶来。

“他不是很有钱么?”这少年便问他,指着我。

女工很惶窘了,但终于很怕的回答:“没有。”

“哈哈哈,你也说谎!”

女工逃出去了。他换了一个坐位,指着茶的热气,说:“多么凉。”

我想:这意思大概算是讥刺我,犹言不肯将钱助人,是凉血动物。

“拿钱来!”他忽而发出大声,手脚也愈加舞蹈起来,“不给钱是不走的!”

“没有钱。”我仍然照先的说。

“没有钱?你怎么吃饭?我也要吃饭。哈哈哈哈。”

“我有我吃饭的钱,没有给你的钱。你自己挣去。”“我的小说卖不出去。哈哈哈!”

我想:他或者投了几回稿,没有登出,气昏了。然而为什么向我为难呢?大概是反对我的作风的。或者是有些神经病的罢。

“你要做就做,要不做就不做,一做就登出,送许多钱,还说没有,哈哈哈哈。晨报馆的钱已经送来了罢,哈哈哈。什么东西!周作人,钱玄同,周树人就是鲁迅,做小说的,对不对?孙伏园,马裕藻就是马幼渔,对不对?陈通伯,郁达夫。什么东西!Tolstoi,Andreev,张三,什么东西!”

“哈哈哈,冯玉祥,吴佩孚,哈哈哈。”

“你是为了我不再向晨报馆投稿的事而来的么?”但我又即刻觉到我的推测有些不确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杨遇夫马幼渔在《晨报副镌》上做过文章,不至于拉在一起,况且我的译稿的稿费至今还没有着落,他该不至于来说反话的。不给钱是不走的。什么东西,还要找!还要找陈通伯去。

“我就要找你的兄弟去,找周作人去,找你的哥哥去。”

我想:他连我的兄弟哥哥都要找遍,大有恢复灭族法之意了,的确古人的凶心都遗传在现在的青年中。我同时又觉得这意思有些可笑,就自己微笑起来。

“你不舒服罢?”他忽然问。

“是的,有些不舒服,但是因为你骂得不中肯。”“我朝南。”他又忽而站起来,向后窗立着说。

我想: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忽而在我的床上躺下了。我拉开窗幔,使我的佳客的脸显得清楚些,以便格外看见他的笑貌。他果然有所动作了,是使他自己的眼角和嘴角都颤抖起来,以显示凶相和疯相,但每一抖都很费力,所以不到十抖,脸上也就平静了。

我想:这近于疯人的神经性痉挛,然而颤动何以如此不调匀,牵连的范围又何以如此之大,并且很不自然呢?——一定,他是装出来的。

我对于这杨树达君的纳罕和相当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着就涌起要呕吐和沾了龌龊东西似的感情来。原来我先前的推测,都太近于理想的了。初见时我以为简率的口调,他的意思不过是装疯,以热茶为冷,以北为南的话,也不过是装疯。从他的言语举动综合起来,其本意无非是用了无赖和狂人的混合状态,先向我加以侮辱和恫吓,希图由此传到别个,使我和他所提出的人们都不敢再做辩论或别样的文章。而万一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则就用“神经病”这一个盾牌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当时不知怎样,我对于他装疯技术的拙劣,就是其拙至于使我在先觉不出他是疯人,后来渐渐觉到有些疯意,而又立刻露出破绽的事,尤其抱着特别的反感了。

他躺着唱起歌来。但我于他已经毫不感到兴味,一面想,自己竟受了这样浅薄卑劣的欺骗了,一面却照了他的歌调吹着口笛,借此嘘出我心中的厌恶来。

“哈哈哈!”他翘起一足,指着自己鞋尖大笑。那是玄色的深梁的布鞋,裤是西式的,全体是一个时髦的学生。

我知道,他是在嘲笑我的鞋尖已破,但已经毫不感到什么兴味了。

他忽而起来,走出房外去,两面一看,极灵敏地找着了厕所,小解了。我跟在他后面,也陪着他小解了。我们仍然回到房里。

“吓!什么东西……”他又要开始。

我可是有些不耐烦了,但仍然恳切地对他说:“你可以停止了。我已经知道你的疯是装出来的。你此来也另外还藏着别的意思。如果是人,见人就可以明白的说,无须装怪相。还是说真话罢,否则,白费许多工夫,毫无用处的。”

他貌如不听见,两手搂着裤裆,大约是扣扣子,眼睛却注视着壁上的一张水彩画。过了一会,就用第二个指头指着那画大笑:“哈哈哈!”

这些单调的动作和照例的笑声,我本已早经觉得枯燥的了,而况是假装的,又如此拙劣,便愈加看得烦厌。他侧立在我的前面,我坐着,便用了曾被讥笑的破的鞋尖一触他的胫骨,说:“已经知道是假的了,还装甚么呢?还不如直说出你的本意来。”

但他貌如不听见,徘徊之间,突然取了帽和铅笔匣,向外走去了。

这一着棋是又出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还希望他是一个可以理喻,能知惭愧的青年。他身体很强壮,相貌很端正。Tolstoi和Andreev的发音也还正。

我追到风门前,拉住他的手,说道,“何必就走,还是自己说出本意来罢,我可以更明白些……”他却一手乱摇,终于闭了眼睛,拼两手向我一挡,手掌很平的正对着我:他大概是懂得一点国粹的拳术的。

他又往外走。我一直送到大门口,仍然用前说去固留,而他推而且挣,终于挣出大门了。他在街上走得很傲然,而且从容地。

这样子,杨树达君就远了。

我回进来,才向女工问他进来时候的情形。

“他说了名字之后,我问他要名片,他在衣袋里掏了一会,说道,‘啊,名片忘了,还是你去说一声罢。’笑嘻嘻,一点不像疯的。”女工说。

我愈觉得要呕吐了。

然而这手段却确乎使我受损了,——除了先前的侮辱和恫吓之外。我的女工从此就将门关起来,到晚上听得打门声,只大叫是谁,却不出去,总须我自己去开门。我写完这篇文字之间,就放下了四回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