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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思想的自由,自由的思想(4)

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多数[乡下]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把他们的多收十斛麦,含铺鼓腹,算为最好。于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视父老昆季,也用乐天知命等委蛇。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老庄等)局董(尧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孙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

稚晖先生这个见解大致不错。中国古来的思想只有两大系,我姑且叫他们做:

积极的,有为的一系(局董系)

消极的,无为的一系(乡老系)

后来又加上了印度的和尚思想,乡下老的无为思想便得了一个有力的大同盟。乡下老,道士,和尚成了大同盟,其势力便无敌于天下;局董受了他们的包围与熏染,便也渐渐地变懒了,同化了。他们虽摆起了局董面孔,其实都不肯积极有为。故中国思想的“正宗”实在已完全到了“无为派”的手里。我们试看最有势力的俗语:

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靠天吃饭。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所以我们今日研究中国思想是否适宜于现代的环境,其实就是研究这个正宗思想系统是否适宜。

这个正宗思想系统,简单说来,有这么一些方面:

(1)宇宙观

主张自然变化,不信上帝造化,在思想史与宗教史上有解放的大功用。

但普通人并不懂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故魏晋以后,堕落成道教。宋以后的道学也从这里出来,但中古宗教的势力太深,道学运动对于自然主义已不能像王充、王弼诸人那样的彻底,故徘徊于太极阴阳之间,成一种不分明的调和的宇宙论。

在这个现代世界,自然主义的宇宙论有昌明的可能,但须站在自然科学的新基础之上,扫除阴阳太极种种陋说。

(2)人生观

因为太偏重自然,故忽略人为。“胡为乎,胡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庄子》)

误认“自然的”为“最好的”,故有适性之论,主张自由,而自由的意义不明白,遂流为放浪旷达,人人以不守礼法为高。上层阶级自命颓放,而下层社会便更堕落。自然主义主张命定论,命定论自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因为这种命定论缺乏自觉性,故信命反成了一种迷信。

学者以“不齐”为物之情,故不讲平等。平常人也承认命定的本分,故以“安分守己”为常德,不努力进取求提高生活与地位。

自然科学的旨趣在于征服自然以为人用。中国单有命定论,而没有自然科学,故把天然看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绝大势力,故造成一种“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人生观,造成一种懒惰怕事不进取的民族性。

崇拜自然变化为合理的。(the national=the rational)故淡于是非之见。老子倡不争,而庄子倡“不谴是非”:“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齐物论》)

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都有他相当的地位,故我们最不讲究辩证是非真伪的风气,以“和光同尘”为美德,以“议论人长短”为大戒。什么事总是“差不多”。七百年的“格物”“考证”的学风不能改革这根深蒂固的乡愿风气。

“自然”是对于“人为”而言的。崇拜自然,必流入于轻视一切人为的事业。老、庄本来反对文化,反对制度,反对知识,反对语言文字。这种过激的虚无主义虽然不能实现,然而中国一切文化事业(建筑、美术、技艺、学术)的苟且简陋,未尝不由于这种浅薄的自然崇拜。知足便是苟简。

(3)政治思想

崇拜自然而轻视人事,在政治上便是无为主义。无为之治只是听其自然。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

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淮南子》)

一切只是跟着自然变化跑,不可自作聪明,勉强有为。

无为政治的造成,确有历史的原因。秦始皇、李斯一般人的确想大有为,但不久都失败了。汉帝国的安定全靠惠帝到文景五六十年的无为之治。盖公、曹参、窦太后等都是有意的实行无为之治。统治一个绝大的帝国,没有方便的交通器具,势不能不放任,但求相安无事,已为万幸了。况且一班无知识的纨绔子弟、老太婆、太监,若放胆有为,也有危险,不如劝他们无为无治为妙。

两千年“天高皇帝远”的大帝国的长期训练,遂使无为而治的观念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法门。

无为的观念最不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十八九世纪的放任主义已不适用,何况无为?

现代政治重在有意识的计划、指挥、管理(ConsciousControl)。而无为之治重在“不易自然”。这是根本相反的态度。

况且无为的政治养成了人民不干预政治的心理习惯,以入公门为可耻,以隐遁为清高,更不适宜于民权的政治。

自然无为养成的懒惰怕事的习惯,也是最不适宜于这个多事的局面的。

不争不辩的道德,也是不适宜于民主政治的。道家的人生观名义上看重“自由”,但一面要自由,一面又不争不辩,故他们只好寻他们所谓“内心的自由”,消极的自由,而 不希望实际的,政治的自由。结果只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至多只成一种自了汉,终日自以为“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其实也不过是白昼做梦而已。他们做的梦也许是政治的理想,但他们的政治理想必不是根据事实的具体计划,只是一些白昼做梦式的乌托邦理想而已,或者,一些一知半解的道听途说而已。最近的例子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便是乌托邦理想;如四十年中的新政计划,——人说废科举,我也说废科举,人说兴学校,我也说学校,……便是道听途说。

以上说正宗思想系统的种种方面,除了宇宙论会有相当现代性之外,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宜于应付现代需要。约而言之,我们可以说:

(一)现代社会需要积极作为,而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

(二)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纪律,而旧思想以无治为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

(三)现代文化需要用人力征服天行,而旧思想主张服从自然,听天由命。

(四)现代社会需要正直的舆论作耳目,而传统思想以不争不辩为最高。

(五)现代科学文明全靠一点一滴地搜寻真理,发现知识,而传统思想要人不争不辩,更甚者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六)现代社会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断努力,而传统思想要人处处知足,随遇苟安。

(七)现代社会需要充分运用聪明智慧作自觉的计划设施,而传统思想一切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气力。

(八)现代社会需要具体的知识与条理的思想,而传统思想习惯只能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式的学舌。

四五十年的新文化的接触,新教育的设施,新思潮的输入,新运动的澎湃,到如今有什么结果呢?思想上可有什么变化改善的倾向吗?

说也可怜,如果有什么变化,都只是皮毛的改换颜色,我就看不出什么脱胎换骨的思想。

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

根本的毛病还在思想的方法。

我们的传统思想习惯是不肯用心思去想。这叫做无为的思想方法。说得玄妙一点,叫做“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又叫做“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说得粗浅一点,叫做懒如死蛇。两千五百年前,老子教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现在的人也还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都是懒人的思想方法。

需要证据吗?梁任公先生自己说:

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彀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近着》下,238)

梁先生是个老实人,能说这样老实的话,叫我们知道三十年前的维新党人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方法,这种思想其实是不思想。不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然是瞎眼的维新。梁先生在同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估量五十年中国学问和思想方面的进步,指出:

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用历史学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同书,236)

科举的废止是维新党人的第一件大罪案,而他们却引为大功劳。科举制度的弊病在两点:(1)是考试内容的无用,(2)是有了捐官的捷径,科举出身的人才不能不受其影响。今不革其流弊,而遽废一个世界最有特色的制度,岂非因噎而废食?

他们以为有了学堂,便可以不用科举了。殊不知道学堂是造人才的地方,科举是国家选用人才来办公家职事的方法。新式的学校可以替代老式的学堂,而不能替代国家考试用人的方法。他们不知道,只有新的考试制度,可以替代旧的科举制度。他们废了科举,却不曾造出一种新式的考试制度。于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二十五年来全没有一个公道的,公开的,用客观标准的文官考试制度。二十五年来,政府机关用人还是靠八行书,靠荐信,靠贿赂,靠亲戚朋友,遂造成二十五年的政治腐化的现象!

思想不精确,为害如此之大!

康有为死了,梁启超也死了,戊戌(1898)距今有三十年了。三十年的不同,只是康、梁盲目地大声疾呼嘉富尔、俾斯麦、大彼得,而三十年后的青年却大声疾呼马克思、列宁、布鲁东而已!

十三四年前,我同一位美国朋友谈天,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不抵抗新思想。譬如‘进化论’,在西洋出现之后,打了五六十年的官司,至今美国的大学还有禁止教授的。然而一八九八年有个严复译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之后,真是不翼而飞,有许多人自己出钱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有些人竟用这些话做名字,陈炯明号竞存;有一家朋友,哥哥叫天择,弟弟叫竞存。我自己的名字也起于“适者生存”的话。从没有人出来反对《天演论》的。反对之声乃出于徐家汇的天主教教士”。

我的朋友想了一会,答道:“胡先生,贵国人不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长处。欧美人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坏处。不抵抗也许是看不起思想的重要,也许是不曾了解新思想的涵义。抵抗之烈也许是顽固,也许是不轻易相信,须心服了然后相信。”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惭愧。我就问自己,“我相信生物进化论,究竟有多少科学的根据?”我当时真回答不出来!只好费了许多功夫,抱了不少佛脚,方才明白一点生物学上,比较解剖学上,胚胎学上,地质学上,古生物学上的种种证据。

有一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Furnald Hall碰见张□□先生,我问他,“你相信进化论吗?”他说,“自然哪。”我又问,“你有什么证据?”他支吾了一会,指着窗外的Broadway说道:“你瞧,这些电线,电灯,电车,那一件不是进化的凭据?”我说,“这样容易证明的一个学说,为什么要等到达尔文才能发现?”他回不出了。

我又去问别人,从Furnald Hall直问到了Hartley Hall,几十个中国学生,现在大都成了名人名教授了,当时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个故事值得使我们想想。 人家的思想是实际状况的产儿,是多年研究实验的结果,——例如达尔文、马克思,——到了我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名词,一句口头禅,一个标语。我们不肯思想,更不肯调查试验来证实或否认一个思想。我们的思想方法完全只在纸上变把戏。眼光不出纸上,心思不透过纸背。合我的脾胃的,便是对的思想;不合我的脾胃的,便是不对的。这叫做“寂然不动,物来而顺应”。

分开来说,有种种毛病可指,如笼统,如轻易相信(盲从),如用个人成见的武断,如浅薄,……但其实只是一个根本病,只是懒惰,只是不肯用气力,不肯动手脚,不肯用自己的耳朵、眼睛而轻信别人的耳朵、眼睛。话到归根,还只是无为的思想方法。 试举“笼统”作例吧! 笼统是用几个抽象名词来概括许多性质不同,历史不同的事实。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文化侵略”……等等都是一些范围广漠的名词,所包含的意义有地域上的不同,有历史上的不同。然而这些名词一到了我们的手里和嘴里,一个个都成了法宝。你要诅咒谁,只消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资本主义”,画一道符,写上“封建势力”,那人就打倒了,那制度也就永永被诅咒了!

这些名词所包括的制度和事实,有利有弊,有历史的原因,有民族的特性,而我们一概不问,只想画几道符,念几句咒,贴在他们身上,遂算完了事。例如“资本主义”,有十七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有十九世纪上半的资本主义,有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有廿世纪的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思想未发生以前的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思想已发生影响以后的资本主义。即如Henry Ford的资本主义,已不是马克思所指摘的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早已变了,而我们还用这一个老名词,来包括无数新制度,这便是笼统。

在去年十一月出版的一部《社会科学大纲》里,有这么一句话:

资本家欲在世界上占势力,互相竞争,便不得不设法产生贫乏。欲产生贫乏便不得不压迫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银。

这种话给现代的资本家听见了,真要笑掉牙齿,现代的资本家的第一要素是“设法产生富裕”,人民越富裕,越有剩余资本可以买股票,买债券,保寿险,做储蓄;人民越富裕,购买力越大,才能多买资本家所造出的商品。故设(说)资本家不得不设法产生贫乏,竟是梦话。

至于“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银”的方法,也是一种已渐渐成为过去的方法。现在的资本主义,早已明白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银的增加都是增加效率的法子,效率愈增加,得利更大。Henry Ford便是一个绝好的例:他的工厂里,工作时间比人家少,工银比人多,货价比人低廉,而得利比谁都大。苏俄政府近年极力宣传Ford的传记和着作,也正是因为这种绝大的效率,虽名为私有资本主义,而最可以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模范。

在同书里(26)我们又读了这一段话:

一方面资本一天比一天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别方面小资本家渐变成贫穷的,贫穷的一天一天变成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