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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筑造自己成器(1)

青年人的苦闷

今年六月二日早晨,一个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悲观与烦闷之中,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我。这封信使我很感动,所以我在那个六月二日的半夜后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回答他。

我觉得这个青年学生诉说他的苦闷不仅是他一个人感受的苦闷,他要解答的问题也不仅是他一个人要问的问题。今日无数青年都感觉大同小异的苦痛与烦闷,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件绝不容讳饰的事实,我们必须帮助青年人解答他们渴望解答的问题。

这个北大一年级学生来信里有这一段话:

生自小学毕业到中学,过了八年沦陷生活,苦闷万分,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在深夜时暗自流泪,自恨不能为祖国作事。对蒋主席之崇拜,无法形容。但胜利后,我们接收大员及政府所表现的,实在太不像话。……生从沦陷起对政府所怀各种希望完全变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观到萌自杀的念头。……自四月下旬物价暴涨,同时内战更打的起劲。生亲眼见到同胞受饥饿而自杀,以及内战的惨酷,联想到祖国的今后前途,不禁悲从中来,原因是生受过敌人压迫,实再怕作第二次亡国奴!……我伤心,我悲哀,同时绝望——

在绝望的最后几分钟,问您几个问题。

他问了我七个问题,我现在挑出这三个:

一、国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为何?

二、国家前途是否绝望?若有,希望在那里?请具体示知。

三、青年人将苦闷死了,如何发泄?

以上我摘抄这个青年朋友的话,以下是我答复他的话的大致,加上后来我自己修改引伸的话。这都是我心里要对一切苦闷青年说的老实话。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我们事事不如人: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教育不如人,知识水准不如人,社会政治组织不如人;所以我们经过了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很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给我们,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驾驶。人家送工厂给我们,——如胜利之后敌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厂,——而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接收使用,继续生产,所以许多烟囱不冒烟了,机器上了锈,无数老百姓失业了!

青年人的苦闷失望——其实岂但青年人苦闷失望吗?——最大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前几年太乐观了,大家都梦想“天亮”,都梦想一旦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有好日子过了!

这种过度的乐观是今日一切苦闷悲观的主要心理因素。大家在那“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的心境里,当然不会想到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而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在胜利的初期,国家的地位忽然抬高了,从一个垂亡的国家一跳就成了世界上第四强国了!大家在那狂喜的心境里,更不肯去想想坐稳那世界第四把交椅是多大困难的事业。天下那有科学落后,工业生产落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事事落后的国家可以坐享世界第四强国的福分!

试看世界的几个先进国家,战胜之后,至今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免不了饥饿的恐慌。美国是唯一的例外。前年十一月我到英国,住在伦敦第一等旅馆里,整整三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鸡蛋!我到英国公教人员家去,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却只用小木片向炉上点火供客。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是旧的补绽的。试想英国在三十年前多么威风!在第二次大战之中,英国人一面咬牙苦战,一面都明白战胜之后英国的殖民地必须丢去一大半,英国必须降为二等大国,英国人民必须吃大苦痛。但英国人的知识水准高,大家绝不悲观,都能明白战后恢复工作的巨大与艰难,必须靠大家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

我们中国今日无数人的苦闷悲观,都由于当年期望太奢而努力不够。我们在今日必须深刻的了解:和平善后要比八年抗战困难的多多。大战时须要吃苦努力,胜利之后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中做到一点复兴的成绩。

国家当然有救,国家的前途当然不绝望。这一次日本的全面侵略,中国确有亡国的危险。我们居然得救了。现存的几个强国,除了一个国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放心之外,都绝对没有侵略我们的企图。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自己今后如何努力。

正因为我们今日的种种苦痛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我们将来的恢复与兴盛决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条窄路,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

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我在二十多年前最爱引易卜生对他的青年朋友说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现在还要把这句话赠送给一切悲观苦闷的青年朋友。社会国家需要你们作最大的努力,所以你们必须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方才有资格为社会国家努力。

今年四月十六,美国南加罗林那州的州议会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典礼,悬挂本州最有名的公民巴鲁克(Bernard M.Baruch)的画像在州议会的壁上,请巴鲁克先生自己来演说。巴鲁克先生今年七十七岁了,是个犹太种的美国大名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国防顾问,是原料委员会的主任,后来专管战时工业原料。巴黎和会时,他是威尔逊的经济顾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战时动员总署的专家顾问,是罗斯福总统特派的人造橡皮研究委员会的主任。战争结束后,他是总统特任的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两次世界大战都曾出大力有大功的一个公民。

这一天,这位七十七岁的巴鲁克先生起来答谢他的故乡同胞对他的好意,他的演说辞是广播全国对全国人民说的。他的演说,从头至尾,只有一句话:美国人民必须努力工作,必须为和平努力工作,必须比战时更努力工作。

巴鲁克先生说:“现在许多人说借款给人可以拯救世界,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觉。只有人们大家努力做工可以使世界复兴,如果我们美国愿意担负起保存文化的使命,我们必须作更大的努力,比我们四年苦战还更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准备出大汗,努力撙节,努力制造世界人类需要的东西,使人们有面包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教育,有精神上的享受,有娱乐。”

他说:“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他又说:美国工人现在的工作时间太短了,不够应付世界的需要。他主张:如果不能回到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至少要大家同心做到每周四十四小时的工作;不罢工,不停顿,才可以做出震惊全世界的工作成绩来。

巴鲁克先生最后说:“我们必须认清:今天我们正在四面包围拢来的通货膨胀的危崖上,只有一条生路,那就是工作。我们生产越多,生活费用就越减低;我们能购买的货物也就越加多,我们的剩余力量(物质的,经济的,精神的)也就越容易积聚。”

我引巴鲁克先生的演说,要我们知道,美国在这极强盛极光荣的时候,他们远见的领袖还这样力劝全国人民努力工作。“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我们中国青年不应该想想这句话吗?

学生与社会

今天我同诸君所谈的题目是“学生与社会”。这个题目可以分两层讲:(一)个人与社会,(二)学生与社会。现在先说第一层。

个人与社会

(一)个人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个人就是社会的出产品。我们虽然常说“人有个性”,并且提倡发展个性,其实个性于人,不过是千分之一,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是社会的。我们的说话,是照社会的习惯发音;我们的衣服,是按社会的风尚为式样;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无一不受社会的影响。

六年前我作过一首《朋友篇》,在这篇诗里我说:“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如今想来,这百分之五十的比例算法是错了。此身至少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属于广义的朋友的。我们现在虽在此地,而几千里外的人,不少的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不能不穿衣,不能不点灯,这衣服与灯,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才造成功的。这许多为我们制衣造灯的人,都是我们不认识的朋友,这衣与灯就是这许多不认识的朋友给与我们的。

再进一步说,我们的思想、习惯、信仰……等等都是社会的出产品,社会上都是说“吃饭”,我们不能改转来说“饭吃”。我们所以为我们,就是这些思想、信仰、习惯,……,这些既都是社会的,那末除掉社会,还能有我吗?

这第一点内要义:我之所以为我,在物质方面,是无数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的,在精神方面,是社会的,所谓“个人”差不多完全是社会的出产品。

(二)个人——我——虽仅是千分之一,但是这千分之一的“我”是很可宝贵的。普通一班的人,差不多千分之千都是社会的,思想、举动、言语、服食都是跟着社会跑。有一二特出者,有千分之一的我——个性,于跟着社会跑的时候,要另外创作,说人家未说的话,做人家不做的事。社会一班人就给他一个浑号,叫他“怪物”。

怪物原有两种:一种是发疯,一种是个性的表现。这种个性表现的怪物,是社会进化的种子,因为人类若是一代一代的互相仿照,不有变更,那就没有进化可言了。惟其有些怪物出世,特立独行,作人不作的事,说人未说的话,虽有人骂他打他,甚而逼他至死,他仍是不改他的怪言、怪行。久而久之,渐渐的就有人模仿他了,由少数的怪,变为多数,更变而为大多数,社会的风尚从此改变,把先前所怪的反视为常了。

宗教中的人物,大都是些怪物,耶稣就是一个大怪物。当时的人都以为有人打我一掌,我就应该还他一掌。耶稣偏要说:“有人打我左脸一掌,我应该把右边的脸转送给他。”他的言语、行为,处处与当时的习尚相反,所以当时的人就以为他是一个怪物,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虽死不改其言行,所以他死后就有人尊敬他,爱慕、模仿他的言行,成为一个大宗教。

怪事往往可以轰动一时,凡轰动一时的事,起先无不是可怪异的。比如缠足,当时一定是很可怪异的,而后来风行了几百年。近来把缠小的足放为天足,起先社会上同样以为可怪,而现在也渐风行了。可见不是可怪,就不能轰动一时。社会的进化,纯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牺牲名誉、性命,而作可怪的事,说可怪的话以演成的。

社会的习尚,本来是革不尽,而也不能够革尽的,但是改革一次,虽不能达完全目的,至少也可改革一部分的弊习。譬如辛亥革命,本是一个大改革,以现在的政治社会情况看,固不能说是完全成功,而社会的弊习——如北京的男风,官家厅的公门,……等等——附带革除的,实在不少。所以在实际上说,总算是进化的多了。

这第二点的要义:个人的成分,虽仅占千分之一,而这千分之一的个人,就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人类的一切发明,都是由个人一点一点改良而成功的。惟有个人可以改良社会,社会的进化全靠个人。

学生与社会

由上一层推到这一层,其关系已很明白。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这是因为学生是受过教育的人,中国现在受过完全教育的人,真不足千分之一,这千分之一受过完全教育的学生,在社会上所负的改良责任,岂不是比全数受过教育的国家的学生,特别重大吗?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视眼,没有明白的认识,远大的视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视眼戴了一副近视镜,眼光变了,可以看明清楚远大。学生读了书,造下学问,不是为要到他的爸爸面前,要吃肉菜,穿绸缎;是要认他爸爸认不得的,替他爸爸说明,来帮他爸爸的忙。他爸爸不知道肥料的用法,土壤的选择,他能知道,告诉他爸爸,给他爸爸制肥料,选土壤,那他家中的收获,就可以比别人家多出许多了。

从前的学生都喜欢戴平光的眼镜,那种平光的眼镜戴如不戴,不是教育的结果。教育是要人戴能看从前看不见,并能看人家看不见的眼镜。我说社会的改良,全靠个人,其实就是靠这些戴近视镜,能看人所看不见的个人。

从前眼镜铺不发达,配眼镜的机会少,所以近视眼,老是近视看不远。现在不然了,戴眼镜的机会容易的多了,差不多是送上门来,让你去戴。若是我们不配一副眼镜戴,那不是自弃吗?若是仅戴一副看不清、看不远的平光镜,那也是可耻的事呀。

这是一个比喻,眼镜就是知识,学生应当求知识,并应当求其所要的知识。

戴上眼镜,往往容易招人家厌恶。从前是近视眼,看不见人家脸上的麻子,戴上眼镜,看见人家脸上的麻子,就要说:“你是个麻子脸。”有麻子的人,多不愿意别人说他的麻子。要听见你说他是麻子,他一定要骂你,甚而或许打你。这一层意思,就是说受过教育,就认识清社会的恶习,而发不满意的批评。这种不满意社会的批评,最容易引起社会的反感。但是人受教育,求知识,原是为发现社会的弊端,若是受了教育,而对于社会仍是处处觉得满意,那就是你的眼镜配错了光,应该返回去审查一审查,重配一副光度合适的才好。

从前伽利略因人家造的望远镜不适用,他自己造了一个扩大几百倍的望远镜,能看木星现象。他请人来看,而社会上的人反以为他是魔术迷人,骂他为怪物、革命党,几乎把他弄死。他惟其不屈不挠,不可抛弃他的学说,停止他的研究,而望远镜竟为今日学问上、社会上重要的东西了。

总之,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有图书。若是没骨子便在社会上站不住。有骨子就是有奋斗精神,认为是真理,虽死不畏,都要去说去做。不以我看见我知道而已,还要使一班人都认识,都知道。由少数变为多数,由多数变为大多数,使一班人都承认这个真理。譬如现在有人反对修铁路,铁路是便利交通,有益社会的,你们应该站在房上喊叫宣传,使人人都知道修铁路的好处。若是有人厌恶你们,阻挡你们,你们就要拿出奋斗的精神,与他抵抗,非把你们的目的达到。不止你们的喊叫宣传,这种奋斗的精神,是改造社会绝不可少的。

二十年前的革命家,现在哪里去了?他们的消灭不外两个原因:(1)眼镜不适用了。二十年前的康有为是一个出风头的革命家,不怕死的好汉子。现在人都笑他为守旧、老古董,都是由他不去把不适用的眼镜换一换的缘故。(2)无骨子。有一班革命家,骨子软了,人家给他些钱,或给他一个差事,教他不要干,他就不敢干了。没有一种奋斗精神,不能拿出“你不干我干,我偏要干”的决心,所以都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