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墨子曰：“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
“古句新解”
墨子说：“我能让敌人疲于奔命，而我以逸待劳，则我的兵力就必定会增强。”
生当纷争多事之秋，各诸侯国长期征战，百姓早已困苦不堪，国家的财富也基本损耗殆尽，面对这种情况，墨子提出当政者如果能改变策略，做到对内安抚百姓，对外停止战争，亲结诸侯，那么治理国家的功利就会数倍地增加。他同时进一步指出这种策略所带来的好处就是别的国家因为攻伐不断而劳困，实力不断受到损失，而我方却因为以仁义治国而安逸，国力会不断增强。墨子还将“以逸待劳”作为一种战术应用到实际战争中来保卫国家，抵御侵略。
在瞬息变化的战场上，“逸”和“劳”不是一成不变的。善于作战的军事指挥者在面对强大对手的时候，会积极地做好军事防御，养精蓄锐，等待有利的战机出现，集中全力，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出击，速战速决。
公元前684年，齐国攻打鲁国，一直攻打到长勺。鲁庄公决定与齐国决一死战。这时候，大臣施伯向他推荐了曹刿。鲁庄公拜他为大将，率军迎敌于长勺。
齐国见鲁国出战，立即展开攻势。鲁庄公正要令鲁军击鼓迎敌，曹刿拦住了他，说：“还不到时候！”曹刿只是令鲁国将士坚守阵地。齐军冲不进去，只有退了回去。很快，齐军二鼓进攻，可是曹刿仍然让鲁军按兵不动。齐军再次无果，退了下去。一直到齐军的第三次鼓响起的时候，曹刿才对鲁庄公说：“现在可以击鼓进攻了！”鲁军士兵听到自己的战鼓擂响，奋勇杀敌，大败齐军。
鲁庄公想命令士兵乘胜追击，而曹刿又拦住了他，说：“先让我下车看一下。”曹刿下车后，认真看了看齐军兵车碾过的车辙痕迹，然后又登上战车，站在车前的横木上望了望齐军逃跑的情形，这才对鲁庄公说：“请下令追击吧！”于是，鲁庄公命令部队乘胜追击，把齐军赶出了鲁国国境。
鲁国大获全胜，但是鲁庄公还不明白曹刿当时的所作所为。在庆功宴上，他向曹刿请教。
曹刿说：“两军交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冲锋的时候，士气最为旺盛；第二次击鼓的时候，士气就开始衰退了；等到第三次击鼓的时候，士兵就已经开始疲惫了，因此士气就低落了下来。在这时候，我军才第一次击鼓进军，士气正是最为旺盛的时候，而对方正是士气低落之时，因此我方能够大获全胜。”
鲁庄公又问：“当敌人败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立刻就追击呢？”
曹刿说：“齐国善于用兵，如果他们是诈逃，那么我军盲目追击必会中他们的埋伏。只有当我看到他们的兵车车辙痕迹混乱，旗帜七倒八落的时候，我才能确认他们是急于逃跑，肯定没有埋伏，所以我才请您下令追击。”
鲁庄公听后，对曹刿佩服得五体投地。
古人常把以逸待劳作为战略的一个方面，敌人疲于奔命时，我方可以养精蓄锐，做好军事防御，等待好的时机再出击，敌人必败。这同时也是统治者实行仁义、德行立天下的一种谋略。然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先养精蓄锐，再从长计议。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批“封王”中最年轻的军事将领。也是太平天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二岁。有关他的民间传说遍布他生前转战过的大半个中国，表现出他当年深得各地民众爱戴。他智勇双全，但是石达开却犯了一个严重的失误：不知韬光养晦。时机未成熟就和洪秀全决裂导致最终的失败，足以令后人深思。
在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之后向金陵进军的途中，石达开均为开路先锋，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攻城夺镇，所向披靡，号称“石敢当”。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他同杨秀清、韦昌辉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后来又在西征战场上，大败湘军，迫使曾国藩又气又急又羞，欲投水寻死。在“天京事变”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韦昌辉的叛乱，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
但是，就在这之后不久，石达开却独自率领20万大军出走天京，与洪秀全分手，最后在大渡河全军覆没，他本人亦惨遭清军骆秉章凌迟。
1857年6月2日，石达开率部由天京雨花台向安庆进军，出走的原因据石达开的布告中说，因“圣君”不明，即责怪洪秀全用频繁的诏旨，来牵制他的行动，并对他“重重生疑虑”，以致发展到有加害石达开之意，这就使二人之间的矛盾白热化起来。
而当时要解决这一日益尖锐的矛盾有三种办法可行：一种办法是石达开委曲求全，这在当时已不可能，心胸狭窄的洪秀全已不能宽容石达开；一种是急流勇退，解印弃官来消除洪秀全对他的疑惑，这也很难，当时形势已近水火，石达开解职的话恐怕连性命都难保；第三种是诛洪自代。谋士张遂谋曾经提醒石达开吸取刘邦诛韩信的教训，面对险境，应该推翻洪秀全的统治，自立为王。
按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第三种办法应该是较好的出路，因为形势的发展实际上已摈弃了像洪秀全那样相形见绌的领袖，需要一个像石达开那样的新的领袖来维系。但是，石达开的弱点就是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他讲仁慈、信义，对谋士的回答是“予唯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
因此，石达开认为率部出走是其最佳方案。这样既可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进行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又可以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而石达开率大军到安庆后，如果按照他原来“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此作为根据地，向周围扩张。安庆离南京不远，还可以互为声援，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又不失去石达开原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是石达开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心和洪秀全分道扬镳，彻底分裂，舍近而求远，去四川自立门户。
历史证明这一决策完全错了，石达开虽拥有20万大军，英勇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12个省，震撼半个中国，历时7年，表现了高度的坚韧性，但最后仍免不了一败涂地。
1863年6月11日，石达开被清军围困在利济堡，石达开决定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换取部队的安全，这又是他的决策失误。当石军中部属知道主帅“决降，多自溃败”，已溃不成军了。此时，清军又采取措施，把石达开及其部属押送过河，把他和两千多解甲的战士分开。这一举动，顿使石达开猛醒过来，他意识到诈降计拙，暗自悔恨。
回顾石达开的失败，主要是个人决策的错误，他的自不量力的行动，决定了他出走后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时机根本未到，他不应该和洪秀全彻底决裂，而是应该适当韬光养晦。
“韬光养晦”就是在时机不成熟时，有效地把自己的实力和意图隐藏起来，等待机会。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成功地运用“韬晦”待机之计克敌制胜的例子。但是也有许多因为考虑欠佳，致使落得兵败身亡的下场。要想干一番大事业，锐气是最不可或缺的，没有了锐气，人很难闯过荆棘，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所以说，对战争而言，要以逸待劳，选准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