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输入中国大约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1736—1795）。乾隆三十八年（1773）时，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已有1000箱。到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几年，英国烟贩每年偷运到中国的鸦片达4万多箱，每箱50公斤或60公斤不等。鸦片源源不断输入中国，白银滚滚接连流进英国。鸦片烟从沿海向内地渗透，终至在中国大地泛滥成灾。光绪二年（1876）出使英国的朝廷大臣郭嵩焘，曾任过广东巡抚和兵部侍郎，在他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有这样一段话：“至道光初，其风始炽，寻由印度传入云南而南土兴矣，辗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由是而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溢浸广。而西洋贩运中国亦岁益增多。足见开种日繁，即吸食者日众，势将尽中国之人皆至失其生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分为几个重要的产烟区域，其中川、黔、滇区的产量占全国50%以上，成为国内烟毒生产的基地；其次是晋、陕、甘产区，产量约占全国的20%；其他还有直、鲁、豫产区，苏、浙、皖产区，粤、闽、赣和东北产区。
鸦片进入山西的时间是在嘉庆年间（1796—1820）。当时山西太谷、平遥、介休等县的富商大贾，就从广东省偷运鸦片回省，这是山西地方民人吸食鸦片和贩卖鸦片的开始。咸丰《太谷县志》里有一篇《誓禁鸦片烟碑文》，记述了嘉庆二十二年（1817）太谷知县陈履和亲率当地商民向城隍宣誓从此绝不贩卖鸦片：“自今已往，凡吾县商民，往闽、广、苏、杭置物之人，誓不兴贩鸦片一丝一毫入我太谷，害我百姓”。从这个碑文的内容里我们知道，鸦片进入太谷的时间最晚当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前。起初太谷一些商家把鸦片当成高级招待物品款待客商，有人还把鸦片作为时髦消遣以示阔绰，还有的把鸦片当成“福寿膏”吸食，以期延年益寿。种种吸贩之情态，难以一一细说。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一份上谕中也提及，“风闻山西地方，沾染恶习，到处栽种”。道光年间（1821—1850），山西人转贩、吸食鸦片在国内就很有些名气了，山西的“太谷灯”和山东的“胶州灯”成为当时国内最好的烟灯。山西栽种、吸食鸦片之风气相当严重，民国《太谷县志》载：“太谷鸦片之毒始于清咸丰朝，蔓延于同治之世，而大盛于光绪季年。富族大家嗜之者无论，即中下之家，降至乡僻小户，无不视鸦片为布帛菽粟之须臾不可离而倚之如命，虽光、宣间上宪屡申禁令，而沉溺既久，吸食如故。及国体变更，金丹输入，盖复变本加厉，前此吸食鸦片者，喜其便利，舍旧从新，即素无烟癖者，亦皆图一时之快足而趋之若鹜，以故十余年来，因吸食丹料而彼家亡身故者，实不可以数计。”光绪十二年（1886），阳曲、祁县等84厅州县竟有药料商474户，其他各县的烟商也不下数百。第二年，阳曲、平遥、榆次等90厅州县的460家烟商，仍在领票售烟贩毒。《光绪十七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载：“土药中顶高之货为山西、陕西所产，无如来津之货甚少，缘该处使用者多耳。”土药中以晋、陕两省所产质量最好，已经得到当时许多人的认可，以至于出现缺货现象。
对鸦片的贩卖和吸食，清政府是屡禁不止。咸丰八年（1858）《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清政府公然宣布鸦片解禁，山西民间吸食鸦片愈重，到光绪年间（1875—1908）鸦片烟害呈现难于收拾的势态。据海关估计，每年转入山西的鸦片有两万石以上。
任职山西的一些巡抚大员，已经认识到鸦片问题的危害性，如晚清年间在山西任过巡抚的曾国荃、张之洞、刚毅等人。光绪四年（1878）正月二十六日，山西巡抚曾国荃与办理山西赈灾事务的钦差大臣、前工部右侍郎阎敬铭，联名呈递《申禁栽种罂粟以裕民食》奏折：“未种之先，吸烟者不过游手无赖及殷实有力之家，至于力耕之农夫，绝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变而为乞丐为盗贼矣……今日而欲为晋省久远之计，非申明栽种罂粟旧禁不可。”阎敬铭、曾国荃的奏折得到朝廷首肯，谕令所有栽种罂粟者，责成族长、甲长监督拔除，改种五谷。如有花户人家不遵此令，禀报官府治办，知情不报者一体罚罪，并要求各省按照山西办理章程，一体查禁。大灾之后全省粮食普遍匮乏，官府责令地方要抓住机会，劝民改业，仿照两江现行办法，对种植罂粟之家不得心慈手软，晋省如有栽种罂粟者，一经查出，即将该户所种罂粟地亩全数充公，作为各村本甲公业，以备地方公用。这一年山西戒烟颇有成效。
与祁县渠本翘一同就读渠家塾院的祁县塔寺村人刘奋熙，任贵州天柱县知县之后，解甲归里，设帐授徒，以教学和著述为业。此时刘奋熙提出“明体达用”和“卫民生”的积极主张，明确指出禁种罂粟为民除害，这也是因为他目睹了山西晋中一带地方民人栽种、吸食罂粟人数众多、危害甚重之缘故。他认为：“罂粟之害毒流中国，而受其害者不可胜数，小则亡身，大则伤风败俗……民之受其害者，竭尽赀财。”刘奋熙禁种植、卫民生的建议是颇有眼光的。当然，山西大宅院里，也有人力主戒烟。清末民初接管了祁县乔家堡乔氏产业的乔映霞，就对店员、伙计们的行为举止用店规强行制约，规定在乔家商号的经理和伙计，一律不得赌博，不得抽鸦片。乔映霞本人在1913年受聘祁县第三区的区长后，在权力职责范围内力禁烟毒，并因强行铲除烟苗一事，与当地农民发生严重争执，结果酿成命案，远走天津避祸。
光绪七年（1881）至光绪十年（1884）任山西巡抚的名臣张之洞，上奏清廷《严禁栽种罂粟并设戒烟局》，指出：“晋省吸烟之癖，官吏士民弁兵胥役以及妇人女子类皆沾染，大率乡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人人尩羸，家家晏起，怠惰颓靡，毫无朝气。在官者不修其职，食力者不勤其业，循此不已，贫者益贫，弱者益弱，数十年后，晋其危乎？”真让张之洞说中了。山西商人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食鸦片。
刘大鹏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初九日的日记中写道：“富家子弟，失于骄奢淫佚（逸）者甚多。近年来又加一大害，曰鸦片烟。当童稚之时，即有吸食鸦片烟，到十七八岁，遂至面目黧黑，形容枯槁，亦良可哀矣。由是推之，富非家之福，而实为家之祸也，岂不甚可畏哉！”十二月十六日记：“呜呼，世风之凌夷，不可言矣。邑人之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当此之时，凡为商而少积资财，遂到骄奢淫佚。不顾一点礼仪，事亲不孝，放纵子弟，不数年间，遂至败亡。”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二十八日，时刘大鹏在介休私塾任教，“此间人多睡晚起迟，前半日犹在梦乡，午后方才出门，夜不寝，谓晨昏颠倒也，习惯自然，不以为非，反谓早起早睡者不合时宜耳，弊亦甚矣。闻外省大码头，一切商贾皆系夜间办事，白昼寝息，江苏上海县更甚，至于大小衙署，亦多如此，由人尽吸食鸦片烟故也”。
我们看到的山西大宅院里，不乏因吸食鸦片而败家的子孙。灵石静升的王氏家族，从道光年间（1821—1850）逐渐走向了衰败，庞大的一组院子里，竟然有人因吸烟而卖地卖宅。王汝聪、王汝成兄弟两人，就有四子四孙吸食毒品而致家败人亡。吸食鸦片之人，非但自身病病歪歪，还会秧及子孙后人，甚至大多数的吸毒之人无子无嗣。王汝聪兄弟两人到第四代时，唯一的曾孙王嘉言还是继子。王嘉言不学无术，好吃懒做，光绪十七年（1891）以964两银子把王家人引以为自豪的高家崖鸡头门楼和整个1万多平方米的大宅院卖给了田姓之人，最终落得孤身一人，飘零他乡，沿街乞讨，无人问津。
榆次聂店王家人都有吸鸦片的嗜好，白天睡觉，晚上“闹票”吸烟。据曾经伺候过王棣的一位叫胡二货的老人回忆，王家人晚上整理完银票后，都要抽上一阵子大烟，男女主人斜躺烟榻之间，佣人、丫环一旁听候，每当卧榻之人吸完一个烟泡时，就再给续上一个，烟雾缭绕之中，王家的事业走向了败落。
太谷北洸村的曹氏曹克让，生平最喜欢演戏与鸦片两样东西，曹氏家业也是在他手上败落的。曹克让一生奢靡，不务正业，与太太们不是打麻将，就是吸烟泡，或者就是听歌看戏，整日无精打采，无所事事。当地人说曹家的人白天睡觉，晚上点泡，阴阳颠倒，岂能不败？在三多堂，我们看到一张做工非常精巧的大烟榻，烟榻上天然大理石镶嵌，四条榻腿粗粗壮壮，榻面上铺着一层藤皮，藤皮是南方物产，防潮防蛀也防漏。烟榻旁边是一张小小的炕桌，炕桌由珍稀楠木树瘿精制而成。楠木本身是名贵木材，足够做炕桌的楠木树瘿，则只有千年的老树上才能结出。树瘿就是树瘤，树瘤长到一定年限足够材用后，匠人从树瘿的中间横剖，经过取舍打磨，做成上等的家用什物，这样的东西实属罕见。1998年的8月初，我与同窗吴溢球女士一道，去吉林长春的伪满皇宫看过，清朝末代皇后婉容长年使用的那张烟榻，大概也不会比三多堂的烟榻名贵多少。
1915年3月的一份《大公报》上，有一则来自太原的报道，其中描述了太原省城那些一一倒闭的商号：“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涔涔下，欲作河东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这种惨败的景象与当初设号时那如日初升之繁荣昌盛有天壤之别，然而优胜劣汰的法则终究是无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