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有“高门出贵子”的说道，也有“寒门多贵子”的提法，不过龙生龙、凤生凤的遗传因素或许更加直接，所以许多人家修建宅院的时候，除了门高宅高之外，还要在最里面的屋舍之顶再修建一堵照壁，增加建筑群的绝对高度，迎合中国风水堪舆学的说道。事实上，高门出贵子并不一定与建筑物的高低有关，而是由于大家庭具备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更便于子弟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有家族财力的资助，有亲朋好友的帮带，神通广大，左右逢源，办事较常人更容易一些，事业成功的机会较寒门庶子也要多一些。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一点不假。这些曾经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宅院里，也曾经造就过一些对社会有影响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宅院曾经确实藏龙卧虎。
近代以来，乔氏乔致庸就是业商才能非常出众之人。乔致庸（1818—1907），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是乔氏在中堂之主，拓展商业的同时，在家族经营中推行一套完整的业商文化，比如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经商必须首重信誉，其次重利。同时乔家还牢牢树立以儒术荣耀门第的思想，也就是成为业儒和营商二者并举的儒商。
祁县渠家渠本翘是近代山西集官、商、儒一身的著名人物。渠本翘（1862—1919），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商人之家。父亲渠源祯是远近闻名的三晋源票号东家，当地人称他是“旺财主”，渠源祯是祁县渠氏的第18代。渠本翘初读私塾，光绪十四年（1888）中举，十八年（1892）成进士，任过内阁中书，又东渡日本以清朝外交部司员驻横滨领事。年轻时喜欢文墨之事，据渠家亲戚乔尚谦的回忆，当年任过贵州知县的刘奋熙返回祁县城里组织文社时，乔家的外甥渠本翘就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而渠本翘在《爱薇堂遗集·叙》中也谈到：“刘子振翼（刘奋熙的儿子），余同学友也，共笔砚者五六寒暑，每当雨晨月夕，相与赏析疑，妙绪泉涌，有所会则鼓掌大笑，或更拈韵斗捷，往往至半夜不知够。”后来渠本翘出任过一年的日本横滨领事，还担任过山西大学堂的总监。渠本翘主持渠氏家业后，积极投资近代企业，成为山西最早的民族资本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渠本翘与亲戚乔雨亭一起，合资收购了山西第一个近代民用工业——官办的太原火柴局，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渠、乔二人苦心经营，将官办的火柴工业转变为近代山西第一家民办民用企业，对山西民族资本工业的开创功不可没。公司取名双福，在火柴盒的设计中，运用了两只蝙蝠的图案，表示该企业由渠、乔两家合资经营，同时也是对两个家族福寿长存、富贵长在的企盼。渠本翘的外祖父乔朗山的父亲是乔致远，与在中堂主人乔致庸是亲叔伯兄弟，乔朗山曾任过清朝兵部主事，而且在培养渠本翘成才上也下了功夫。光绪三十年（1904），山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赎矿运动，作为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开明富商，渠本翘积极投身其中，在山西赎矿自办运动中充分展示了山西新一代商人的风采和学识。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成立，各界推举渠本翘为首任公司总经理。辛亥革命以后，渠本翘一直蛰居天津，直到病故。渠本翘为山西渠氏商人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到了辽宁朝阳县，会听到一句让晋中人骄傲自豪的民歌民谣：“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朝阳县既是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也是太谷曹家的发家之域，太谷北洸曹家的英雄首推在辽东发迹的始祖曹三喜。曹三喜十五六岁时独身闯关东，从磨豆腐的小本生意起家，后来开办一个“三泰号”的商店。正如“三阳开泰”的卦象所指示的那般吉祥，三泰号对于曹三喜来说，也具有阴消阳长、否极泰来的大吉大利，从此曹家便在关东的生意场上扎稳了营盘。曹三喜的子孙们用先辈创业的精神，不断扩大商业贸易，形成了以朝阳县为中心、辐射关外各地的商业网络。运用关外积累的资金向关内发展，到清朝中叶的嘉庆年间（1796—1820），曹氏16世曹兆远在北洸村设立曹氏的总办事机构“曹七合”，经营账庄、当铺、药店等众多商号，曹家商业达到了鼎盛，三多堂的扩建修整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曹氏家族中有捐官者，但也有微薄的科考功名。清末曹家有过三个举人，曹培德、曹中裕、曹克让。一门富商有如此显赫的科考成绩，着实让院外之人羡慕不已。
清代前期的康熙名臣陈廷敬，他的家族自明初迁至阳城郭峪里后，爱其山水之美，定居此地几百年。陈氏祖先治家有方，理财有道，一直属于当地的名门望族。到了陈廷敬的时候，陈家先人已经在郭峪里居住了两百多年。陈廷敬的母亲出自沁水名门张氏，外祖母是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任过户部尚书的王国光的孙女。陈廷敬作为康熙皇帝的身边重臣，在康熙几十年的文治武功中，因其参与主持《康熙字典》《明史》《平定三逆方略》等一系列大的文化工程而名垂青史。
陈廷敬的家族人才辈出，被誉为清代北方第一文化家族，享有“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美称。九名进士是：天佑（明嘉靖甲辰，1544年）、陈昌言（明崇祯甲戌，1634年）、陈廷敬（清顺治戊戌，1658年）、陈元（清顺治己亥，1659年）、陈豫明（清康熙甲戌，1694年）、陈壮履（清康熙丁丑，1697年）、陈观颙（清康熙丙戌，1706年）、陈随贞（清康熙己丑，1709年）、陈师俭（清雍正丁未，1727年）；六翰林指的是陈昌言、陈元、陈廷敬、陈豫朋、陈壮履、陈随贞这三辈人中的6位翰林，陈昌言是父辈，陈元、陈廷敬是子辈，陈豫朋、陈壮履、陈随贞是孙辈。陈元、陈随贞的最高官职是翰林院庶吉士，陈廷敬的父亲陈昌言是江南学政，陈廷敬次子陈豫朋为湖广学政，陈廷敬三子陈壮履为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一个书香和富贵齐名并举的大家族。在陈家老宅郭峪村的进士第，陈家修建的那一幢幢宅院里，二楼大多是陈家人读书习赋的场所。陈壮履点翰林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午亭山村有一座高大气派的建筑，四扇闪平门楼上，悬挂着一幅黑底字外加朱红边的大横匾，上书“点翰堂”三个大字，落款是康熙御笔，下边加盖着三寸见方的篆刻字体的康熙大印。不管传说怎么样神奇，陈壮履确是堂堂正正的康熙丁丑（康熙三十六年，1697）科进士，初选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翰林院检讨、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等职。清朝雍正三年（1725），被后人誉为“扬州八怪”之一的诗人兼书画家的金农，来到好友陈壮履的老家做客，一住三年，写下许多赞颂本地风俗民情和陈家宅院的诗。其中一首七言绝句《午亭山庄》写道：“河岳精灵绝代夸，耻于王后论诗家。瓣香一脉才如愿，蛛网梁尘拜绛纱。”陈家的教育功效显而易见。
据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灵石静升王氏碑记载，王家“经史传家，英辈迭出；家者沃产遗后，坐享丰盈；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商者逐得湖海，据资万千”，家里有念书人，有经商者，也有靠手艺生活的人。入清以来，王家传至13世，王炳然、王炜然、王兴旺携同子侄王谦受、王谦和、王斗星，打通了王家从山西到内蒙古、河北、山东的贸易通道，辟出了王家的市场领地。康熙初年，王家已是腰缠万贯的一方望族。14世王斗星，康熙十四年（1675）捐银300两，独自重修静升文庙；王谦受、王谦和兄弟，在康熙平三藩之乱时，出资购得24匹军马捐给清兵。随着生意做大、买卖兴隆，王家的政治地位也在提高，成为当地工商大地主兼官僚士绅之家。康熙六十一年（1772）朝廷举办了千叟宴，年过七旬的王谦受奉旨赴宴，御赐龙头拐杖一把。到乾隆年间（1736—1795），王家传至20世，支系庞杂，丁口千余，产业有数万者，也有数十万者。
随着家业的不断扩大，王家人便想方设法在仕途上占得一席之地。王家第一位捐官的人是王谦和之子王梦简。他以2000两白银捐得州同加五级诰授中宪大夫（四品衔），跻身于名利场上。王氏16世时，王中辉诰授中宪大夫（四品），王中极诰授奉政大夫（五品），嘉庆元年（1796）王中极进京参加千叟宴会，晋封中宪大夫（四品），红门堡里就有王中辉和王中极的宅院。王中辉的院子称树德院，王中极的宅子称绿门院，院里也都修建了比较讲究的书院。王氏到17世时，官运亨通，人气旺盛，合族有贡生、监生、生员125人之多。王讷，诰授朝议大夫（从四品），后任广西柳州知府。王讱，贡生，候选游击，改任户部员外郎（五品）。王喜，授按察使司副使道加三级诰授通议大夫（三品）。王如玑，从考授县丞光禄寺掌署起，直到晋升资政大夫（二品）。王如玉，官至贵州提刑按察使（四品）。18世王肯为，任户部浙江员外郎，升湖南宝庆府知府（四品）；王肯任，任户部广西司郎中，候选知府加五级诰授资政大夫（二品）。到清中叶嘉庆年间（1796—1820）统计，静升王氏家族考官、捐官以及封、授、赠各种大夫名目共42人，成为晋中一大家族。正如王家在修建大院时期盼子孙后代辈辈封侯，王家宅院也算是出了一些当时令人羡慕的地方人物。虽说他们的功名大多为捐买，然而他们在当地兴学办赈一类的活动中，慷慨解囊，舍财取义，为当地的公益事业出钱出力。
阳泉官沟张家永庆堂的名下，曾有过一位理财能手张士林。这位生于晚清的张家后人，在他手上完成了对永庆堂四大股家业的集中统管。张家因为子孙繁衍、人丁兴盛而分家，后来又通过子孙过继而将家族财产进行集中，全都视具体情况而言，没有一定之规。光绪三十一年（1905）山西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赎矿运动，张士林纠合志同道合者，组织了平定“保艾公司”，作为当地争矿运动的常设机构。争矿所需费用，张士林一人包揽，在阳泉矿务自办运动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张士林多次出资救济村里贫苦穷人，且兴办家族学校，培养子弟。
阳城砥洎城有一位闻名全国的清代数学家——张敦仁。张敦仁在砥洎城里留着一幅自己写的对联：“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明他的人生态度。张敦仁（1754—1835），字仲篙，号古愚，另号胡臾，世称古余先生。乾隆朝的进士，历任江西高安知县、江宁（南京）知府、江西南昌知府、云南盐法道道员等职。不过，张敦仁一生的成就不是做官，而是在文史经学及数学领域的研究，留有《盐铁论证考》《资治通鉴补正略》等。雍正七年（1803），张敦仁时任扬州知府，撰成《辑古算经细草》3卷，《求一算术》3卷，《开方补记》8卷。张敦仁解释了数学的高次方程和几何学方面的难题，更加详尽地阐明了整数论中的一次同余式解法。张敦仁的数学成就为世人瞩目，他的数学著作使南宋秦九韶和元代李冶的“天元术”、“求一术”等几乎失传的数学成果得以发扬光大，《辑古算经细草》因此被列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著作。
身为儒商，常氏几代人在清朝中后期铸就了对外贸易的辉煌，同时也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常氏一门涌现出一批在省内外政界学界有影响的人物。常望春、常旭春兄弟，热衷于兴办近代工业；常炳、常佶、常怿、常立爱、常立方等则工于书画，酷爱艺术；常立教、常燕生则投身政治活动，在政界有一定影响，常立教曾参加过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中山西11名“公车上书”的山西举子之一员，常燕生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非常活跃的人物；常麟书、常赞春父子则学识渊博，著述丰厚，民国版《榆次县志》就出于此二人之手。常麟书为常氏14世，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入国子监南学深造，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任户部度支部主事，丁忧在籍时，热衷于教育事业，在创办常家笃初学校、榆次凤鸣学堂、榆次速成师范学校的一系列活动中，常麟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常麟书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民国年间在山西大学堂任教。常赞春（1872—1941）时，榆次车辋常氏已传至15世，常赞春与胞弟常旭春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西安乡试中同科成为举人。常赞春中举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学士学位，受聘为清史馆征访员、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常赞春对文字音韵学也颇有研究，长期在山西大学和文法、教育学院执教，深为学界所倚重。
常家有一位被世纪伟人毛泽东不点名指责过的人，就是常燕生。毛泽东在1925年12月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反对党内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而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其中有一段非常犀利的话，据常家后人讲与常燕生有直接关系。在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毛泽东认为：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是，受外资打击和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赞成革命，当革命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和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使“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此处所指的“信徒”，就是当时在北平政界和文化领域都非常活跃的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常燕生。常燕生，字乃德，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于北京，1947年卒于成都。于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公开讨论古文、孔教和家庭问题，当时年仅18岁。20年代初，常燕生旅居上海，与俞平伯、郑振铎、周予同等人一同研讨学问，在文化界有些名气。之后常燕生加入了“好政府主义”的讨论和《晨报副刊》组织的“仇俄友俄大讨论”，这位富有的书香门第出身的人，此时异常活跃，在大革命的风浪中或许看走了眼，迷蒙了路，然而他却在文化领域中始终辛勤耕耘，收获颇丰。常燕生的研究范围涉及哲学、史学、教育、社会和政治学等诸多人文领域，所以今天仍有学者称其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968年，为纪念常燕生诞辰70周年，台湾出版了《常燕生先生遗集》，全书共9册。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关心教育，写诗著书，常家的家谱由他一人完成。常燕生的女儿曾经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1978年我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后，曾经聆听这位女先生讲说她学习法语的经过：她在一次生病住院期间，医生不许她看书，她恳请同学为她带几本书消遣，好心的同学既不想违背同窗之约，又不想违反医院的规定，于是恶作剧般地为她带来了一本法语字典，因为常先生当时根本不识法语。没办法，身在病房的常家女杰就在住院的几个月里，攻克了法语难关，创造了外语学习的奇迹。“文化大革命”前她还是中国驻法国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由此可见，常家教育有多么大的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