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在看来自农村的丰收来信。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非常重视对社会情况的调查、了解。他认为，了解社会情况，研究社会情况，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他一方面通过阅读报刊，掌握信息，另一方面，只要有机会，他还要直接接触群众，听取群众反映，搞调查研究。除此以外，他一直把人民来信作为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途径，他还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搞社会调查，了解到不少社会情况，作为解决现实问题和决策的重要依据。
“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早年的游学经历对毛泽东治国思想的影响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衣。”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抱着以上想法，年轻的毛泽东，曾经身无分文，在乡间“行乞”，徒步游学一个多月。那么，他在进行“打秋风”期间，究竟都发生过什么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
以上几句话出自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读书笔记——《讲堂录》。
毛泽东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他不仅读有字之书，而且特别强调读“无字之书”。他不但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而且更重视社会知识的学习。青年毛泽东认为学习的目的是改造社会，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必须了解社会。毛泽东认为熟悉社会的途径和方法是调查研究。
1915年9月，毛泽东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的学习目的。当他谈到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在校期间，为了向社会学习，毛泽东除了每天仔细看几种报纸外，平时上街都注意看各种告示，以了解社会情况。
一次，毛泽东在《民报》上看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四川靠近西藏边境的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毛泽东从这篇报道中大受鼓舞，他决心效仿他们去旅行，通过游历和考察，接触种种人和种种事，来达到向社会学习的目的。
世上的事，只要你想去做，并付之行动，你就能够做到。
不久，毛泽东就实现了他心中的这个愿望。
据萧子升的回忆录中“行乞游记”部分记录，现把毛泽东和萧子升的游学故事介绍如下：
1917年，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毛泽东同自己的好友，已经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商量，怎样度过漫长的假期。
他们的度假计划在现代人看来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他们决定不带一分钱，学叫化子靠着乞讨去作长途旅行！
毛泽东觉得，这样做，他们就能够从社会的最底层来观察社会，来体味人情世态，必定能够看到许多平日体味不到的东西。
其实，他们的做法旧时也有。一般是穷苦的读书人或失业的塾师，到处给大户商号送对联或恭维话，做游学先生，以解饥困，当时社会上称这种做法叫“打秋风”。
萧子升所在的楚怡小学先放暑假，接着，毛泽东所在的第一师范也放暑假了。毛泽东一放假就赶到萧子升那里。只见他剃了一个大兵式的光头，穿一身破旧的白裤褂，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里只是一套换洗衣服、洗脸巾、笔记簿，还有毛笔和墨盒。萧子升也学着毛泽东的样子，脱下平日教员穿着的长衫，换上了同毛泽东一样的装束，只不过包袱里多带了一些信纸、信封和一本《诗韵集成》，以备诗兴发了两人可以吟诗唱和。
接着，毛泽东与萧子升便开始了他们历时一个多月的游学历程。
萧子升前去跟他所在学校的校长陈润霖告别。陈润霖看到他的装束，大吃一惊，问道：“萧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穿得这个样子呀？”
萧子升解释说：“我只不过要作一次徒步旅行，穿着这样的衣裳走起路来方便些。”
萧子升还告诉陈润霖：他和毛泽东同行。提起毛泽东，陈润霖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毛泽东是他在第四师范当校长时的学生，他曾夸奖过毛泽东的作文。他便不解地说：“两个奇怪的小伙子！”
出了楚怡小学的校门，至于向东还是向西，他们都没有想好。反正对于乞讨来说，横竖都一样。
不过，他们还是需要作出决定。
毕竟，人生的每一步，都需要选择。
如果向东，十分钟便可以出浏阳门（长沙东面的一个城门），来到一片旷野之中。如果向西，十分钟之内便会到达湘江边，被湘江所阻。
毛泽东觉得向东没有阻挡，没有意思，他们商量后决定向西走，这样，他们必须设法渡过宽阔的湘江。
人生只有不断地面对挑战，才有意思。这是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出发点。也正是如此，他的一生才会取得别人不能达到的成就。
当二人走出校门的时候，门房以很不理解的眼光盯着他们，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平日看来很庄严的教员，居然会穿着这样奇怪的装束，走到街上去。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显然是有失读书人的体面的。
不过，他们走到大街上以后，发现他们就不再是别人注意的焦点了，毕竟，大路上很多人都穿着和他们一样破旧的衣裳。
出门的第一段路，他们很熟悉，出小西门以后，走了几分钟，便走到湘江边了。望着滔滔的湘江水，他们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如何渡过湘江？
现在，他们预先想到的问题立即摆在了面前：
如何过江呢？
游泳？那样，包袱全会湿掉，里面的纸和书就保不住了，看来游泳显然不行。
另外，灵官渡有不收费的义务渡船，但是得沿江向南绕行三四里，而且，就这么平平淡淡渡过江去，也没有什么意思，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的性格。
看着眼前不断往返于两岸的划子，收费倒也便宜，每人只需要两个铜板。可是，已经决定要乞学的毛泽东和萧子升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船家怎么会愿意送他们过河呢。
一时间，无可奈何的毛泽东和萧子升只好坐在草地上，看着江中一艘艘往返于两岸的载满乘客的划子。看着，看着，毛泽东觉得如果老是坐在草地上观望，便永远也不能渡过湘江。既然已经当了乞丐，何不前去乞求船家的帮助呢？
当毛泽东和萧子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萧子升连连说，船家一定不会答应的。
毛泽东就说，“我不在乎对方是否答应，我去跟船家讲。”
于是，他毅然向附近的一艘渡船走去，很有礼貌地请求船家免费载他们过江，因为他们身上分文没有。
听了这些话，船家有些生气，便粗声粗气地回毛泽东道：“你们没有钱，为什么不从灵官渡去？”
船夫的拒绝本来也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并不很觉意外。
于是，他们又陷入了无计可施之中。
就在毛泽东和萧子升继续商量如何渡江时，又一艘划子在他们旁边靠岸了，乘客纷纷上了岸，于是，毛泽东计上心来，他示意萧子升同他跟着别的乘客一起上船。船到江心，船家向他们收钱时，他们这才说出自己身上没有分文。
萧子升只好说：“现在我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过一个月我们加倍付给你。”
船家说：“过一个月，我还认得你们吗？你们没有钱，就留下一把伞吧。”
毛泽东说：“那不行，伞我们路上还要用呢。再说，过河钱才4个铜板，一把伞值14个铜板哩。”
船夫以把船划回去相威胁，其他乘客大声抗议起来，催着快点划过去。乘客中一个态度和善的老人提出代他们付钱，二人连忙表示拒绝。
情急之下，毛泽东又提出让船家在一旁休息，由他们二人接着来划，用力气来补偿船钱，船家仍是不答应。
就在船家与二人的争执还在持续的时候，船家看见他后面的一艘船渐渐驶近江心，如果让它赶到了自己前面，自己就会失掉正在对岸候船的那些乘客。船家这时再也顾不得争吵，连忙向对岸划去。这样，身无分文的毛泽东和萧子升便终于到达了对岸。
接着，他们继续朝着宁乡县城走去。
刚出门的第一道难关就这样渡过了，毛泽东和萧子升感到乞学的信心更足了。
看来，信心是成功的前提。不一定非得事先有办法，才能够具有信心，信心有时其实就是一种勇往直前、志在必得的决心。
向刘翰林献诗得赠40个铜元
在那个落后的旧时代，长沙和宁乡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公路，只有一条用石板铺砌的崎岖不平的“大路”。三岔路口都有指路小石牌，可是他们从不去看，只是选最宽的路走。此时，天气正炎热，脚下的石板被晒得烫脚，他们宁愿在路边的黄土草地上行走。
毛泽东和萧子升沿着大路边走边谈，并不觉得寂寞。
可是，渐渐地，他们感觉到了第二个难题。
他们开始觉得饥饿了。这样，越想就越觉得饥饿。他们越来越想吃一点东西了。
这时，他们发现路边有一家小吃店，阴凉之处正有两把空着的椅子，于是他们便坐下来休息。老板娘带着好奇的神情打量这两位什么吃的喝的都不要的客人，立刻猜到了他们的窘境，便献上两杯茶，并且说明不要钱。他们吃过茶，反而觉得更饿了。
他们感到必须马上去寻找些吃的了。
于是，毛泽东决定到附近的农家去乞讨。
可是，如果每一家只给一点点，或者干脆给的是生米（那是对付叫化子的常法），徒然浪费口舌。看来，最好还是找一个大户人家。
于是，毛泽东就向开店的老板娘打听，附近有读书的人家吗？结果，他们被告知附近有三户读书人，声望最高的是一位早已告老还乡的刘翰林，于是决定向刘翰林进攻。
二人便吟咏联句，凑出了一首献给刘翰林的诗：“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
诗中既赞颂了刘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又含蓄地将自己的目的告诉了对方。诗写好之后，他们就直奔刘翰林家而去。
这位刘翰林本喜欢结交读书人，很赏识他们的诗和字，从谈话中也发觉他们很有学问。在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刘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问到萧子升是曾国藩的同乡，萧于是说道，高曾祖在曾国藩家当过教师。分别的时候，刘翰林送给他们一个红包，里面竟包着40个铜元。他们顿时富有起来了。连忙回到那小吃店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每人才花了4个铜板。
在好友、自耕农何叔衡家受到盛情款待
他们用剩余的钱在路边小客店住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上路了。
品尝过饥饿的滋味以后，他们觉得需要为自己下一步路程想好现实的吃住问题。很自然，他们想起了他们的好友何胡子——何叔衡是宁乡人，既然已经到了宁乡县，那就上何家去。他们有何家的地址，这一天大约走140华里。刘翰林送的钱还有剩余，足够一天的吃用。这一天走得特别快。月亮出来了，他们在月光下行走。走进山间灌木的丛林，虽然显得幽暗，间或听到一声两声野兽的嗥叫，可是并不觉得害怕，因为有两个人同行。在岔路口也走错过路，只得回过头来再走。走到深夜，终于敲着何胡子家的门。
何叔衡连忙点燃灯，打开门，当发现居然是他们二人时，就高兴得大笑起来，连忙迎进两个朋友，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会来！”当他听说两位是在作一个试验，看一文不带能够走多远，像叫化子一样走过来时，更是大吃一惊，大笑道：你们真是两个怪物！
突然有好友来访，让何叔衡全家都很高兴，他们极其热情地欢迎了这两位客人。何家是自给自足的农家，全家大小都参加劳动。父亲通文墨，是个标准的老农人，带着客人去看自己经管的猪栏，养了10只猪，说关键在品种和饲料。宁乡猪是湖南出名的良种猪。栏中有一只才11个月大的猪，肥壮得像一条小牛，有300多斤重。何老伯骄傲地带领客人参观这一切，这是何家最重要的财富。一年的油、盐、茶、肉等开销，都从它们身上来，要是不养这些猪，生活就很艰难了。菜园里整齐清爽，长满鲜美的菜蔬，园中连一根杂草也没有。田里的水稻也长势喜人，何胡子的弟弟正在田里忙着。叔衡是何家的长子，这时当了中学教员。这是毛泽东很熟悉的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
在何家，他们受到了盛情款待，显然，何家拿出了最丰盛的酒菜：杀了鸡，还有鲜鱼和腊肉。吃过饭，谢过主人的招待，他们又要继续自己的行程。由于何老伯的苦留，盛情难却，他们又多住了一天。何老伯又带客人去看山林，大都是松树，家用柴禾随砍随用。
路遇好心的老衙役夫妇
何家再好，也不是久留之地，否则的话就违背了他们的初衷，于是，他们告别了何家，向宁乡城走去，中午，又到了要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大模大样地走进一家大院子，说我们是叫化子，要讨些饭吃。女主人一句话也不说，回转身去，到里面给他们每人拿来一小碗冷饭，因为已经很饿，尽管没有菜，也很快吃完了。要再讨一点，她却不肯给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家。那一位家主说没有现成饭，愿意给一点生米。生米对他们没有用，只好再找一家。这一次遇见了一位慷慨的主人，给了每人一大碗米饭和一些菜，终于吃了一顿饱饭。
此时，他们想起宁乡县城里还住了一位同学，他们决定不去拜访，他们不愿再享受何家那种盛情的款待，那还算什么叫化子呢。于是，他们决定到沩山去，那是宁乡有名的风景区。
后来，他们觉得累了，就在离宁乡县城20多里的一个小山坡上，两人在一株大古松下停下，开始休息。谈论起何老伯自耕自得的安适生活，由此议论起农家生活的苦乐来。萧子升在追忆中，写到他的朋友熟知农家疾苦。何家是自耕农，不愁吃穿，还能供子弟读书；如果是佃农，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劳动成果拱手送给地主。至于打长工、打短工的，所愁的是无人雇用，这比佃农还苦。谈着谈着，两人像佛祖样在菩提树下睡着了一阵。醒来又接着赶路。
后来，他们在路边发现一户人家，住着一对老夫妇，他们前去讨饭，得到了足够的米饭和炒菜，吃了顿饱饭。这老头姓王，在县衙门里当过七八年门卫。他告诉两个来乞食的年轻人，为官的都不廉洁，县太爷满脑子想的是钱，打官司就靠给钱，求情是无用的。他经历过三任县官，头一个是个贪官，一心想的是钱，办案不问有理无理，总是给钱多的一方打赢官司。另外两个县官却是清廉的，可是人们对他们同样抱怨，甚至以为比贪官更坏，说什么连礼都不肯收，还算什么县官。可见人们没有什么是非观念。使人感到，这恐怕也就是社会上好官不多的一个原因吧。
这说明，接触不同的人，可以了解不同的社会角落。
在沩山寺受到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