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当时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始毛泽东就开宗明义：“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李四光、钱三强）来上课。”
会议先由李四光介绍情况。遵照周总理的安排，李四光先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与会领导人一一传看着这块铀矿标本，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使他们感到新奇。接着由钱三强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的原子能发展概况和我国近几年的准备工作。为了加深直观印象，钱三强又把自己制造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一小块铀矿石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当他从计数器旁经过时，仪器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这时毛泽东和在场的全体领导都高兴地笑起来。有的领导人还兴趣盎然地亲自作了实验，中南海的会议厅顿时成了一个实验课堂。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开始讲话了：“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当时所有与会者对大力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决心。
这时毛泽东突然语气一转，以哲学家的见解向钱三强提出：“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钱三强随口回答道：“是这样。”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呢？”
钱三强有些为难，经过思考后，他如实回答：“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和年轻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宴会上。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当时对这个问题要作出肯定性结论，显然有些超出物理学当时的发展水平，然而，毛泽东在当时已经预见到基本粒子的可分性。其实，关于基本粒子的可分性，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也不是偶然谈谈而已，而是不止一次地谈到过：1953年毛泽东和保健医生徐涛谈到；1955年毛泽东和钱学森、朱光亚谈到；1957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谈到；1964年接见于光远、周培源时谈到；1964年和日本坂田昌一教授的谈话等等都谈到这个思想。当然，毛泽东是从哲学家敏锐的眼光出发提出这一观点的。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1955年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基格勒、恰勃林等首次发现了反质子，同时他们还发现了一种不带电的、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这是对毛泽东一分为二对立统一思想的一次有力的证明。也正是受毛泽东这种思想的启发，在北京的一批物理学家于1965年提出了受到国际物理学界高度重视的“层子模型”的理论。
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思想不仅在我国影响很大，就是在国际物理学界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因此，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七次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美国著名的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拉肖曾建议：“如果发现夸克和轻子是有更深层次的物质组成的，那么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从来不盲从于中央、共产国际和老大哥苏联，就是在科学态度上，他也决不肯盲从于权威。他的这种治国精神，对于国人培养不盲从于权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人类有时和动物群体一样，具有很大的盲从的特点。一旦盲从的思想占了主导，人们就会丧失理智，追求真理以外的表面文章。
无论到什么时代，实事求是的思想都具有重大意义。当我们盲从的时候，灾难就会降临。当我们实事求是的时候，命运就会出现转机。
不要因为某个观点是代表神的旨意，是某某权威讲的，就盲从。有时候，权威以外的局外人，可能因为局内人不具备的整体哲学思维而掌握了权威掌握不到的真理。对于自认为正确的观点，要敢于支持，暂时得不到理解和赞同也没什么，真理的光芒总是不会轻易就暴露出来。
毛泽东鼓励科学家“不要怕，要坚持真理！”
在“双百”方针制订之前，我国的遗传学界错误地把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遗传学，如摩尔根遗传学等，说成是“资产阶级遗传学”，而把苏联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封为“无产阶级遗传学”，从而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理论，打击压制摩尔根遗传学说和遗传学家。遗传学家谈家桢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受到极大的压力，身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却无权讲授遗传学。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就这样，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复旦大学建立了遗产研究所。到1965年，研究所发表了50多篇科学研究论文，并出版了16种专著、译作和讨论集，在推动遗传学发展及促进国际性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发展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毛泽东不但亲自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对具体的科学技术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许多学科的研究都是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多次鼓励我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谈家祯，要他大胆地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
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却无权讲授遗传学
在“双百”方针制订之前，我国的遗传学界受苏联的影响，错误地把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遗传学，如摩尔根遗传学等，说成是“资产阶级遗传学”，而把苏联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封为“无产阶级遗传学”，从而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理论，打击压制摩尔根遗传学说和遗传学家，从而出现了向苏联“一边倒”的现象。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当时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教授由于在学习苏联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便首当其冲地成了批判对象，他在政治和学术上受到极大的压力，一度被剥夺了开课和科研的权利。
鼓励谈家桢大胆研究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1956年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是遗传学在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机。会上，谈家桢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遗传物质和性状表现”、“关于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发言。几天的会议，他心情舒畅，高兴、欢跃，觉得中国遗传学发展有了希望。
在这以后，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争鸣性文章。在当时的气氛和处境下，他着重介绍摩尔根遗传学说的现状和发展，强调其科学性。并在国内较早地介绍1953年沃生和克里克的DA双螺旋结构模型，表明国际遗传学研究已从细胞遗传学进入到分子遗传学研究层次。同时，他又著文说明对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并希望我国遗传学界遵循这个方针，形成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在文章中坦率地表达了他对当时在学术上推行的形而上学做法的不满，为争取摩尔根学说在百花园中的一席之地而呼吁。
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代表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一天晚上，毛泽东点名接见了谈家桢教授。当陆定一把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后，毛泽东紧紧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简短的一句话，已使谈教授激动不已。毛泽东在询问了遗传学界研究的一些情况后，说道：“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这席话，使谈家桢思想进一步获得解放，增强了信心。
毛泽东这段话自然不只是对谈家祯个人说的，而是向各民主党派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科学上百家争鸣的政策，鼓励科学家大胆研究。由此，党史上学苏联的教训经毛泽东的运用，就为团结民主党派共同为国奋斗发挥了好的作用。
谈家桢回上海不久，就投入“大鸣、大放”的运动。由于他的“大炮”脾气，豪放不羁，再加上毛泽东接见时的一番勉励，使他在思想上消除了顾虑，他直言不讳地提出，由于全盘学习苏联使中国遗传学事业遭受到巨大损失。为此，被一些人认为是“反苏言论”而大加批判。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柯庆施已把谈家桢划为“内定右派”。1957年7月反右斗争进入高潮，谈家桢忐忑不安。就在这时，也即是反右政治风暴全面掀起之时，毛泽东来到了上海。正在复旦大学上班的谈家桢突然接到一个重要会议通知，地点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他匆匆赶去。到达之后才知道是毛泽东要接见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因为几个月前刚刚在怀仁堂见过面，所以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显得分外亲切：“老朋友啦，谈先生！”又说：“辛苦了，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热情招呼，谈家桢的“内定右派”问题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这之后不到半年，也就是1958年1月6日傍晚，毛泽东在西湖刘庄与赵超构、周谷城、谈家桢进行了一夜长谈。这次着重与谈家桢探讨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李森科派的论争问题，并再次关切地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究竟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
面对毛泽东关切的询问，谈家桢百感交集，青岛会议以来的种种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关怀才有了由中宣部、科学院和高教部联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为摩尔根学派和自己脱去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我国的遗传学研究获得了发展空间，谁知紧接着到来的反右斗争，自己又因为触及了院系调整、一切学习苏联的弊端等问题而受到左倾势力的责难，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上海市委那位以“毛主席的好学生”自居的一把手实际上并不重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致下面的干部对自己也只当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统战需要”而加以敷衍、利用，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支持和帮助。想到这里，谈家桢直抒胸臆：“‘双百方针’贯彻后，情况确实有所好转；教研室成立起来了，我本人也可以开课讲授遗传理论了，但有些人却只是将这些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一种对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照顾的特殊政策，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因此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毛泽东仔细地听谈家桢把话说完后勉励道：“不要怕，要坚持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并且非常坚定地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在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下，复旦大学在1961年底把遗传研究室扩大，建立了遗产研究所，按照国家的规划，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到1965年，研究所发表了50多篇科学研究论文，并出版了16种专著、译作和讨论集，在推动遗传学发展及促进国际性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对谈家桢的支持，体现了他对科学家探索精神的肯定和鼓励。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团队，最高领导者的态度和精神取向，对于整个群体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影响力。
在真理刚刚出现时，真理往往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作为高层领导者和管理者，自身要有辨别能力，要敢于顶住压力支持真理，这样，整个团队和个人的发展才不致于因外在旧势力的压力而停止和倒退。作为个人，要敢于坚持真理，如果你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那就努力争取关键人物、最高决策者的支持，这样，你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就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