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毛泽东本是崇拜梁启超的。在东山小学时，曾从他的表兄文运昌那里得到了《新民丛报》，《新民丛报》有许多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的文章，其思想内容多是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就是文笔，也明白晓畅，富有感情，长于说理，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比之原来私塾里读的四书五经，梁启超的文章，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文笔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毛泽东很自然就喜欢起了梁启超的文章，并以梁文为范本，尝试用他的笔法去写论文。
毛泽东进入湖南长沙第四师范以后，他原本崇拜的梁文受到了“袁大胡子”的批评。
这个“袁大胡子”就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袁仲谦，表字吉六，湖南新化县人。186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里。他自幼苦读诗书，二十余岁时投身科考，终于金榜题名，中了举人。此后，他谨遵父命，拒绝入仕，一直在私塾、书院教书授徒。1913年春，到新建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是他任教的预科第一班的学生。
1914年春，袁仲谦和毛泽东所在的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袁仲谦也随着毛泽东等300多名学生一道转入一师任教。在这里，他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师，一直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毕业，前后达五年半之久，是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任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之一。
45岁左右的袁仲谦到湖南四师任教的时候，留着一圈长长的“罗圈胡子”，在他那轮廓分明的方脸上，有着一双冷峻的眼睛，再加上那两道浓黑的眉毛，乍一见面不由不令人心生敬畏。袁仲谦刚正耿直，平时在讲堂里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对学生严格要求，不打折扣，特别是对那些不认真学习、有违课堂纪律的学生，甚至还来点诸如“罚站”、“面壁”一类的体罚。所以，不少学生既怕他，又恼他，有的人就在背地里给他送了一个绰号——“袁大胡子”。
梁启超。
这个有点让人生畏的前清举人，对于梁启超的文章，很是不屑。不过，袁仲谦还是非常看重毛泽东的才气的，只是认为他学梁启超走错了门径。他主张毛泽东学韩文。“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记事抒情论说驳难，无不佳妙。韩愈为文，气象清新，善于造句炼字，“唯陈言之务去”，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师说》中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袁仲谦认为，如果毛泽东学习正宗的韩文，门路就对了。以毛泽东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旧时的文人，一手好文章，就意味着一个好饭碗。
那么，韩愈其人其文到底都有些什么魅力，竟然得到后人如此的尊崇呢？
韩愈（768—824），是唐代著名的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1）。
他反对六朝骈体文的华而不实，反对片面崇尚辞藻，重文采，堆砌典故，而内容贫乏的毛病。他主张“文以载道”，推崇质朴实用的秦汉散文。
受袁仲谦影响，毛泽东决心认真攻读韩文。他曾到长沙过去有名的旧书铺街玉泉街去买韩愈的书。当时，韩愈的书有多种版本，善本价格较贵，不是穷学生能够买得起的，毛泽东便在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回来一看，毛泽东才发现这本书不但页面有破损，而且文字也有讹误。于是，他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昌黎诗文全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先后一共花了几个月的工夫。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早都朗读韩愈的诗文。据他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地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
因受韩文影响，在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的后面，有大量关于韩文文字。共包括七篇诗、赋、论，即《元和圣德诗》、《改葬服议》、《谏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以及有关内容的评介和议论。如《闵己赋》后，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引用韩愈为自己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韩文的喜爱和熟悉。
不但从《讲堂录》里，就是从毛泽东后来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到韩文的影响。毛泽东的文风纵谈横论，气势磅礴，颇得韩文之妙。在《毛泽东选集》里，我们不但常常可以找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也都深受韩愈的影响。《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就出自韩愈的《原道》。
《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就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行成于思”出自于韩愈的《进学解》。
毛泽东在评白皮书的时候，曾提到韩愈的《伯夷颂》，他认为当时应该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
1956年12月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韩愈的《送穷文》，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可见毛泽东对韩文的喜爱和维护。
“不打不成相识”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日后给毛泽东的文风产生巨大影响的老师，开始时认识毛泽东时居然是“不打不成相识”呢？而且，这样的不愉快的经历有过两次。作为普通的师生，老师可能变本加厉地不公正地对待学生，学生则会厌恶这个老师的课程，可是，毛泽东没有像通常的学生一样，袁仲谦也没有像通常的老师一样。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经历呢？
1913年春天开学后，袁仲谦来到四师毛泽东所在的预科第一班教室，开始了毛泽东的第一堂国文课。
这堂课上，袁仲谦讲的是宋代大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所作的古典名篇《严先生祠堂记》。这是一篇碑文，说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前，曾与学士严光交谊甚厚，刘秀登基后请严光一同执政，但被不慕仕途的严光拒绝。上完课以后，他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篇文章后的感想，作文题目叫“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
毛泽东在作文中，对范仲淹的说法很不以为然，提出了与袁仲谦先生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繁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还认为严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光武的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呢，这不也表明了他图权贵慕虚荣吗？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光武初主朝纲，正是用人之际，无论作为刘秀的朋友还是国家的臣民，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严光都应当临危受命，出任宰相，辅佐刘秀，就像比他早200多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那样……
袁仲谦在批改作文时，首先让他不舒服的是毛泽东那初具特色的小楷字，笔划粗重不说，总受不了小方格的束缚，要“挤”出方格之外，两个字竟占了三个格子！“这个毛泽东，看来是颇有个性的！”袁先生暗自思忖道。及至阅读正文时，他立即被毛泽东在文章中表现出的那娴熟的章法、通达的文笔所吸引，他挥笔写下眉批：“大有孔融笔意”；当看到毛泽东打破传统看法、跳出先生提示的思路，独树一帜另立新意时，袁先生心中虽有一丝不快，但他对于这个学生敢于超越前人、大胆创新的学习精神，却是极为赞赏的。他又批道：“似有创见”！
不想读到最后，毛泽东居然在作文的后面写了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作文”。袁仲谦心想：我没让你这样写，你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写呢？看来，这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思想比较守旧的袁仲谦心里感到大为不快。他决意挫挫毛泽东的锐气，于是就挥毫写下如下批语：“作文、做事须守一定之规，切忌标新立异！”
批改完毛泽东的作文后，袁仲谦把作文本退给了毛泽东，要他把文章重抄一遍。毛泽东弄清原委之后，觉得袁仲谦太专横，根本就没有抄。后来，袁仲谦在国文课上两次催问，毛泽东都说“没有抄”。袁仲谦便认为毛泽东敢于违抗师命，真是大“不敬”，一气之下，竟然将毛泽东的作文本撕了。袁仲谦的过火行动无疑触发了毛泽东的反抗意识，他立即起立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要同袁仲谦一道到校长那里去评理，弄得袁仲谦十分尴尬。最后，毛泽东还是又抄了一遍，算是让了一步，不过，又加上了关于写作日期的这句话。袁仲谦对倔犟的毛泽东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这次“作文风波”过后，袁仲谦因让学生当众给顶了牛，心里老大不高兴，便不再管毛泽东了。可令他想不到的是，“记仇”的毛泽东好像偏偏要存心和他作对——又一次抓住了他的把柄，当众出了他的洋相。
一天，一位工人不小心打破了学校庭院里的一个大花盆。这事被兼任学监的袁仲谦知道后，就把那个工人叫来狠狠地当众训斥了一顿。工人承认错误以后，他还是不依不饶，用手指着工人的脸大骂了一通。正巧被路过这里的毛泽东撞见，他本能地上去为这位工人鸣不平。他一时也顾不上师生礼仪，大声冲袁仲谦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说嘛！”毛泽东虽然是自己的学生，但袁仲谦觉得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只好住口了。
这两件事情之后，袁仲谦更加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便再也不肯理睬这个“犯上”的学生了。
胸怀坦荡尽释前嫌
转眼到了1914年春，袁仲谦和毛泽东随所在的第四师范一并转入一师继续教书和读书。不想，袁先生竟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师，真是“冤家路窄”。
虽然隔膜会导致疏远，但疏远却能够使人用冷眼观察到对方的全貌。袁仲谦和毛泽东在以后的国文课上互相观察着对方。终于有一天，他们感到彼此之间的成见已经不存在了。
毛泽东觉得袁仲谦虽然思想比较守旧，教育方法也有很大成分是封建式的，可是，他博览古代经、史、子、集，对“国学”有很深的造诣。他治学严谨，常以古籍中贤能之士的品行和治学精神自励，具备了为人师表的许多优良德行。他对教学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对学生尽心尽意，从难从严要求。他在教授国文课过程中，善于用中国历史上一些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的成就和治学精神激发学生，要求大家“真心求学，实意做事”，要有“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志气……慢慢地，袁先生的形象在毛泽东眼前树立起来——这是一个好老师！他不禁自责起来：老师不让在作业本子上乱写，这本来就没有大错；训斥做错了事的工友，充其量是个方法问题，用不着自己当着众人的面去驳老师的面子，让老师下不来台。想到这里，毛泽东深感自己有些对不住袁先生，他打算抽时间向老师道个歉。
袁仲谦则觉得毛泽东显然比以往成熟多了，尽管他两次顶撞过自己，可他学习国文课的兴趣却丝毫未受影响，相反，在学校开设的20多门课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国文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在这些课上面花的力气、下的功夫也最多。更令袁先生欣慰的是，毛泽东具备一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他对学问十分用心，从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到宋明理学；从楚辞汉赋，到唐宋古文；从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有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探讨。他也十分喜欢诗词，能背诵好几百首。对于中国书法，他很感兴趣，天天坚持练碑帖，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的“兰亭体”是全校闻名的。他对于外语也很重视，认为外国语是“中国人看世界之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为此，曾刻苦攻读过一个时期的英语。他重视探讨历史，特别是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集。对于哲学，他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认真作笔记，深入思考，而且还利用课余或自修时间深入钻研，或找老师请教，或与同学研讨；他求知欲极强，读书面甚广，由于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就常常到旧书店去买折价书。他还常向老师和同学借书，见其喜爱的内容，便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抄录下来。他有一个冠名《讲堂录》的读书笔记本，里面就手抄有古代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由此可见其爱好之深……
好学生，哪个老师不爱啊？袁仲谦也一样，他平时对学生从严要求，正是为了在自己门下多出几个“高足”。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的师范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学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并已有这样深的造诣，这的确令他颇感意外和惊讶！人说“不打不相识”，通过这一年多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他感到自己已完全改变了对这个学生的看法，深为能有这样一位门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袁仲谦听说毛泽东有一本课堂笔记，冠名《讲堂录》。他便对毛泽东的笔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特地找别的学生借来阅读。透过这本笔记，袁仲谦对于毛泽东那种勤学苦思、积久成学的学习风格，甚是欣赏。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
想者，事实之母也。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潮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