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其下册“社会主义部分”的评价为：“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方面，“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变动”。所说增加了苏共二十大“不少坏东西”、“有严重错误”是他认为书中的若干观点；所说架子“不太高明”是他认为“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并且“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他的这些批评意见在观点上显然反映了当时中苏开始交恶的意识形态分歧，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出了“修正主义”。惟其观点不同，写法上也不能不出问题。其实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从概念入手即不先下定义，又涉及上层建筑特别他所举的“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那也是不好写的。
同时，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特别是，“写出—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不言而喻，他的这种说法是求实的。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发表的谈话，涉及很多方面。既有对原著的具体赞同，也有对原著的具体批评，尤其是他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发表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意见。
毛泽东的赞同性意见主要有两条：
第一，关于十月革命普遍规律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十月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仟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怎样的”，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这段话甚合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贯思想，无疑受到他的赞赏。他说：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每—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由“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便“产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观点同样深为毛泽东所赞赏。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这个提法好，不能不这样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既然是客观必然性，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不管你决议里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
不过，毛泽东也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提出了他的疑问：“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即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
那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又如何体现呢？可见，毛泽东虽然提出了这个极有意义的问题，也看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但是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结论都是值得讨论的。相反，毛泽东这时认为列宁“不正确的”观点倒是正确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引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惟其如列宁所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性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国家才需要有一个相当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令人深思的是，毛泽东当时虽然认为上述列宁的观点不正确，然而却正是他自己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所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尽管他还没有赋予其具体的理论内涵，但这个提法本身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性思想，在逻辑上已蕴涵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对教科书的具体批评则主要是当时中苏意识形态分歧的某些观点。例如关于“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教科书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毛泽东引后问：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欧洲的主要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统治阶级现在都已武装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毛泽东认为“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因此“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用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用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从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
又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毛泽东认为，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的改造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不仅重申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个阶级的机器”，而且认为即使共产主义建成后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性质也还没有变。与此相关联，他认为教科书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也“不确切”。因为“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
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经验，以他哲人的智慧，不时冒出思想的火花，发表富有创造性的意见。例如向共产主义过渡及共产主义的阶段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多阶段说。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
毛泽东读教科书不仅提出政治经济学要接触生产力的重要观点，而且重申他在延安的思想。强调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1944年3月12日，他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谈话中说：“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什么？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1945午5月22日，毛泽东在欢迎英国朋友林可边时又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他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还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但是新中国初期，重点却并未放在生产力上，所以，他在读教科书时谈话说：“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干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然而，他虽然重申了他正确的思想，却并未真正付诸新中国建设的实践，在这以后的岁月直到他去世，仍然主要是搞“革命”，并且是全面“左”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它不仅没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干扰、破坏了生产力，以致到“文革”结尾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中的许多人仍未解决温饱。
再如，针对教科书所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明确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剥削和奴役弱国等。”毛泽东旁批道：“事实上有。”而在教科书所述“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他又批道：“事实上也是没有做到。”教科书写到中国情况则有不同。书中是这样写的：“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毛泽东读到这里批道：“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体系，这既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体现，又是毛泽东世事洞明的远见，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说：“欧洲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另一方面，他又对“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保持着警惕，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包括工业和农业。特别是农业更要搞好，“吃饭靠国外，危险得很”。正是在他的富有独创和远见的领导下，中国建立起了自己的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有过一段关于公与私关系的反思。他说：“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这显然是一个坦诚的见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虽然毛泽东号召人们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并把它作为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种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种。但是，利益是现实的，公私关系并不是只提出某种精神或者作出某些规定就能处理好的。因此，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又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要改善士兵的伙食。1942年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他不仅指出：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还明确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视此为“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6年以前，毛泽东也是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兼顾的。但是，1958年伴随“兴无灭资”口号的提出，随着人民公社运动大办公共食堂特别是“一平二调二收款”，大刮“共产风”，个人之私也就几乎荡然无存了。因此，毛泽东读教科书所引发的这一段公私关系的反思，既是重申其以前的正确思想，也是带有纠偏的性质。
毛泽东关于公私关系的反思，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利益原则，又符合中国传统伦理实践的理性精神和中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种反思却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实际影响。相反，他晚年把所谓“斗私批修”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实在是一种悲剧。
不管后来的历史事实如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在总体上仍然保持着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贯学风，因而，他才能提出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