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排挤，其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
毛泽东因受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读得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这也是毛泽东发愤读马列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个时候，只有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马列主义的书。
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其中有列宁的《两个策略》。
《两个策略》是怎样的一本书？
《两个策略》全名为《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这是列宁1905年在旅居日内瓦时写的。它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的新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对指导俄国的革命建设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
列宁在这部著作里对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条件、革命的性质和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都做了系统的创造性的论述。
列宁在这本书里不但批评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左”的空想，也批驳了孟什维克等派别不敢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完整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学说、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学说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列宁在这本书里全面地论述了以下三个观点：
一、“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同时，列宁认为，俄国革命“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
二、“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得出下面的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
三、与俄国以往的一切革命不同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只能把俄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不是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
无疑，列宁的早期思想同他后来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据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记述，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注意到列宁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在俄文翻译家还寥寥无几的那时，能够读到列宁这部著作的中译本，确属不易。没有想到，1929年列宁的《两个策略》就首由上海中外研究会出版了陈文瑞的译本，书名为《两个策略》（扉页题《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显然，毛泽东首先读到的是陈文瑞的本子，并对调整党的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到，就不会犯错误”
1933年1月下旬，临时中央因在上海大城市屡遭破坏，被迫来到毛泽东开创的中央苏区。早在1931年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前，找博古等谈话，互相谈到：毛泽东小事有办法，大的问题是错的。当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经过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在福音医院的毛泽东，傲慢的博古根本看不起毛泽东，并反问说，为什么要去看他。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第一件事就是批评福建的“罗明路线”，第二件事，是批江西的“罗明路线”和“军队中罗明路线”，就是批邓、毛、谢、古，有七个书记被撤职，还有大批干部被撤换。
1933年6月上旬，第二次宁都会议召开，会议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主持，总结了前段工作。毛泽东出席会议，仍然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采用的仍然是“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的办法取得的，于是对上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正确的批评提出申诉。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韧劲，为当时好多人所折服。但是，博古在作结论中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被否定，仍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沉重。
正是在这种心情下，毛泽东把《两个策略》这本书介绍给了彭德怀。
我们从彭德怀的回忆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是如何重视这本书以及对这本书的看法。彭德怀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
从彭德怀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列宁的《两个策略》有了深刻的理解。他从理论上认识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说，是陈独秀犯了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23年，陈独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后再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致使1927年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情况下，使大革命惨遭失败。
其实，从反复读过多遍的《两个策略》之后，毛泽东就已深悉列宁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资产阶级天性妥协变节、关于对资产阶级同盟者应当“犹如对敌人一样”、关于愈能在民主革命中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革命就愈有利的说法，几乎比比皆是。在蒋介石国民党还是强大对手的情况下，毛泽东对资产阶级还有所顾忌。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大势已去，无论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还是从俄国革命经验的角度，毛泽东很难不注意到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大成者列宁所留下的这些充满火药味的经验之谈。毕竟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
毛泽东非常珍惜他得到的这本《两个策略》的译本，长征途中在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经过万里长征，书虽然破旧了，但他仍爱不释手，在延安还是经常反复地读。
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经常读《两个策略》。这本书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已经破旧了，但毛泽东仍然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这说明，到那个时候为止，这本书至少已经读过三遍了。
毛泽东在后来各个革命时期又多次读过这本书，并且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
《新民主主义论》对《两个策略》思想的继承
毛泽东不但从《两个策略》里认识到“右”的危害，同时，他也认识到了“左”和“右”同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在党的历史上，“民粹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党内都产生过恶劣影响。“左”的民粹主义空想在党内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长期存在是很自然的。党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的确存在着模糊认识，有些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主张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情绪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将面临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时，就更加明显。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
《两个策略》里的学说极适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毛泽东读来尤感亲切和有益。他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体现了他对“左”的思想的警惕，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这些学说。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
而就中国革命的“特殊”来说，毛泽东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
七大报告对《两个策略》思想的继承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还直接引证了《两个策略》，用以说明对待资本主义的正确态度。他说，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场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他还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他认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
他还认为害怕发展资本主义因而主张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民粹派思想，这正是列宁也是斯大林所反对的。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很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他甚至说：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从以上具体政策的调整来看，正如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到的，大革命时期还不知应该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但受《两个策略》的明显影响，到达陕北根据地以后党执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团结、争取开明士绅。同时，还吸引了大批大批的资产阶级开明人士积极参与我党的革命斗争，使党的事业得到最大限度的拥戴。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这无疑大大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
毛泽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非常重视列宁的《两个策略》，他不但自己反复地学习和研究，还用来教育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指导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地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其中包括《两个策略》。
1940年、1943年和1946年我党多次再版此书。
《两个策略》的现实意义
现在，我们重提《两个策略》这本书，对坚定我们目前的经济政策是有帮助的。
其实，非止一个党，需要预防和处理好“左”和“右”的危害，就是在个人的发展中，也始终离不开处理“左”和“右”的矛盾问题。
例如，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如果对团队内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行为，碍于情面，不敢批评和惩罚，其实就是犯了“右”的错误，这样，不但会丧失自身的权威，而且会对整个团队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相反，如果一个管理者，不懂得情感管理，缺乏情商，片面地执行制度，打击过度，缺乏灵活性和技巧性，就会造成内部成员离心离德，最终也会陷入执行的困境和管理失灵的尴尬境地。
对于个人来说，做事情急于求成，对别人防范过度，竞争意识过度，合作精神不足，这其实就是“左”的表现，这样做很容易遭遇工作、事业和人际关系上的挫折，使个人的发展受到重大限制。相反，如果做事情节奏太慢，该抓的机会不敢抓，刻决定的时候不敢决定，服务意识过度，合作精神有余，而缺乏竞争进取意识，这其实就是犯了“右”的错误。这样虽然表面上看一切还算平稳，但日子久了，就会发现原来和自己居于同样条件的人，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自己还在和美的人际关系里傻傻地观望呢。
我们不要把像《两个策略》这样的书片面地看做政治书，看做过时的政治书，如果我们用现实的思维去对待它们，并深入思考，我们就会有现实意义的收获。
毛泽东从哪本书中找到了消除
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依据？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左”倾教条主义者引经据典，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却得不到认可，1932年毛泽东意外地得到了一本书，他如获至宝，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这本书对毛泽东的治国思想有何影响？
毛泽东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故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排挤的时候，他的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毛泽东因受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列著作确实不如他们读得多，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说服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理论武器，这也是使他发愤读马列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前文提到，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时，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根据彭德怀和吴黎平的回忆，其中有列宁的《“左派”幼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