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江亢虎在《社会》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社会主义商榷案——社会主义商榷之商榷》一文，对宋教仁的社会主义主张提出批评，声称在中国只能实行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他主张在共和制下推行社会改良主义。从实质上说，他所主张的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肯定引起了青年毛泽东的注意。
1912年1月1日，《民立报》又刊登了《大总统与社会党》的报道，介绍了孙中山与江亢虎关于社会党和社会主义的谈话。
对于关心国家命运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当然让他感到激动。总之，《湘江日报》成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印象深刻的启蒙报纸，当然，他当时要和别人讨论的，主要是从江亢虎那里了解到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改良主义，以及孙中山说的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
那么，曾经让毛泽东了解“社会主义”的江亢虎的一生究竟是怎样的呢？
“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读书越多越蠢”的江亢虎
江亢虎（1883~1954），祖籍安徽省旌德县江村，1883年7月18日生于江西省弋阳陶湾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童年时代受传统封建文化思想教育。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他的名头和蔡元培、胡适一样响亮。
他曾蒙袁世凯礼遇，得孙中山赏识。
他就是国内“社会主义研究”的第一人和“新民主主义”的首倡者，“中国社会党”领袖、政客，也是著名学者。
他又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和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汉奸！
江亢虎早年进北京同文书院学日语。
1901年春赴日本考察政治，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看中，回国后任清政府北洋编译局总办，负责编写华北五省中小学教科书、《北洋官报》总纂。
1902年再渡日本，结识日本早期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片山潜和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
1904年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在京师创办几所学堂。
此外，他还担任过刑部主事、法部员外郎等职。
1910年春，靠官费出国考察，游历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接触大批各国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曾在巴黎《新世纪》发表《无家庭主义意见书》，鼓吹无政府主义，宣扬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三无主义，抵抗孙中山三民主义。
1911年春回国。8月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版《社会星》杂志，并发布宣言，提倡“绝对平等”，反对“民族之革命”。同年11月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成“中国社会党”，并被推选为中国社会党的部长。
他宣称“中国社会党”是中国第一个政党，并发表赞同共和，尊重人权，教育平等，遗产归公，改革税制，限制军备，发展公共事业等8项党纲。江亢虎诡称“赞同共和”，但又公开咒骂辛亥革命是“多事以自扰”。由于社会党“无论何人，不须介绍”，“皆得为党员”，不久在全国就有250个基层组织，拥有党员2万余人。
后曾在南京、崇明等地试办地税归公的官办“社会主义”试验场。
1912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后，公开发表文章、演说和亲自晋谒袁世凯，表明反对革命，投靠袁世凯。3月公开反对孙中山武装讨袁和“二次革命”。
6月，江亢虎到北京多次晋谒袁世凯，陈述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吁请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为了效忠袁世凯，江亢虎联合全国商会、教育会，反对孙中山武装讨袁。
“二次革命”爆发后，江亢虎受到袁世凯冷遇。袁世凯以“中国社会党与俄国虚无党有联络”为由，封禁社会党。江亢虎避风出国，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文化课讲师，后主持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江为表示对美的亲善，将家藏1.3万多卷图书（其中有他回国搜购的2000多部中国地方志书和家谱）捐赠该馆。
自1909年至1913年，曾先后发表关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方面的论文58篇。1919年9月1日，江亢虎又把这些论文，汇编成《洪水集》出版。其中不少都收入了1944年出版的《江亢虎文存初编》。“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中国革命之概观”、“中国劳动家现状”等数篇都颇见功力，梳理清晰，而其中最长的一篇“社会主义学说”作于民国3年，最能看出江氏社会主义的特色。
江亢虎指出，自从1872年“万国劳动同盟”分裂以后，“马克斯派始用社会主义，巴苦宁派始用无政府主义。”而且，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本质上相悖，从理论上看，“一属积极，一属消极；一为向心，一为离心。”从社会主义各派对于财产之主张看更是完全不同，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财产无任何主张表示者也”。故而，“谓社会主义是集产主义犹可通也，谓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则不可通也！”
所以，江亢虎主张的是一种“以个人为前提，所谓完全独立，均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对于个人与个人之关系，即社会的关系，则以相互扶助为枢纽，有亲爱无强权，有合意而无法律”的无政府主义。而这种普适的无政府主义，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分民族的，所谓“社会主义者，世界人类共同之思想也，岂欧人独得之秘乎？”
1919年江亢虎回国，回国为其“社会主义”扬幡招魂，妄图东山再起，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要靠参加国会活动，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制宪要员，并积极搜罗余部，再次组建“中国社会党”。
1921年4月去苏俄，6月，以中国社会党名义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2年1月，江在莫斯科参加远东革命政党大会，会晤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但江的无政府主义政治主张，不可能被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所采纳，他的“社会党”也未被批准加入共产国际。
为寻求国际伙伴，江亢虎再度到西欧游说，后于1922年8月回国，9月在上海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
此时，江亢虎“深感赤化东渐，颇为人心世道之隐忧”，极力攻击“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宣扬他在西欧学到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即“资产公有”，“选民参政”，“劳工补贴”和“提倡联邦制”等，以图抵消“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6月，江亢虎也第三次组建中国社会党（1925年1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总部设在北京，江自任总理。不久，江以社会党代表资格出席了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并成为段的制宪委员，依附于北洋军阀。
1925年8月，江亢虎因被新闻界披露两件丑闻而声名狼藉：一是江晋见清废帝溥仪；二是冯玉祥查获的江亢虎写给溥仪的恭维信。南方大学师生认为江亢虎参预“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案件”，掀起驱江亢虎风潮。江亢虎被迫卸去校长职务，并于1926年10月解散“新社会民主党”。
1927年受任加拿大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汉学主任教授，1933年秋回国。
1934年4月，发起组织存文会，主编《讲坛》月刊，反对白话文和文字改革。
抗日战争爆发后，避居香港。
1939年9月，应汪精卫邀请到达上海，协助汪精卫筹建伪政权。任汪精卫伪政权国府委员、铨叙部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
1940年3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院长等职。
1944年10月16日，发表《国际的孔子与孔子的国际》，主张以“孔子做中心”，建立“孔子的国际”，鼓吹“大东亚共荣圈”，重新打出“中国社会党”旗号。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潜逃南京、北平等地，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
194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
1954年12月7日病死于上海狱中。著有《江亢虎文存初编》等。
江亢虎的一生，除了政治，把全副精力都投在教育上了，《江亢虎文存初编》里一多半文章也是谈教育的，谈如何唤起民众身上天然就有的社会主义精神。
江亢虎的主要著作和文集有《洪水集》、《缚虎记》、《新俄游记》、《台游追记》、《南洋巡回记》、《天宪管窥》、《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中国社会改革》、《江亢虎文存初编》、《江亢虎最近言论集》、《江亢虎博士演讲录》等。
邓云乡先生在《水流云在丛稿》里说，有的人“读书越多越蠢”，说的就是江亢虎。
鲁迅也曾拿江亢虎一贯主张的“保存汉字保存文言”的国粹来挤兑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道，“还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
“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蔡元培帮助毛泽东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他使毛泽东苦心组织的赴法勤工俭学一事最终得以实现。
他给了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机会，解决毛泽东在北京的生计和求学之需。
杨昌济去世后，他发起筹募的抚恤费有一部分后来成了毛泽东办文化书社的资金来源。
他曾经支持毛泽东办湖南自修大学。
他曾经设法营救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古稀之年的他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曾经亲自去游说蒋介石，以三日之绝食促成国共联合抗日之事。
他曾经多次在个人和政治方面给予毛泽东以重大的帮助，毛泽东称他“真是好人”！
在赴法俭学方面的支持
要谈到毛泽东和蔡元培的故事，不能不提到杨昌济。正是由于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才得以认识了蔡元培，并多次从个人和政治方面得到过蔡元培先生的帮助。
杨昌济前往英国留学时，蔡元培正在德国留学，他们都研究伦理学和哲学，所以，当时他们就有交往。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讲授伦理学时，采用的课本就是蔡元培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这本书曾对毛泽东发生过重大影响，已经专题谈过，不再赘述。1918年春，杨昌济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教书，他们成了上下级、同事和朋友。
众所周知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是重要的发起人之一。杨昌济得知后，在给他钟爱的门生毛泽东的信中表达了他希望湖南的有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杨昌济希望毛泽东一边就读北京大学，一边从事社会活动。渴望接触新思想的毛泽东，立刻为这个计划所吸引，于是便有了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1918年8月15日，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了他的家乡湖南，踏上第一次到北京的征途。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充满了神圣与庄严。对于一个来自于湖南山村的青年来说，太具诱惑力了。
8月19日夜，毛泽东一行25人抵达北京。那天晚上，毛泽东住进了烂漫胡同35号的湘乡会馆。
第二天，他就去拜望自己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于是，他就住在了杨家，与看门的老头同住在一间小屋里。不久，为了便于和大家联系，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8人搬到了一起，住在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8个人聚居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对于来自南方的毛泽东来说，北方的冬天显得格外的寒冷。由于北京的消费比长沙高得多，他们不得不以玉米面、窝窝头和咸菜度日；买煤烧炕已足以掏尽腰包，每人买一件棉大衣更是不可能的。他们只好8个人合买了两件棉大衣，轮着穿，以抵御北京的严寒。而这些人中最忙的要数毛泽东了，经常要有一件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就是穿着它，毛泽东在饥饿和寒冷中，为了落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而劳碌奔波。据说，毛泽东还因生活窘迫，三九天常靠吸烟和吃辣椒取暖。
毛泽东这种穷酸艰苦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曾经是小池塘里的大鱼，可现在，他感受到了在大海里做小鱼的痛苦。
在毛泽东等人的组织下，湖南先后抵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这是当时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由于华法教育会的准备工作没做好，一时还不能成行，一部分人开始出现焦躁、失望的情绪。毛泽东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复说明充分准备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任劳任怨，频繁奔走于有关方面。
最后，在杨昌济的努力下，蔡元培最终同意为湖南先办一期预备班，共60人。不久，预备班便在方家胡同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一些湖南的名流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他各省青年，也陆续来到北京。
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时，毛泽东同新民学会的会员曾一同邀请蔡元培等名流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求答复，所谈问题多为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介绍毛泽东进入北大图书馆
刚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感到已经无力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他本是借钱来北京的，现在已是债台高筑，囊中羞涩。他急需找到一份工作，以解决生计问题。幸亏得到杨昌济的热心帮忙，找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大家知道，蔡元培后来曾在报上刊登过一个“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这样一个不愿意为别人介绍职业的人，却给毛泽东介绍了职业！
蔡元培写了张条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就这样，毛泽东得到了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月薪8块大洋，总算解决了生计问题。
在求学方面给毛泽东的影响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听其自由发展”。在他的支持和吸引下，一时间群贤毕至，各种思想、学术聚会，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抱残守缺的封建主义的遗老遗少，都聚集在这里顽强地宣传各自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学生中的学术团体特别活跃，如哲学会、雄辩会、新闻学研究会、体育会、数理研究会、图书报社和《新潮》杂志社等，不下十六、七个。这种环境和气氛，在湖南是根本没有的。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毛泽东来说，这里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
毛泽东像水蛭一样不断吸取周围一切好的东西。这时的毛泽东，高高的身材，长长的头发，满腔热血，怀抱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和奋勇进取的坚强意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海中贪婪地阅读各种书报，并参加了蔡元培领导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和蔡元培加深了交往。还参加了与蔡元培有关的少年中国学会。
第一个就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为会长，他亲自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的内容包括：新闻之范围、采集、编辑、选题，以及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之组织。至于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情况和新闻研究会对毛泽东的影响，另文专门讲述，这里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