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不只受到贝克莱的唯心论的影响，而且也深受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原书有这样一句批语：“斯时即利己主义之人，亦知离群索居之不堪矣。”毛泽东就此发挥说：“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泡尔生说：“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毛泽东在旁边批上了“此语甚精”，并用较多的语言，表达了他当时的一种思想：“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存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存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这段话，无疑是对《新青年》倡导和个性解放精神的积极响应。事实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封建、反宗教束缚的人文主义思想，比起中国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要先进得多。毛泽东为强调个人大价值，提出“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这充分表明，五四以前，毛泽东已经具备了先进彻底的反封建思想。
在“义务及良心”一章，毛泽东更是表达了个人的无上价值，甚至近于激烈和极端。泡尔生谈到道德律出于神之命令之非，以及所谓良心即“道德生涯在客观世界适合自然之性，而反射于各人之意识中者”，毛泽东在此表达了一段经典的批语，他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源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在第四章“害及恶”里，毛泽东更是表达了可以预言他一生的人生态度：“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
毛泽东对于许多他赞同的观点，并非简单地表示赞同，而是加以发挥，这样的例子很多。
泡尔生在原书说：“凡实践问题，其发生常在学理问题之前，而尤为重要。所谓科学者，率由求实践问题之解释而后起。”毛泽东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他说：“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这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具备了“学皆起于实践”的思想。后来，他写下了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实践论》。
泡尔生认为：“苟有一民族焉，其间人人果有同一之具足生活，则意味索然。且其民族中之各人，性质同，生涯同，而仅仅以某甲某乙为分别，亦复成何民族耶。故所谓人类具足之生活者，乃合各人各种之具足生活以成之，而非取其雷同者也。”毛泽东的批语说：“发达个性。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这表明青年毛泽东已经具备了辩证法思想。泡尔生说：“吾人所见各人有大同之动作者，徒观其表耳，苟求其内情，则无一不具特性。”和泡尔生一样，毛泽东对特殊性极为重视，因此他在此页的书眉上批上了“切论”二字。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共性即包含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
毛泽东在概括了原书第一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第一段的大意后说：“即善恶之区别以何为标准——一说只论动机，一说兼论效果。”关于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后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泡尔生在原书中说：“吾人果得此无障碍之满足，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如常胜之游戏焉。夫弈者苟知每局必胜，则无乐乎对局。猎者苟知每射必获，则无乐乎从禽。彼初无觊觎利益之希望，而以弈猎为消遣者，正以其或胜或负，或得或否，不能预必耳，否则兴味索然矣。”毛泽东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这显示出毛泽东好奇求变的性格和气质。
从毛泽东的批注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对哲学的浓厚兴趣。毛泽东在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中批注说：“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这一章谈到了宗教、世界观、形而上学、惟（唯）物论、无神论、泛神论、怀疑论、宇宙的构造和本质、灵魂不灭与死后的生活、时间是什么等哲学问题；也谈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休谟、康德、叔本华、黑格尔、费希纳等一大批哲学家。毛泽东在这一章一共写了19条批注，足见他对哲学的兴趣。
书中曾引用斯宾诺莎的观点：“世界者，现实也，其绝对一致之本质，则实体也。一切事物，虽若独立之状，而实皆实体之所规定，实体次第发展，为有意识进化之世界，与无意识进化之世界，而此两界间，又有普通中行之性质。至管理此两界之自然律，则又出于实体之自动，而非若机械之受迫于外力也。夫实体既不受外力压迫，而特由内部冲动，以开展其本质之内容，而为现实界，是即其惟一自由之原因焉。”这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表达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似乎有着渊源关系。
毛泽东对泡尔生强调抵抗、对立面的作用的哲学思想最为重视。书中说：“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毛对此深表赞同，他的批注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书中说：“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毛泽东举例证明：“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书中说：“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毛泽东批注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泡尔生在书中说，“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练。故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足是养成焉。”毛泽东的批注是“振聋发聩之言”。
毛泽东在书中的一些批注，实际上反映了他一生处世行事的心态，例如，他在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遭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这种思想反映在毛泽东晚年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运动中，因为他终其一生认为，没有挫折，没有冲突，没有波澜的理想的大同世界，是人生所不能忍受的。
在谈论到生死、成毁的问题时，显示了青年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泡尔生引述了歌德的观点：“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毛泽东发挥说：“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甚至在书中写下了这样的批注：“余曰：观念即存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观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其中的辩证法发挥到了极致。关于其正确与否，还有待世人评论。
毛泽东在批注中还认为“必尚有各种人生以外之世界”，这充分表明他思维开阔、好学深思、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毛泽东受徐特立影响，坚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其实，笔到之处，也就做到了耳到、眼到与心到。
毛泽东一生读书，坚持勤于批注、勤于思索的习惯，这使得他的书读得更精，更深。他不只是把书籍看作前人思想的记录，更把它当成了内心探讨、思考的起点。毛泽东这种高明、高效的读书习惯和读书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效仿、学习。
“独服曾文正”
——曾国藩对毛泽东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曾国藩给清朝统治者卖命，镇压了改变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青年毛泽东怎么会喜欢读他的书，并且说“独服曾文正呢”？
曾国藩家书卷一治家篇首页。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国藩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没有曾国藩及他的湘军，清朝早被太平天国给灭了，至少也会使国家疆土分裂。曾国藩本是一介书生，根本就不懂得军事，他居然回家办团练，训练湘军，结果，他成了摇摇欲坠的清政府的救命稻草。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国藩带领湘军打败太平军，获得了显赫的声名。他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对后世的影响，“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古人追求功名，常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功、德、言，曾国藩这三者兼而有之。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偶像。
近代的中国人，上至达官贵人，如李鸿章、张之洞、梁启超、袁世凯等，下到仁人志士、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的治学为人和军事才能。可以说，曾国藩影响了一大批人。
曾国藩是湘乡人，毛泽东的外婆家正好在湘乡，而毛泽东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过半年书。在此之间，从老师那里以及乡间流传的故事里，他不会不知道大名鼎鼎的曾国藩。
杨昌济对曾国藩的推崇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
第四师范时的毛泽东。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习，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对他影响较大的两个老师：国文课老师袁仲谦和修身课老师杨昌济，都非常推崇曾国藩。
曾国藩是杨昌济心中最大的偶像。杨昌济佩服曾国藩的武功，佩服他的办事精神、治学之道和文风。杨昌济无论治学乃至立身行事，都以曾国藩作为自己的楷模。这自然对他的学生毛泽东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在杨昌济的日记——《达化斋日记》中，有许多关于曾国藩的记载。
例如，1899年8月18日写道：“日内又萌停看《通鉴》（指《资治通鉴》）专看《文编》（指《皇朝经世文编》）之念，此大不可也。昔曾文正自定课程，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间断，此可师也。”
1914年9月12日：“昨日将曾文正公家书钞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钞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名曰曾氏嘉言。”
1914年10月23日：“曾文正在营中读书如常，云借此以养心。”
1915年3月4日：“今日从周印昆处借来曾文正手书日记，共四十本。观文正之所以自克者，如多言、好名、忿怒等，余幸无之；又如好谐谑，亦非余之习惯。”
3月12日：“今日看文正咸丰九年十二月日记，兼看同时之家书、家训，于文正为事益为了然。惜无书札奏牍耳。”
杨昌济下了一番大工夫用来研读曾国藩的日记，在他自己写的《达化斋日记》中，可以看出模仿曾国藩的态度，常常自省的地方。
例如，1899年8月20日：“日内忽忽不乐，实为非理。平心自问，有何不足之处耶？若大局危急，则所谓他人之事，天意主张者，尽吾一人之心，一日之心而已，徒忧何益乎？子曰小人长戚戚，传曰无忧而戚忧必雠焉，不可不戒也。”
1899年8月24日：“予恒有自满之过，形于辞色，二三益友，往往微示风旨以警动之。此大病痛，宜痛加克治者也。人莫不自智而愚人，不知人之窃笑其愚也。负质愚鲁，虽竭力学问犹不免于笑焉，是诚莫可如何之事；惟忽好自用以益人之笑，斯为极不可忘者。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诗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反顾生平，不胜愧悚。”
1914年3月18日：“人在社会之中，不能绝无交际，要不可过于脱略，使人生恶感情。余今日赴席，散席后即归，未与座客一一告别，似乎简傲，此后宜留意也。”
1914年7月18日：“昨与人谈话，有讥议人之处，此大不可也。盖乘兴而流，未及检点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