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爵滋的奏折引起了道光帝高度重视。道光帝当即谕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不久，各督抚大吏先后上折表述自己的观点，只有贵州巡抚贺长龄看法独特，他认为，银贵钱贱的原因在于铜钱是由官府铸造的，年年都有增加，而银子却供给不上。其他督抚大员都认为银贵钱贱的根源在于纹银流出海外，纹银外流，是由鸦片造成的后果，因此都同意严禁鸦片，只是在禁烟措施和打击重点等方面，意见有所分歧。基本拥护黄爵滋观点的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湖南巡抚桂良、护理湖北巡抚张岳嵩、安徽巡抚卜星额，其余的人则认为以死刑治吸食者过于严厉。他们各抒己见，对于严惩的对象表白不一，有的主张应严惩贩烟和开设烟馆之人；有的主张应严禁烟船入口及查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先应严海口之禁，次加兴贩开馆之罪；有的则主张必先重惩海口接引奸商；还有的主张必须先严惩官吏中的吸烟人犯。应该说，这些督抚大吏各有见地。因为黄爵滋提出的以死刑重治吸食的主张固然十分必要，但是应该看到烟毒泛滥的严重程度，因此必须从惩治走私、入口、贩运、囤积、海口接引、开设烟馆等多方面全面治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说，这些不同意见是对黄爵滋主张的补充和完善。
在地方大吏回奏中，林则徐的看法卓尔不群。林则徐不仅完全赞同黄爵滋的主张，而且还酌拟了禁烟章程六条，拟定了重治吸食的具体措施。没过多久，他又向道光帝奏报了自己在湖广辖境内严行禁烟的成果，指出民间情形不是不畏惧法律，习俗完全可以改变，只要法令森严就可达到禁烟目的。林则徐让道光帝看到了现实，也让道光帝看到了希望所在。林则徐同时还呈上了《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这份附片进一步阐述了鸦片贸易的危害，警告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自身，故杖徒已足蔽辜。
迨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综观道光十八年（1838年）清政府内部有关禁烟问题的大讨论，其焦点不在于弛禁或严禁，而在于如何严禁。无论“死刑论”是否能够通行，朝廷厉行禁烟的决心已经昭然若揭。十八年（1838年）七月以后，因吸鸦片而被治罪的皇亲国戚、政府要员有很多，比如辅国公溥喜、伯爵贵明、男爵特克慎等。各直省大员也担负起查拿烟土的重任，直隶、山东、江苏、湖北、湖南、福建、浙江、江苏等地都有多起烟土案被查获。与此同时，两广总督邓廷桢依然在广州推行他的禁烟措施。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估计有二千多名鸦片贩子、掮客、吸食者被捕，有一些人因为罪重而被处以死刑。十二月中旬，鸦片商见大势已去，纷纷逃亡，一箱鸦片都卖不出去。在东海岸，鸦片烟船与军队的冲突在加剧，鸦片销量有限。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广州价格时报》已无法报道鸦片的具体价格，因为鸦片贸易已不存在了。由此可见，邓廷桢在广东地区的禁烟行动给了英国商人以很大打击。
在全国禁烟浪潮中，道光帝把工作重点作了转移，那就是杜绝鸦片进口。他在上谕中说：“鸦片烟传染日深，锢蔽日久，如果不清查来源，那么这个患祸到什么时候为止呀？”
十八年（1838年）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谕召林则徐进京，于十一月十五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3天后，道光帝又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和广东巡抚怡良全面支持林则徐，完成禁烟任务。道光帝对此寄予厚望，希望他能为中国铲除一大祸患。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一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开始采用前所未有的严酷手段清除烟祸，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自此掀开了又一个新篇章。
吏治整顿
道光帝求治
清查陋规
道光帝颁布的第一道上谕，就是接受大学士英和的谏议，令各省督抚率领藩司逐一清查陋规，认为陋规非一日而成，陋规导致民不聊生，国家疲弊，一定要加以整治才能长久。
这道上谕在道光元年（1820年）九月十一日发出后，道光帝亦担心地方官滥奏塞责，又于五日后再发谕旨，强调各省督抚不要掩耳盗铃，听之任之，漠然视之，一定要秉公执法，妥善治理。道光帝一再下旨，态度很坚决，实际上，他要整顿吏治陋习，不过是要明确规定陋规限额，抑止官吏漫无边际地剥削百姓的贪心。这虽不彻底，但即使这样，也不免要触动整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对。朝中的反对派以上书房总师傅、礼部尚书汪廷珍和内阁学士汤金钊为首，地方大吏则以两江总督孙玉廷和四川总督蒋攸铦带头。他们找借口来阻挠限制陋规，并且振振有词：“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能依赖督抚的公正严明，而立法是限制不了的。”
道光帝连遭朝野上下强烈反对，便不再坚持前议，反而以自己甫奉嘉庆帝梓宫回京，因心绪烦乱，又是刚刚亲政，对于天下吏治民生的情况不太熟悉，表达了自己的清白与自责。继而他又表彰反对查陋规的孙玉廷、汪廷珍、蒋攸铦、汤金钊等官员，对他们大力提拔，予以重用。
整饬吏治
作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道光帝为了庞大的清政府能够长治久安，亟需整饬吏治。
他曾叹息，我的好地方，怎能听凭人们任意践踏呢？但另一方面，他无法也不敢与那些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对着干。面对积弊丛生的腐败吏治，道光帝转而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他撰写《御制人臣儆心录》，指斥地方官到位时先不问地方的利弊，却先问油水多少，一切公事先委派给幕友、书役，营私舞弊，积习已久，不足为训。因此他要求各大员多加劝导，振奋精神，使知道羞愧的人勉力，自然可以挽回损失。道光帝在委托张集馨查看四川、西藏之间的驿站时说：“四川界接西藏，文报尤为要紧，近来驿站马匹，多不足额，汝在省办事，固不能无故出省，即路过点查，亦恐查验不出。文气一点儿地说，州县一闻验马，早已挹彼注兹；俗气一点儿地说，早已东挪西掩。汝即委员抽空查看，委员回省也是欺饰。我倒有一定主见：你们没有必要查点，如果遇到文报迟延时就参奏一二员，他们自然会有害怕的。”显然，道光帝洞晓下有对策，上下相蒙，积重难返，无奈之余也只好退而求其次，警告一下，使官吏们有所收敛而已。
道光帝的政绩之一是裁减冗员。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帝已当政十余年，具备了丰富的应变能力和统治经验。这时发生了徐寅第案，他曾收受贿赂二千四百两纹银的寿礼。
道光帝得知后，决定严办此案。因兵部尚书松筠曾任直隶总督，且为徐寅第的顶头上司，又与其案有牵连，故道光帝在下旨追查、严办徐寅第的同时，将松筠罢职，并宣谕裁减冗员。许多官员滥竽充数，在任期间无事可办，一切公用都是从民间搜刮得来，如果多设一个官职，老百姓反而要受这个官的牵累。因徐寅第案事实俱在，道光帝以此为借口，令裁冗员，众人无异议，结果，直隶自通判以下裁去二十余员，广东、江南、陕甘、江西、云贵、湖南、浙江、福建各省皆规模不等地裁汰冗员。虽然此外尚有力不能达到的地方，但毕竟触动了全国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支持陶澍
道光帝鉴于清朝国运衰微，下诏求治与改革，他的见解是同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系的。
当时，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变通的迫切性，要求改革成为了一种迫切的呼声，道光帝亦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曾叮嘱新选翰林张集馨：你在家应当读一些经世之书。文酒之会，是翰林中的陋习，应当检点。可见，他对经世之说持赞许态度。道光帝在求治过程中，陶澍最受宠爱。陶澍是道光初年在政治上脱颖而出的封疆大臣。当时安徽库款亏空严重，账目混乱不堪，清查五次，都未得到明确的答案，陶澍在道光元年（1821年）任安徽布政使，钩核档案，分别应劾、应偿、应豁等项一一开列，将30年的糊涂账，一一澄清。道光帝对陶澍的这一政绩十分满意，陶澍自此平步青云，并在道光三年（1823年）被提升为安徽巡抚。次年，漕运受阻，道光帝命两江总督、漕运总督，江苏、浙江巡抚等议海运。不料，这些官员拘泥于陈规陋习，借口海运“窒碍难行”，却花费120万两帑款疏通旧运道，结果毫无成效。道光帝勃然大怒，降调处分了两江总督等四位封疆大吏，改派琦善为两江总督，陶澍为江苏巡抚，再次商议海运办法。陶澍在道光五年（1825年）五月到任，新官上任三把火，立即投入到筹划海运中。加之朝廷上主持政务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积极支持陶澍改革海运。因此，当年底，海运计划就由道光帝正式批准，并于道光六年（1826年）一举而获成功。道光帝极为宽慰，发布谕旨褒奖陶澍，称：去年因河务阻滞，于是各位大臣要求试行海运，因为是首创，办理困难，办事大臣竭诚用力，所以赏陶澍戴花翎。道光十年（1830年）,又提升陶澍为两江总督。年底，陶澍开始从事盐务治理。道光帝派户部尚书王鼎到江苏视察，王鼎亦支持陶澍的主张，提出裁两淮盐政，盐务归总督管理，以便事权归一。道光帝批准了王鼎的建议与陶澍的改革方案，于是陶澍大权在握。此后，淮北开始改行盐票，并取得试行成功。道光十一年（1831年）正月，道光帝下旨鼓励陶澍：该臣身受重恩，应任劳任怨。朕期望盐务有所好转，所以加以勉力，希望能够成功。从此，凡陶澍提出的有关盐务的建议，道光帝无不立即照准实行。陶澍在淮北实行盐务改革时，损害了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益，一些被裁革的不法总商对盐政改革进行破坏，制造流言蜚语，唆使朝中御史弹劾陶澍。扬州还有人在当地印制的纸牌上绘一桃树，另绘一个人作砍伐桃树状，通过这种卑鄙的方式加害侮辱陶澍。陶澍将此事上奏朝廷，同时提出“恐误全局，请易专管为兼管，以顺物情”。道光帝没有受流言左右，反而明确支持陶澍在淮北改盐票的举措。针对陶澍上奏之事，道光帝发布上谕，称：这些人的举动令人发指，然而为国家为天下出力的大臣，可以弃之不顾，尽心报国，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那些人会绳之以法的。
并再次称赞陶澍于淮北试行票盐制的优越性，说：
该臣要振作精神，在万般困苦中，勉力为之。盐务已渐有起色，要尽心报国，不要迷惑于那些流言蜚语。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月，3年考绩之后，道光帝表扬的八位大臣中，又有两江总督陶澍，称他办事十分用心，两淮盐务渐渐有了起色。十五年（1835年）正月，陶澍入觐，道光帝特地赐御书“印心石屋”匾额。此次，陶澍迫于物议，又提出设盐政以专责成，道光帝不依，仍旧表示支持、信赖陶澍改革盐务，降旨道：陶澍德才兼备，任劳任怨，对盐务大加整顿，精心治理，终于使盐务有了起色，不愧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从此“倚畀愈专”，放心地将两江重地交与陶澍治理。陶澍不负重任，为清廷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光帝追念陶澍“实心任事，不避嫌怨”，谥文毅，晋太子太保。
清朝自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庸俗之辈占据高位，加上政治腐败，士林凋芜，自然人才萎靡。相比之下陶澍应该算是比较出色的了，他筹海运，改盐票，都获得极大成功，并且还曾致力于治理运河河道工程，为清王朝的国计民生立下了汗马功劳。陶澍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除个人因素外，外部环境也为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嘉、道二帝都深切感受到改革的迫切性，特别是道光帝对他始终如一地信任与重用；当时朝廷上下笼罩在经世致用的氛围中，陶澍与身边集聚的有志于革故鼎新的重要人物及思想家，如贺长龄、魏源等，互相激励，益己益人，成为一个具有勃勃生机的团体。
陶澍的改革及其成就，虽然只限于江南一地，但陶澍，以及贺长龄、魏源等面向现实，励精图治，兢兢业业，研究关涉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重视变革，志在匡时救国，所造成的影响，为积习已久沉闷腐败的清朝社会带来一些清新的风气。此后，进步的思想家、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断汇聚于“经世致用”旗帜之下，这种研究实际问题，经世致用的风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号召力，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
嘉道年间的三大政务
漕运
漕粮是清政府向地方上征收的实物田赋，每年大约有四百万石经由运河输送京师。清朝统治者把漕粮看成是天朝生存的支柱，既不得任意减少征收的数额，更不得任意改变运输的办法。然而，天下无百年不弊之法，漕运中的消耗大得惊人，百弊丛生。首先，是运河依赖黄河接济，而黄河积弊已深，运河反受其累，嘉庆朝既已不可收拾。当时朝中大臣里就有人认识到：近年来运河变浅受阻，主要是由屡次漫口造成的，而漫口是由黄水倒灌造成的，倒灌又是由黄河垫高造成的，所以说运河不是造成积病的原因，而是受害之地。
其次，腐败的吏治严重地危害着漕运。当时已有人指出漕运中的贪污腐败，开始于乾隆中期，嘉庆年间更加严重，道光时已非常难治了。漕米来自南方数省，从征集到运输，至最后由京师通州仓库人员验收，自始至终必须给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人员不断打点。
如在征收漕粮时，便有各州县“私收折色，及刁生劣监收揽包交”，又有“仓蠹作奸，搀和滋弊”。而各州县也有很多客观上的问题，比如粮仓少而粮多，难以保管，难免造成米色不纯。运军借口粮不纯，趁机勒索州县，“逐船挑剔，不肯收兑，致粮户无厫输纳，因之滋事。运军乘机恣索，或所索未遂，船竟开行，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运丁和运弁的头目即尖丁，尖丁长年混迹于各江各海，都是一些流氓无赖。及至“漕米兑竣，运弁应给通关。
通关出自尖丁……尖丁索费州县，不遂其欲，则勒关不与，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运军运弁狼狈为奸，州县惟恐误兑，势不得不浮收勒折以供其求”。州县太多贪官污吏，米色很难精心选择，漕运之败坏，难以根治。百姓交纳漕粮苦于被勒索，办漕人员又苦于运军运弁的刁难。运军运弁也有难言之苦衷，他们运粮、交粮要经历一道又一道难关，“如漕船到通，仓院、粮厅、户部云南司等处投文，每船需费十金，由保家包送，保家另索三金。又有走部，代之聚敛。至于过坝，则有委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需十余金。交仓，则有仓官常例，并收粮衙署官办书吏种种需索，又费数十金。此抵通之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