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住大臣，弘历又注意到了稳定内宫问题。八月二十五日，他对太监颁谕说，国家政策关系重大，不许妄行传说。皇太后仁慈，抚爱朕躬，凡有所知，岂有不告之理？但市井传说，多有舛误。今后凡外间传闻，无故向廷传说者，即为背法，查出定行正法。“若太监略有放纵，许内务府总管先拿后奏。”这一谕旨是为了防止太监向内宫走递朝廷信息，播弄是非，干扰政局。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帝将泄露朱批的太监高云从处以磔刑。
弘历还降谕都统莽鹄立，命令他把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西苑。上谕从为亲者尊者讳角度出发，轻描淡写地说他父亲视张太虚等炼丹术为“游戏消闲之具”，也知道这批人是“市井无赖之徒”，从未用过一药。这位年青皇帝对炼丹术的鄙视与厌恶，表明他具有反对愚昧的可贵精神。
九月三日黎明，大驾卤簿全设。弘历先着素服向雍正帝梓宫行九拜礼。然后更换礼服，奉皇太后到永寿宫，亦行九拜礼。接着，至中和殿受内大臣和执事官行拜，再到太和殿即皇帝位，受亲王以及文武百官、朝鲜等国使臣朝拜，颁诏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
乾隆初政
以宽代严
雍正帝刚刚去世，乾隆就建立起了以他为核心，以鄂尔泰、张廷玉为辅佐的最高统治集团。当月即发布了雍正帝的一份遗诏，大意是说，施政的宽与严，要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从前人心浅薄，官吏营私，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现在皆知儆戒了，这样，过去严敬的条例就可改得宽松一些。当初由宽改严者，也只是一时之计，待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情恢复从前的约章。这份遗诏，实际上是在乾隆皇帝的指导下后来起草的，目的是阐述他的治国指导思想。随后，乾隆帝不断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其治政思想和主张。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初九，这位登上帝座才30多天的新君，便下谕给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总理事务王大臣，讲述以宽代严之事。
在这道谕旨中，乾隆帝主要讲了3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肯定了皇祖康熙帝以宽治国方针的正确，认为这项方针使得国家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举国上下一片欢乐景象。二是说明皇父雍正帝主严是出于形势的需要，怕因为政策过宽而出现弊政，因而整饬纲纪，澄清吏治，目的还是为了“惠爱”赤子。究其用心，与康熙帝的宽大方针并不矛盾。第三点最为重要，是下达这一谕旨的主要目的之所在，即正式宣布以宽治国，详细论证现在主宽的必要性，说主宽是因时制定，是以柔济刚，相辅相成，与先皇之政并不冲突，要求总理事务王大臣认真体会其“宽大居心”和“用宽之意”，严明振作，使其能“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
他认为康熙、雍正两朝统治政策宽严不一。康熙朝以宽大为治，宽有余而严不足，造成朝臣奉行不力，人们心性乖张，官吏不知公事，奸人不畏法度。雍正朝严猛为尚，严有余而宽不足，致使政令繁苛，人们遇事紧张，每一件事都严令苛责，官吏人人自危，政治空气极为紧张。有鉴于此，乾隆皇帝提出了他的治政指导思想，即以“执中两用”为准则，“宽严互济，交相为用”。他认为，为政之道，要不拘束于常法，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政策，即所谓“损益随时”；要恩威并施，柔中有刚，刚柔相济，即所谓“宽猛两用”。
乾隆上台之后，面临着的是皇父雍正帝留下的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局面，为了缓和这种极不正常的时局，乾隆对雍正的政策作了较大幅度的改变和调整，首先是全面纠正前朝弊政，清理政治积案。
雍正生前，信奉佛道，热衷于巫术，特别是到了晚年，对佛道的信仰已经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在宫内豢养了一大批道士，跟随其左右，并责成专人为他炼长生不老的金丹妙药。乾隆则认为这些道士都是骗子，十分痛恨，他即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道士巫师们驱逐出宫，遣回原籍，痛骂为雍正帝烧炼丹药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实为“市井无赖之徒”。并警告被驱逐出宫的道士们，不许在外随意议论、传播宫中事情，如有发现“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对全国各地的僧道，乾隆也加以全面限制。下令严格审查僧人身份，毁禁僧人着述，禁止各地擅造寺院等。乾隆的举措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同，特别是在宫中，反应尤其强烈，因为那些道士因雍正帝的宠信而飞扬拔扈，胡作非为，以宗教迷信干扰政务，宫中大员们敢怒而不敢言，早已对这些道士恨之入骨。
清除僧道之后，乾隆即刻着手解决宗室内部的纷争问题。雍正帝继位，是经过与其众多兄弟进行一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激烈角逐，使用各种手段而得到的。他在争夺皇位过程中和继承皇位之后，对他的竞争对手——皇兄皇弟及宗室异己，进行了无情的排斥和严厉的打击，或终身监禁，或削爵夺藩，或抄家流放，兄弟反目，家庭惨变，宗室内部矛盾重重。如何处理好皇族家政，对乾隆来说也是一次严峻考验。他在即位一个多月之后，接连下达了数道关于处理宗室内部问题的谕旨。十月初八，在第一道谕旨中就提出允禩、允禟已获罪而死，但将他们的子孙摒弃于宗牒之外，处理过重。初十，下令宗人府查清因罪而革退的宗室，分赐红带、紫带，载入玉牒。事过两天，许多被禁锢的王公宗室被释放，不久又将侥幸活了下来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犯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禵宽释回家，并赐给他们爵位。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乾隆结束了这场十几年来悬而未决的公案，紧密地团结了宗室力量，增强了皇族内部的向心力，彻底解除了皇帝的“内顾”之忧。
在处理雍正遗案中，除曾静、张熙投书案进行了从严从重处理，其余大多数进行了宽大的处置。
雍正在位时间虽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就是在这十几年里，政治斗争接连不断，大案要案接踵而至。在历次斗争的风浪里，无辜的受害者大有人在。为此，乾隆帝从纠正政治冤狱入手，以便树立自己新的形象和威信，争取社会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缩小敌对阵营。对那些在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被革职的知县、守备以上的文武官员视情况进行起用，释放在各起文字狱案中的涉嫌人员等。即使是一些非冤假错案，乾隆帝也采取了宽大的办法予以处理，如释放因贻误军机而被判死刑的名将傅尔丹、岳钟琪；赦免因诽谤程朱而发配军台的御史谢济世；还有许多亏空钱粮、侵吞公款的官员，也多被免予追赔或处分。他的这些举措，同雍正的刻苛严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世人面前树立了一个宽厚仁君的良好形象。
在团结了宗室、减少了敌对势力、皇帝大权基本掌握在手之后，乾隆帝便以充沛的精力和大干事业的雄心壮志，开始了新政策的实施，这时全面处理国家政务摆到了乾隆皇帝的议事日程上来。
勤于朝政
乾隆帝在处理完雍正的后事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全国政务的处理上。他常常五更上朝，召见大臣，批阅奏章，详细了解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大小事情。他在勤政殿房间亲书《尚书·无逸》一篇用来经常提醒和督促自己。
在选用人才的同时，乾隆皇帝对已有的官僚体系进行整肃，雷厉风行地惩办了一批贪污腐化、欺压百姓、滥用权力、不干实事的贪官污吏，使清初的吏治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
为了进一步对各级官员加强了解与控制，乾隆元年开始陆续调各地提镇、各省藩臬来京引见，乾隆三年（1738年）下半年以后，引见范围又扩大到了副将、参将、道府官员及部分知县。通过这些方式，乾隆帝很快掌握了全国文武官员的基本情况。
乾隆皇帝下达了许多表明自己爱抚百姓的谕旨，宣布自己即位以来，便“以爱养百姓为心”，为了“加意培养元元”“爱养黎元”“加惠元元”“爱养民生”，而日夜操劳，励精图治，革弊兴利。乾隆皇帝为什么要如此地“爱养百姓”，这是夸夸其谈的陈词滥调，抑或是一种实情的反映？仔细分析他的一道重要谕旨，便可了解清楚。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二十五日，刚即帝位22天的乾隆皇帝，给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总理事务王大臣，下了一道类似政纲的十分重要的长谕。
在这道诏谕中，乾隆谈到了四个问题。第一，“本固邦宁”。他着重指出，自己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兢兢业业，“时廑本固邦宁之至虑”，时时刻刻考虑本固邦宁之事。
第二，“恒产恒心”。乾隆帝认为，要想作到“本固邦宁”，就必须使人民进行稳定的生产，因为恒产与“恒心”是“相为维系”的，有了恒产，才能产生恒心，百姓不愁吃穿，“饱食暖衣”，仓有余粮，才能“知礼义”“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这样，民心顺，四海宁，“太平有象”，反之如果民贫如洗，饥寒交迫，哪怕酷刑滥杀，民亦将起而反抗，天下就很难太平了。
第三，“生齿日繁”“民用难充”。乾隆帝非常清醒地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民间现状非常严峻，在谕中着重指出，满汉人民“生齿日繁”“地不加广”，人多地少，因而“民用难充”“民产难制”。
第四，“勤政爱民”。乾隆帝认为，要想解决困难，使民有恒产恒心，达到“本固邦宁”,君主必须勤理国政，为民兴利，内外官员必须善体帝心，实现君之志愿，讲求利民富民之法，不得欺压百姓盘剥人民，“朘民生以厚己生”。
这道谕旨，是乾隆执政期间的重要施政纲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确在努力这样做，勤理国政，“爱养百姓”，兴利除弊，以图达到民有恒产恒心，本固邦宁。他在乾隆四年（1739年）四月十二日谕告群臣说：“朕自即位四年以来，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这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登基四年来施政的自我总结，在以后的执政时间里，他也是这样自勉自责和努力的。
乾隆帝还视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时期和地方，不定期、不定量地进行积欠的蠲免和赈恤灾民。乾隆帝登位之初即谕令：将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各省民欠钱粮全部豁免，同时又豁免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旗退地亩租银及入官地亩租银租粮等。对于各地发生的水旱虫灾，乾隆帝还多次向老百姓发放粮款予以赈济，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人民群众因灾造成生活困难的程度，如在灾区推行以工代赈、免除灾区商人米粮、开仓平粜、设立粥厂、兴办普济堂、育婴堂等慈善机构。
农业是国家之根本，以乾隆的观点来看，国富有赖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民安有赖于农民生活的稳定。乾隆登基以后，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得到了不少好处。
乾隆在当上皇帝的初期施政的短短几年里，其治政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既符合实际，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又深得民心。他一上台便以“与民休息”“为政务实”的精神，从中央到地方，从宗室到民间，全方位地对各种政务进行了综合治理，取得了辉煌的政绩，为乾隆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苗疆风云
古州叛乱
雍正去世后，遗留给乾隆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西南和西北的民族问题。他说：“目前紧要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
西南民族问题，即“苗疆用兵”，指的是贵州古州台拱一带苗族原土司发生叛乱。
改土归流削弱了少数民族地区割据势力，是加快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进步政策。但它触犯了土司利益，必然引起土司的强烈反对。鄂尔泰以武力作为后盾，剿抚结合，在少数民族地区加以推行。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他首先出兵荡平广顺州长寨后，建营驻兵，分兵把守险要关隘，“易服雉发，立保甲，稽田户”，并乘胜招服黔边东西南的定番、镇宁、永丰等2000多个苗寨。古州（今贵州榕江县）的改土归流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才着手。此处“自恃地险峻，出没靡宁，扰害居民，劫夺行旅”，成了地方良善的心腹大患，是“自古未归王化之地”。又有人传播说“改流升科，额将岁倍”，所以当地土司顽固地抵制改土归流。当年三月，鄂尔泰平定古州，雍正立即嘉奖鄂尔泰及协助鄂尔泰执行改土归流政策的贵州巡抚张广泗。
雍正九年（1731年），鄂尔泰返回京城。古州苗族头人“伺公已北上，文武官弁又不善防范，致复作乱”。雍正十二年（1734年）古州地区传闻纷起，说是“出有苗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所属八妹、高表等寨“为谣言所蛊惑”，聚众发动叛乱。叛乱以古州、台拱为中心迅速蔓延，攻掠所至，达凯里、施秉、黄平州、清平、余庆、镇远、思州，震动省城。五月，雍正派二万名湖广、广西、云南、四川官兵进行围剿，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一调遣，湖广提督董芳任副职。雍正还任命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和工部尚书徐本等为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令刑部尚书张照和副都御史德希寿立即赶到贵州，指挥征剿。
张照是鄂尔泰的政敌。古州发生叛乱，鄂尔泰引咎辞去伯爵。张照到达贵州后，并没有集中全力征剿，而是绞尽脑汁考虑如何进一步攻击鄂尔泰。他一方面上疏密奏“改土归流非策”，另一方面鼓动哈元生也上疏弹劾鄂尔泰。哈元生是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自然不愿与张照合作。张照转而支持董芳，在前方专主招抚。“当是时中外畏事者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几尽失，前局几尽变”。西南改土归流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局面。
乾隆用兵
正在这关键时刻，雍正驾崩西归。年轻的乾隆皇帝面对群情激愤，弃苗疆之论充斥朝野而毫不动摇。他坚持用兵，果断地采取三项措施，力挽危局。
首先，迅速调离前方主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四日，乾隆执政第二天，降旨调张照返京，以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谕令速往办理。乾隆用张广泗代替张照，可以说是明智的。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以监生入赀授知府。雍正四年（1726年），协助鄂尔泰在云贵搞改土归流，次年提升贵州按察使，雍正六年（1728年）率兵讨平都匀、黎平、镇远、清平叛乱，因战功卓着授巡抚。十年（1732年），以副将军之衔，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出兵西路，讨伐准噶尔部叛乱。他在出任苗疆总理事务大臣之前，是湖广总督。
其次，指示前方剿抚相结合，禁止滥杀无辜的暴虐行为。清军纪律败坏，侵扰百姓，一贯胡作非为。如八寨协副将冯茂，“杀诱降苗六百余，及其头目三十余冒功，于是逃归播告党徒，结盟益坚，多手刃妻女而后出抗官兵，蔓延不可招抚”。不论好坏，一概屠杀，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乾隆对这种凶残的做法极不赞同。他在九月二十四日颁布谕旨：“凶顽之寨及首恶之人，定应剿洗擒获，务尽根株。其余附和迫胁之苗，分别料理，必令尽缴器械，方许投诚”。区别已抚与凶顽，分清首恶和协从，针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政策，必然减少阻力，有利于战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