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对于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五、清皇室允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权，为主管皇室内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六、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查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
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办理。
七、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
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内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
然而，清室不严格遵守民国法律，却要求民国法律保护“优待条件”。袁世凯当政期间，对清室处处表示“关怀”、“保护”、“尊重”，极力主张把“优待条件”写进国家根本大法，理由是中国由帝制改为共和应归功于“清帝后之能让”，故必须“保前清之尊荣”。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没把“优待条件”写进去，他指其为“疏漏”。
“约法会议”制订《中华民国约法》时，袁世凯提出：“似应将关于优待及待遇各条件，别之专条，确定效力，既与事实有合，亦与法理相符。”约法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唯袁命是从，其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专设第六十五条，规定：“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所宣布之大清皇帝辞位后优待条件、清皇族待遇条件、满蒙回藏各族待遇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其与待遇条件有关系之蒙古待遇条例，仍继续保有其效力，非依法律不得变更之。”袁世凯称帝时，清室咨文表示赞成，袁世凯看起来既高兴又感激，在优待条件上亲笔写了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在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大总统申令中，充满了清室咨文和跋语的精神。
民国对大清的“优待条件”有优待又有约束。尤其是“善后办法”，是针对清皇帝种种与民国统治权力、法规制度不相符合之行为进行约束的。
清室强调优待，而对约束方面，并不认真接受和实行，制定“善后办法”之前、之后，均有诸多不安分守己之处。溥仪关起门来称孤道寡，虽然“圣旨”不出神武门，“封官”只限内务府，但操办起来仍然煞有介事。
奢侈的帝王生活
溥仪身边有一批伺候他的太监，吃饭、穿衣、睡觉、游戏、读书……太监不离左右，听从使唤。大总管张谦和还是溥仪的启蒙老师，正式读书之前，张教溥仪认字，读《三字经》、《百家姓》，还以自己的观点讲述政治形势，当然也讲鬼的故事。都领侍总管太监张德安则教给溥仪一些宫中礼节。他们都是他的“奴才”，他可以任意打骂惩罚他们。一个太监不当心踩了博仪的脚，挨了十大板。
宣统退位时，还不满6周岁，刚开始读书。民国通行新式学校，按理说，他该和其他儿童一样到学校去读书，可是他不能。民国虽然徒有其名，但新东西也不少，新名词、新口号、新穿着、新花样……是封建皇宫里没有的，对他来说是禁区，不能学，不能用。他没有这种自由。因为他有尊号，太后和太妃以及生身父母把他关在紫禁城里，要他装皇帝。
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紫禁城里的“小朝廷”，完整地保持着清朝的一切祖制家法、陈规陋习和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
紫禁城内外，依旧驻有大批护军，其森严气氛不减当年。满蒙王公、旧臣、遗老、“遗少”以及活佛们，照例入宫向溥仪跪拜叩头，甚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文武官员、着名新文化人士，进宫也口称“皇上”，以得溥仪的召见、赏赐为荣。袁世凯对小朝廷仍然效忠，于民国二年元旦派人给溥仪拜年；隆裕太后于2月22日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溥仪回忆说：“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他在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辅导下学习汉文，在都统伊克坦教导下学习满文，在庄士敦指导下学习英文。除了读书外就是恶作剧了。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在童年，有许多古怪的嗜好，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他曾想用藏有铁砂的鸡蛋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他的一次恶作剧是给弟弟溥杰送了一大包东西，并令人把这个大包送到醇亲王府。溥杰很高兴地一层层打开，直到剩下像小火柴盒那么大，才发现里面是一块龚便。
溥仪用饭是在东暖阁，每餐饭菜摆三四张八仙桌，菜六七十种，另外四位太妃送来二十几种，米饭三四种，小菜十几种，粥五六种，实际溥仪只吃前面的几种。溥仪不愿吃那上供的饭菜，倒喜欢吃太监们的馅饼，有时过去抢一块吃。某次到太监那儿吃了六张春饼，太监怕他消化不了，两个太监提着他像打夯似的往地上蹾，说是可以助消化。
这位“皇帝”也挨过饿。6岁时有一次吃栗子过多病倒了。有一个多月时间，愚昧的太后只许他吃糊米粥。溥仪喊饿，因太后有令，无人敢给他加餐，以致他有一次一边喂鱼一边把喂鱼的馒头塞进嘴里。还有一次王府送来贡品，溥仪冲上去打开食盒抢一只酱肘子，下口就咬，被太监夺走。
溥仪和太妃们饮用的茶，是“吴肇祥”茶店专为宫里熏制的，大约40两银子一斤。溥仪用的水是从西郊运来的“玉泉水”，一辆插着小黄旗的毛驴车，每天走专门为它启闭的西直门去拉水，这是乾隆帝留下的传统。
穿的也同样考究，从纱到皮毛，只要那个时代有的、最优质的，皇帝都要享用。而且种类齐全，从最薄的纱到最厚的纱，从最短的珍珠毛，到灰鼠、银灰、天马、貂皮，随着气候变化而更换。和饭菜大量做而不吃一样，衣服也是做而不穿。溥仪说：“后妃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四执事库”太监专门负责给溥仪取换衣服，什么时候，什么节日庆典，穿什么有定例，按单子改换，如：袍褂一年更换28件，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这种衣着，华贵无比，但溥仪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至于是否舒适方便他有一段诉说：“皇帝那一身衣服穿起来可麻烦了，鞋子上也有珠子，走起来叮叮当当的。鞋底有厚有薄，最厚的有三四寸高罢，难走极了。”
正月十三是溥仪的生日。这一天溥仪要在乾清宫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派来的专使祝寿。
祝寿仪式按清廷接见外使办理。溥仪坐在乾清宫宝座上，下边两侧站着佩刀的侍卫。桌上放一个黄色匣子，内盛答辞。专使读完“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向大清大皇帝问好”之类的祝辞之后，清宫内务府大臣绍英拿出匣中答辞，宣读一遍交溥仪，专使鞠躬退出，礼成。有一年，袁世凯派来祝寿的专使荫昌，因为荫昌原是宣统年间陆军部尚书，所以正式仪式结束后，又行了三跪九叩首礼，口称代表自己向皇上祝寿。
民国四年（1915年），按祖制，端康太妃等下谕为小溥仪择万年吉地（陵寝所在地），找来风水先生在西陵、泰东陵附近选定墓穴。这年溥仪还不满10岁。
第二次登基
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一日，溥仪第二次登极当皇帝，这年溥仪刚满11岁。复辟，和他的一切生活起居诸事一样，别人怎样说，就怎样做，连说什么话，怎样说，都是别人（师傅）教的。虽不能说全无个人意志，喜怒哀乐尚属于他个人，但政治大事，他绝无自主之权，亦无自主之能。
这次复辟是由中华民国的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一手导演的，康有为也帮了不少忙。
张勋（1854～1923年），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他始终不承认民国政府，一直留着辫子，他的部队也都和他一样留着辫子，他被称作“辫帅”，他的军队也被叫作“辫子军”。
张勋早年的时候参加过中法战争，是个偏将，后来就升成参将，再后来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就一直跟着袁世凯。1913年，他因率军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统率2万军队驻扎在徐州一带。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北京政府大总统是黎元洪，国务总理为段祺瑞。他们之间矛盾重重，被称为府院之争。民国六年围绕着对德宣战问题，府院之争不可开交，政局动荡不已。张勋遂乘机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
正好此时黎元洪、段祺瑞都拉拢张勋。张勋拖之再三，最后决定应黎元洪之请，用调停时局的名义北上。1917年5月，因是否解散国会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黎下令解除段的职务。段到天津后，即策动北洋各省督军在徐州集会示威。会后，一些省宣布独立，不承认北京政府。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
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领3000军队于6月14日入京。张勋进京以后就去叩见当时住在紫禁城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17年6月30日晚，张勋进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张勋对宣统说了复辟的意思，宣统皇帝当时只有十几岁，他回答说年龄小，恐怕难当大任，张勋就说当年康熙8岁登极，也不照样做了一番事业嘛，宣统就说那就勉为其难吧。深夜，张勋派兵占据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
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康有为等群党，拥12岁的溥仪登极。当天发布八道上谕，把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恢复清末官制，封官受爵：封赠黎元洪为一等公，任命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等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萨镇冰、朱家宝、詹天佑、沈曾植、劳乃宣、李盛铎、贡桑诺尔布为外务、参谋、度支、陆军、海军、民政、邮船、传、学、法、农工商、理藩等部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还任命了各部尚书和督抚。
复辟后，溥仪每天一半时间在毓庆宫听老师的唠叨，不是读书，是接受指导。其余的半天，披阅待发的上谕和内阁官报，接受叩拜，或欣赏蚂蚁倒窝，玩骆驼。总之，少部分出乎孩子的天性，大部分参与傀儡的活动。
不过，紫禁城里的确“繁荣”了一阵子，热闹了一阵子。一时间，京城的大街小巷又都挂起了龙旗。老百姓受张勋之命，悬挂龙旗，有的甚至用纸做的龙旗应付。清朝袍褂、发辫，都成了畅销货。清室王公遗老们，抢购朝服，定制马尾假发辫，穿戴上大摇大摆地出入宫门，招摇过市。师傅们精神倍增，忘乎所以。大总统黎元洪在宣统复辟之后，坚持不退出总统府，陈宝琛竟然要溥仪赐他自尽。倒是溥仪心地善良，没有见利忘义，回答师傅说：“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民国不是也优待过我吗？”太妃们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内务府的官员们穿戴得特别整齐，嫌人手不够，又增加了几个人。他们兴奋的不是大清“恢复”江山，而是自己恢复失去的天堂。
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各大城市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坚决反对复辟，要求讨伐张勋。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和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援，于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成“讨逆军”，誓师讨伐张勋。“讨逆军”很快攻入北京，张勋的辫子军只有3000人，一触即溃。7月12日，张勋仓皇逃入荷兰使馆。次日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只坐了12天龙椅又下了台。
段祺瑞于7月14日到北京，重掌政府大权。
溥仪大婚
溥仪于民国十一年结婚。那时，他刚满16岁。早婚是中国封建、半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宫中尤甚。虽然是退了位、只有尊号的“皇帝”，人们还是盲目祟拜，以做他的妻妾为福为荣。经过王公大臣、太妃们的一番选择及争论，最终由溥仪自己根据照片选定了一后一妃，也就是婉容和文绣。
1922年12月1日凌晨，居住在紫禁城中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举行结婚大典。30日夜间，满蒙王公和遗老旧臣们就已齐集在宫内等候典礼。1日零时，溥仪穿着袍褂来到乾清宫，派载振，昭煦为正、副使，并派御前侍卫衡永等8人随行。同时命蒙古亲王那彦图、蒙古郡王贡桑诺尔布、载泽和溥信四个御前大臣，在乾清宫照料一切。
一时，溥仪派人把一柄如意放到凤舆里边，然后由载振押着出发。这顶凤舆比普通轿子大得多，需16个人抬；轿顶涂金，正中有一只很大的金凤凰，凤背上有一个小金顶；周围有9只小金鸾，嘴里都衔着长长的黄丝穗子。轿围是鹅黄色缎子底，上边绣着蓝色凤凰，抱着红色双喜字，绣工极为精细。
迎娶仪仗队出神武门，以大鼓100对及牛角号齐鸣。军警宪机关派来骑、步兵2000多人壮威保护。迎亲街道实行戒严，马路两边人山人海。北洋政府及外籍人员来参观者，每人发一铜质徽章才可通行。3时左右，皇后婉容登舆，由8名御前侍卫执藏香在前引导，原班仪仗队护送，经东华门，把皇后迎入乾清宫。婉容皇后下舆，溥仪揭下她的盖头，一同走上喜床，吃“子孙饽饽”，窗外有一个官员用满语高声念诵祝词。宫内另摆下“合卺宴”，有猪羊叉、金银酒、金银膳等。溥仪夫妇只坐一坐就离开了。随后新后又要向东南方坐帐，与溥仪一同吃“长寿面”。婚礼第一天的仪礼结束。
3日上午，举行“受贺礼”。由于各国驻京使节通过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再三请求要到宫中向溥仪祝贺，遂成立招待处，由庄士敦、梁敦彦任总招待。在景运门外临时搭起了两座大席棚，由北京饭店定购了丰盛的冷食、糕点和法国香槟酒。另外，还准备了100余台二人肩舆，供他们来往乘坐。乾清宫外，仍照元旦那样陈列着静鞭和各种乐器，搭一个大牌坊，上面挂着各色彩绸。上午十时，大批驻华使节来到东暖阁，向穿龙袍褂、戴珠冠的溥仪和穿旗袍、梳两把头的婉容行鞠躬礼，溥仪夫妇只是微微点头，表示答礼。
接见了外国使节，溥仪又坐上宝座，接见黎元洪大总统的致贺专使黄开文。黄开文退出，又接见北洋政府文武大员和各省军阀的代表40多人。另外，还接见张作霖的代表张景惠以及曹锟、吴佩孚等人的代表，礼毕，请他们吃饭、看戏。接着又鸣鞭、奏乐，人数众多且不少特地从各省赶来的满蒙王公、旧臣遗老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典礼结束，所有的驻华使节、王公旧臣和遗老遗少等等，一齐来到景运门外那两座大席棚内，大吃大嚼起来，100多张大圆桌全被挤满，嘈杂喧笑，一片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