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清十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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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章 见证历史变迁的末代君王——清宣统帝溥仪(2)

载泽、善耆等人也向载沣提出建议,除掉袁世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十一日,清政府发布上谕,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由,“着即开缺回籍养疴”。载沣一伙本来打算严惩袁世凯,后经张之洞等人劝以“主幼时危,未可遽戮重臣动摇社稷”,以致激生他变,才改为开缺回籍。

罢黜袁世凯后,袁的党羽也被相继贬职。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邮传部尚书陈璧以部员冒滥、开支糜费、有负委任被交部严议,很快就被撤职;同月,徐世昌由东三省总督改任邮传部尚书,其原职由锡良接任。到任后,锡良马上严参北洋骨干、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得旨革职;二月,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迫休致,交出京师警务大权;十二月,唐绍仪被迫“乞休”,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撤掉铁路总局长、号称“北洋财神”的梁士诒的职务。

由于袁世凯经营多年,“尚侍督抚,均属其私”,并不能很快一扫而净,在大力扫荡袁党的同时,载沣又竭力将军权收拢在皇室亲贵手中。载沣监国后不久,即下令设立禁卫军,以毓朗、载涛、铁良为训练大臣,并强调“此次禁卫军专归监国摄政王自为统辖调遣”。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谕令筹备海军,派载泽、善耆、铁良等专门管理此事。五月,又发布上谕,明定皇帝为“大清帝国统帅海陆军大元帅”,在皇帝亲政前,由摄政王代理一切,海军大臣由载洵担任。此后又谕设军谘处,由载涛、毓朗负责。按其暂行章程规定,凡“关涉国防用兵一切命令计划”都是由军谘处拟定,再由皇帝(实际是载沣)裁定后交由陆、海军部“钦遵办理”,军谘处成为凌驾于陆、海军部之上,直接由载沣控制的机构。

通过这一系列安排,皇室亲贵掌握了清政府的最高军事权力。

咸、同以降,清政府中地方督抚的权力越来越大。特别是直督、鄂督、江督等督抚,不仅对一方军政与大权加以控制,而且因办理部分外交,又与西方列强关系密切。载沣对于这种情况也很担心,把他们看成是对清政府统治的一种威胁。他除了在汉族督抚出缺时多以满族人代替外,还从制度上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与财权。清政府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公布了《清理财政章程》,于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必须将财政收支准确数目按季呈报度支部,并由度支部派出监理官二人“督同清理”,从而把各省财政置于中央朝廷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督办盐政处设立,以载泽兼任督办大臣,将督抚盐务税款的稽收权完全收归中央。由载涛、毓朗把持的军谘处几次拟派员到各省“督理军务”,这主要是考虑收回督抚的军权。宣统二年(1910年)冬,清政府又谕令撤销各省督抚所兼的陆军部尚书或侍郎衔。各省督抚对载沣的这些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在财政、地方军政、盐务等问题上,地方督抚或联衔电驳,或上书婉劝,函电频频,使载沣几次受挫。

载沣罢黜袁世凯和集权皇族亲贵、排斥汉族地主官僚的行为表明,满汉地主阶级内部已有了很深的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表面化、激烈化。北洋集团虽然一时受挫,但因其“内有庆亲王为之应,外有杨士骧济其财,仍然固结如旧”,袁世凯以养病为名,实际上却暗中遥控指挥党羽,继续影响朝局。一些汉族地主官僚害怕失去自己的势力,受清政府的排斥,开始积极附和立宪运动。即是满族贵族中也有人因载沣等人的行为表示极度地不满。朝政在载沣兄弟及奕、毓朗等人的把持下,更为腐败。这种局势相应又刺激着立宪运动更为积极,使得革命潮流一天比一天高涨。载沣为首的皇室亲贵企图以集权来支撑即将坍塌的封建大厦,结果相反使自己陷入困境,加速了灭亡。

皇族内阁与预备立宪

皇族内阁

宣统二年(1910年)底,立宪派发动的国会请愿活动达到了高潮。参加这次请愿活动的不仅有各省谘议局和资政院,还有地方督抚等封疆大吏。是年九月二十三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领衔,十八名总督、巡抚、将军、都统联名奏请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以明年设国会”。对立宪派的请求清政府可以不予理睬,但对督抚们的吁请却不能不重视。于是,在谕令请愿代表“即日散归”的同时,清政府又发布上谕:“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确定官制,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并说:“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洵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

清廷在立宪派的坚请之下答应设立责任内阁,保守派官员对此甚为恐慌,他们担心内阁会造成对皇权的侵夺。学部丞参上行走柯绍上奏称:“君主立宪虽有命令之权,政柄既已下移,将并其命令之权亦移之。今使内阁大臣代负责任,万一主权稍替,有鹰扬跋扈之臣专吾政柄,密布腹心于各部大臣,在上下议院结党营私,此私忧过计者一。”大学堂总监

刘廷琛在奏折中说:“凡各部院大臣、各省督抚皆由总理大臣保证,一切奏章先达内阁,由总理入奏请旨,内阁掌理天下大事。总理得人,尤不改其公忠之志,万一总理巧取时誉,久执威权,而若说其中不会出现王莽、曹操之流,臣实不敢信也。”他向清廷政府建议“严厉惩处几个外省封疆大吏中的贪污者,以震动天下耳目。而于应办新政,择要实行,扰民苛敛,酌量停罢。办一事必择一任事之人,不稍掺私意于其间”。清政府迫于立宪派与外省督抚的压力,还不敢接受被刘廷琛自称为“上策”的这个建议,但皇室亲贵们对于权臣窃柄极为忌讳,他们担心设内阁、议院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一情况。如何避免“鼎祚潜移”“王纲解纽”,以保君上大权,就成为设立责任内阁时王公亲贵们最关心的问题。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清政府颁布了由宪政编查馆、会议政务处拟定的内阁官制19条和暂行办事章程14条。条文订立者在“敬举要义”时说:“查各立宪国内阁之设,目的在于担负起国务之责任。而对于何者应负责任,各国立法又复不同。恭绎钦定宪法大纲,统治之权属诸君上,则内阁官制自宜参仿日、德两国为合宜。我国已确定为君主立宪政体,则国务大臣责任所负,自当用对于君上主义,任免进退皆在廷,方符君主立宪宗旨。”这个“要义”清楚明白地指出责任内阁的本质是“大权统于朝廷”。内阁官制及办事章程规定,内阁由总理大臣和各部大臣等国务大臣组成,其职责在于辅弼皇帝,均由皇帝“特旨简任”。内阁总理大臣为国务大臣首领,其职责是“秉承宸谟,定政治之方针,保持行政之统一”,他可以向各省或藩属长官发布训示,监督各地长官施政,也可暂停各部大臣或各省、藩属长官的命令处分,然后向皇帝请示定夺。总理大臣可随时入对,各部大臣可随时会同总理大臣入对,或请旨自行入对。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可就军机大事先向皇上具奏,承旨后再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阁议事件最后仍要“请旨裁夺”。显然,这个内阁完全是对皇帝负责,皇帝操纵着一切,无怪乎时论说它“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

在发布内阁官制和办事章程的同时,清政府又发布上谕,任命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并宣布将旧内阁、军机处和会议政务处统统撤去,正式成立了责任内阁。首届责任内阁的成员如下:

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

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

外务大臣梁敦彦

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

度支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

学务大臣唐景崇

陆军大臣荫昌

海军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

司法大臣绍昌

农工商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

邮传大臣盛宣怀

理藩大臣寿耆

在这个由13人组成的内阁中,仅有徐世昌、唐景崇、盛宣怀、梁敦彦四人为汉族官员。其余9名满族人中,奕匡、善耆、载泽、载洵、溥伦均为世爵宗室,绍昌为觉罗,寿耆为宗室。在内阁中满洲贵族占多数,而其中皇族又占多数,因此内阁被时人称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出台,彻底暴露了清政府假立宪、真集权的真实用心。谕旨一发表,立即引得群情激愤。立宪派万万没有料到,几年来的辛苦奔走,换来的是这样一个皇亲贵戚集权当国的“责任内阁”。五月十四日,匆匆赶到北京的各省谘议局第二次联合会的代表向都察院上折,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相排斥,君主立宪制下,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因而皇族地位也不可动摇,而内阁则受议会监督,常会因政策问题而垮台。如内阁总理大臣不是皇族,则内阁垮掉不会对君主造成影响或冲击,但若为皇族,倒阁必有损皇族尊严,君主的神圣地位也将因此而受到威胁。因此应另简大员组织内阁,立宪派企图用君主皇族

“不负责任”才能保住尊严与地位来劝说清政府改弦更张,但他们不知,“不负责任”即意味着没有权力,这是满族亲贵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亲贵们根本听不进这种忠告,对之不予理会。六月十九日,各省谘议局代表又一次上书,指出“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之原则……而第一次组织内阁之总原则,适与立宪国之原则相反”,如坚持以皇族组织内阁,就会使天下臣民“疑朝廷于立宪之旨有根本取消之意”,“国本动摇,实大变之所伏”。清政府对此上书的“妄言大变”进行了严厉申斥。上书的次日,清政府发布上谕:“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等不得干预。值兹预备立宪之时,凡我君民上下,不得超越大纲范围行事。乃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兹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秉持公正,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皇族内阁的设立标志着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的彻底破产,立宪派对清政府丧失了信心。

清政府的上谕发表后,立宪派即发布了《宣告全国书》,称“希望绝矣”。由于清政府顽固坚持反动的立场,不肯放弃皇族特权,导致了人心背弃,立宪派也放弃了对它的希望而另谋出路,皇族内阁也最终在武昌起义所形成的反清革命风暴中垮台。

预备立宪

更改政体的呼声高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开始准备立宪。这年十二月四日,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电请清廷从速变法,以挽大厦于将倾。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清王朝驻法、俄、英、比四国的使臣,孙宝琦、胡维德、张德彝、杨兆鋆,奏请立宪。孙宝琦还在《上政务处书》中要求仿效德、日的制度,定为“立宪政体之国。”

各种报刊也不停地发表抨击清廷“新政”的文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中外日报》以《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为题,抨击西太后的“新政”是“既内恐舆论之反侧,又外惧强邻之责言,乃取已被废除的戊戌变法的内容与措施,陆续施行,以表明国家实有维新之意”。同年九月初八《时报》上的《论近日设官之无当》一文,谴责清廷“假变法之名,以谢各国,故设此以办新政”。黄遵宪也批评说:“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比前又甚焉,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

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了清廷变法的实际动机,随之,社会更加动荡。当时中国局势发展有五大趋势:第一,城乡群众自发的反封建压迫斗争持续高涨。据档案统计,从光绪二十七年起到三十一年(1901~1905年)五月止,全国较大规模的民变上升到百余起;第二,五年间,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列强掠夺的运动空前高涨,先后掀起了拒俄运动、收回矿权路权运动、援助旅美华工抵制美货运动,卷入斗争的群众共有数十万人;第三,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主张和同情民主革命的人日益增多,5年间新增革命报刊30余种,有60余种宣传鼓吹革命的小册子出版发行,刊出的谴责小说达数百种;第四,反清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光绪三十年(1904年),有10多个革命团体在这一年里成立,遍及全国十二省;第五,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立宪运动,渐成气候,以日俄战争日胜俄败为契机,国内一片立宪的呼声。

在上述时局的影响下,统治阶级中一些驻外使臣、封疆大吏,都向清廷发出呼吁,要求改革政体。

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和人民群众不断掀起的反抗斗争,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些督抚大员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只有实行立宪,才能解决当前的危急,使清王朝的统治稳固下来。特别是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从而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舆论大都认为这与日本的宪政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还联名上奏,请定12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一时间,体制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立宪成了人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正如时人所说:“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

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人们要求变中国君主专制为立宪政体以富国强兵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迫使慈禧也不得不进行其立宪的准备工作。三十年(1904年)六月,着名的立宪派人物张謇刻印《日本宪法》到处散发,并向清廷呈进12册。

作为清王朝最高决策者的慈禧太后面对中国屡受外人欺凌、宰割,她也作了思考,她认为应对西方诸国的政治进行考察,以求吸取其有益于中国的东西,故特设政务处,并且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派出了端方等五人组成考察团,出国考察政治。与此同时,又设立了考察政治馆,目的是:“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治与中国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

五大臣出洋考察

六月十四日,清廷颁布了派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上谕。六月二十五日,清廷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前命四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八月十九日,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向皇上陛辞,请求指示。次日,又命令出使各国大臣会同考察政治大臣博采考证。

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动身出发,十时许,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行刺五大臣,伤载泽、绍英,吴樾当场被炸死,五大臣只得推迟行期。嗣后,清廷恼羞成怒,大肆搜捕党人,并成立巡警部,徐世昌被任命为尚书。

九月二十八日,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这五个人成为最后确定的五大臣的人选。

十月二十二日,清廷命政务处大臣筹定立宪大纲。十月二七十日,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请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