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罗号”事件发生前,法国传教士马赖非法潜入未开放的广西西林县传教,在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被当地官员处死。这就是“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事件发生后,法国驻华官员多次要求赔偿、道歉。叶名琛或者置之不理,或者给予拒绝。八月,法国政府在其驻华官员的要求下,准备向中国派遣军队,并且和英国驻法公使商量联合用兵的事情。此时,得到英国政府的请求,法国与其历来在欧洲或殖民地事务上格格不入的英国,结成同盟。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法国政府委派葛罗为办理对华交涉的高级专使,率兵来到中国。
“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委员伯驾闻讯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咸丰六年十月,美舰两艘由珠江驶向广东,被清军误击,美国军舰紧接着攻克了5座清军的炮台。事后,叶名琛对误击事件道歉,美军退出所占炮台。尽管伯驾等美国在华官员一再要求武力侵华,建议占领台湾、舟山等处,然而美国对外用兵权归于国会,国内又南北对立,势如水火。因此,美国政府仍坚持用“和平”的方法达到修约的目的,婉拒英国结为同盟的要求,但在修约问题上却答应同英法一致行动。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美国政府派列卫廉为驻华公使。
此外,还有俄国。俄国由于侵华方式和目的与英、法、美有所不同,所以俄国的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最大。
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英、法、美、俄联手对付清王朝,其中英、法是主凶,美、俄是帮凶。而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国内普遍反叛的困境。太平天国、天地会和各少数民族纷纷竖起义旗,关内十八行省中,已有十三省卷入于战争,其余直隶、山西、甘肃、陕西、四川等省,也不时爆发一些颇有规模的聚众抗官事件。这种清朝自建立以来从未遇见的混乱局面,使清王朝陷于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因此,尽管咸丰帝内心仍坚持对外强硬的主张,但在叶名琛一再奏报“胜利”之后,仍然害怕英国会再次报复,引起战争,谕令叶名琛尽早了结中英争端。至于停止对外贸易,历来是清王朝“驾驭外夷”的重要手段,但此时国内战争的规模,使清政府财政空前紧张,粤海关每年数百万两的关税已成为清王朝坚持战争的重要饷源。原来一直是外国人要求恢复通商,而现在却变成了清朝皇帝要求恢复通商,并在给叶名琛的谕令中多次提出。
叶名琛早已得知额尔金来华的情报,但他认为,这是因为英国政府不满意包令等人与中国挑衅,因而另外派人来广东订约。七年闰五月,额尔金到达香港,想要联合法、美进行交涉,但法、美新使未到;想要进攻广州,兵力又不足。此时,印度爆发了士兵起义,使得原来想要调往中国的英军不能如期前往。额尔金见此时留在香港毫无意义,便返回印度,并将已调往香港或尚在途中的英军撤回印度,用以镇压士兵起义。叶名琛却把额尔金的行动误认为是英国无能的表现,认为他的“以静制动”方略取得很大效果。
九月,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先后抵达香港;十月,额尔金返回香港。此时,英国已基本控制了印度的局势,将兵力转移到中国。英在香港、广州一带有军舰43艘,舰上官兵5500余人,香港还有陆军4000余人。法国在香港、澳门一带也有军舰10艘。兵力已集结完毕,四国使节在商议后,于二十七日让额尔金、葛罗分别照会叶名琛,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入城;第二,赔偿英国自“亚罗号”事件以来的损失,为马神甫事件向法国道歉、赔偿;第三,清朝派“平仪大臣”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这个照会限定叶名琛十日之内答应前两项,否则“令水陆军重为力攻省垣”。这无疑是最后通牒。
但是,叶名琛却不这么认为。中英争端以来,他在香港等处派有大量探子收集情报,但他仍用陈旧的观念去分析情报。他所感兴趣的是,额尔金在印度兵败逃至海边,正好得到法国军舰相救,才逃过这一劫难,英国女王“国书”刚刚送到香港,令“中国事宜务使好释嫌疑”,“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等此类子虚乌有之事。根据他的分析,额尔金新到任,如果将以前英方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害怕国内的舆论对他不利,因而这次的照会不过是试一下而已,另外,印度士兵起义后,英军没有饷银来源,如果能像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奕山似的给予银两600万,也能解燃眉之急。于是,叶名琛得出结论,额尔金的照会是英国在无计可施之后的“求和”行动。叶名琛还据错误的情报认为,葛罗的这次照会是英国从旁怂恿的结果,不是法国自己的要求,而且在美国的大肆嘲笑后,已感到惭愧。
根据以上分析,叶名琛于十月二十九日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了英、法的要求。
三十日,英法联军占领广州珠江对岸的河南。十一月初九,10天期限已经到了,英、法专使通知叶名琛,他们已经把事务移交给军事当局。同一天,英法陆海军司令也照会叶名琛等大吏,限二日内,广州清军退出九十里之外。叶名琛无视这些行动,仍拒绝接受英、法要求。两日过去了,英法联军还没有行动。叶名琛以为英、法不过是恫吓而已,再加上叶名琛好扶乩,此时谶语都是吉祥的预告,使其增强了这种认识。广东着名行商伍崇曜,看到这种情形想要出面向英、法贿赂以求和,托人向他进言,遭到痛斥。十二日,他上了一道长达七千言的奏折,声称“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表示要“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将英方的历次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咸丰帝接到此奏折,心中悬虑已久的中英争端,竟能得到如此圆满的解决,总算放下心来。谕令中称:“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他指示叶名琛,“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叶名琛上奏的次日,英法联军以战舰20余艘、地面部队5700余人向广州发起进攻。炮弹落到总督衙署,兵士们又一次一轰而逃,而叶名琛仍然独自在府内寻拾文件,声称“只有此一阵,过去便无事”。十四日,英法联军攻入城内,广州城陷,叶名琛等大吏仍居城中,并不逃跑躲避。广东巡抚柏贵请行商伍崇曜等人出面与英法议和,伍崇曜进见叶名琛,叶仍然坚持不许英国人入城会见。二十日,他还再次重复过25天就没事了,各士绅说和就可以了,万万不可允许英法入城之类的昏话。
二十一日,英法联军搜寻广州各衙署,捕走叶名琛,送上英舰。他仍保持钦差大臣的威仪,准备与英法专使谈判,然而额尔金、葛罗根本不见他。第二年,他被送往印度,仍以“海上苏武”自居,囚死异域。叶名琛的所作所为,当时人们曾讥讽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天津条约》的签订
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并重申他们修约的要求,并要求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前往上海谈判。二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节到达上海,当他们得知清政府拒绝在上海谈判,并命令他们回广东谈判的消息后,决定北上,直接与清廷交涉。三月初,四国使节先后到达天津海河口外。十一日,四国使节要求清廷六日内派大员前往大沽谈判,否则将会采取必要手段。
咸丰帝此时极不愿开战,认为“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他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与各国谈判,并命令他尽量瓦解四国的联合,对俄表示和好,对美设法羁縻,对法进行劝导,对英严词诘问,先孤立英国,然后由俄、美出面说合。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处处失败。英、法两国专使或者以照会格式不对的名义,拒绝接受,或者因为谭廷襄没有“钦差全权”的头衔,不同他会晤。谭廷襄所能打交道的,只有以“伪善”面目出现的美、俄公使。6天过去了,期限也到了,由于额尔金与英海军司令西马縻各厘的矛盾,英军兵力尚未集结,尤其是能在海河内行驶的浅水炮艇不足,英法联军推迟了进攻。
此后的交涉中,咸丰帝对四国的要求一概拒绝,只同意可酌减关税,但又不准谭廷襄同四国决裂开战。这一决策难倒了承办官员。由于英、法专使始终拒绝会晤,谭廷襄等人只能求俄、美从中说合,而俄、美又提出了谭廷襄不敢答应、咸丰帝也不会答应的要求。
谭在交涉中看出俄、美与英、法沆瀣一气,认为俄、美“外托恭顺之名,内挟要求之术”,假借说合之名,“非真能抑其强而为我说合”。于是,在此一筹莫展之际,他提出全国规模的“制敌之策”: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等通商口岸,定期闭关,停止贸易;两广总督尽快想法收复广州,使英、法等国有所顾忌受到威慑;然后由他出面“开导”,使各国适可而止,及时撤兵。咸丰帝则认为,“此时海运在途,激之生变”,黄宗汉还没有到任,柏贵已被挟制,“若虚张声势”克复广州,被英法等国“窥破”,只能使形势更加恶劣。因此,他仍让谭廷襄对四国的要求进行驳斥,并布置了驳斥的理由。而对于谭廷襄自以为大沽军备完整、不惜一战的思想,则警告说:“切不可因兵勇足恃,先启兵端。”这样,退兵的办法,仅剩下谭廷襄的两张嘴皮子。但英、法专使又不见谭廷襄,谭廷襄即便浑身是嘴也无处说去。
四月初六,英、法专使及其海陆军司令商量后,决定以武力攻占大沽,前往天津。初八,英、法专使要求,其可以在海河内行驶船只,限清军二小时内交出大沽。大沽位于海河出海口,是京、津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该处设有炮台4座。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咸丰帝听说英、法等国即将北上,遂下令加强该处的防守,派援军6000余人。此时大沽一带共有清军约万名,其中驻守炮台3000余名,其余驻扎炮台后路各村镇,作为增援部队。当英、法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后,英法联军遂以炮艇12艘,登陆部队约1200人进攻大沽南北炮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守军不敌而败,驻守炮台后路的清军更是闻炮即逃。
十四日,英法联军未遇抵抗,占领天津。十八日,四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否则将进军北京。
大沽炮台的失陷,极大地震动了清王朝。上一次战争因为已是很久之前之事,他们也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记忆,未想到精心设防号称北方海口最强大的大沽,竟会如此轻易地落于敌手。战前对防卫颇具自信的谭廷襄,言词大变,称“统观事务,细察夷情,有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者”,要求咸丰帝议和。大沽、天津不同于广州,距北京近在百里,感到皇位基座微微颤摇的咸丰帝,于二十日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便宜行事”
大臣,前往天津,与各国谈判。第二天,他又根据惠亲王等人的保奏,起用曾在登基之初被降为五品员外郎的耆英,以侍郎衔赴天津办理交涉。他想利用耆英当年与英国等国的交情,在谈判中能得到点便宜。
二十一日,桂良、花沙纳到达天津,先后会晤四国使节。英、法、美态度强硬,俄国使节却声称若同意应允俄国的条件,他们可以替清廷向英、法说合。对咸丰帝寄予厚望的耆英,英、法专使却拒绝会晤,只派出两名译员接见。自从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之后,劫掠了两广总督衙署的档案,对耆英当年阳为柔顺、实欲箝制的底蕴,了解得一清二楚。耆英与英、法代表会面时,英国译员手里拿着档案,对着耆英讥笑怒骂,大肆凌辱。耆英此时已年近七旬,政坛上被冷落了8年,本来对于这次复出喜出望外,自以为凭自己当年与英、法等国的老交情,必定能有所收获,自己也可以东山再起。可没想到受到这等羞辱,不堪忍受,两天后便从天津返回北京。桂良、花沙纳没有兵权,面对英、法的嚣张气焰,忍气吞声,只能开展“磨难”功夫。他们多次请求态度相对温顺的俄、美出面说合。俄、美乘机借调停之名而最先获利。五月初三《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初八《中美天津条约》签订。
清政府与俄、美签订条约之后,原以为俄、美“受恩深重”,理应知恩图报,帮助清政府说合。但是俄、美只是表面上敷衍清政府,实际上却希望英、法勒索越多越好,那么他们就可以凭借最惠国条款“均沾”利益。十二日,英方发出照会,声称如果清廷仍不作出决定,英军就要进军北京。十五日,英方提交和约草案五十六款,“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定字亦不容更易”。咸丰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准备再次开战,而桂良等人知道开战必败,于是在五月十六日,与英方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又在第二天与法方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签订之后,桂良才上奏咸丰帝,极力陈述不可再次开战的原因,“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以全大局”。炮口下的谈判,结果肯定是这样的。咸丰帝非常恼火,只能把气撒在替罪羊身上。十九日,他命令耆英自尽,罪名是“擅自回京”。
条约签订之后,侵略者要求照《中英南京条约》的例子,由皇帝朱批“依议”后才肯撤兵。二十三日,咸丰帝批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二十八日,英法联军撤离天津,到六月初七,退出大沽口外。
挽救危局
调整辅佐班底
新登大位的咸丰帝(1831~1861年),人虽聪明,又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文才更居清代诸帝前列;但毕竟还不到20岁,又是生长于深宫之中,对于民情军政,既缺乏了解,更无经验,这就使辅佐班子显得特别重要。自从设立军机处以来,皇帝辅佐班子主要是军机处,领班军机大臣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