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设立的学校，被指控拉丁文课程太多；且只传授传统的旧思想，妨碍了知识的发展；着重记忆性的资料以及被动地服从：如此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较充分地利用科学及以更面对现实的眼光面对人生。因此达朗贝尔在题为《学院》的登于《百科全书》的论文中，慨叹耶稣会学校学生浪费6年光阴在学习死的语言这一件事；达朗贝尔建议多多注重英文和意大利文，以及历史、科学和现代哲学；他呼吁政府掌管教育，在新学校内创设新课程。1762年，卢梭印行《爱弥儿》一书，主张教育改革。
然而促使法国境内耶稣会没落的，哲学家只是次要因素而已。互相之间的停止攻讦。麻木了彼此的仇恨感；无信仰者敬佩耶稣会士的博学与人品。而这些耶稣会士则努力企图使错误的怀疑论者返回正统的教会。伏尔泰发觉他很难向他从前的老师们挑战。他曾经把他的作品《亨利亚德》，呈请波雷神父改正任何有损教会的情节。在《鉴赏力之塔》一文中，伏尔泰赞扬耶稣会教士的文学欣赏能力，以及他们之广泛运用数学以教导年轻人。《特勒乌杂志》对《亨利亚德》、《查理十二世》、《牛顿的哲学》等著作，均给予好评。当伏尔泰在波茨坦与腓特烈大帝结交后，这种伏尔泰与耶稣会之间半真诚的和好遂告寿终正寝。耶稣会领袖不久放弃了他，说他是个迷失的灵魂，但迟至1757年。其中有些人还企图使伏尔泰与耶稣会化干戈为玉帛。1758年以后，伏尔泰在费尔内与当地耶稣会士维持友好的关系；一些耶稣会教士很欣赏伏尔泰的好客；同时伏尔泰又在长达100页的《风俗论文》中攻击教会，且替《哲学字典》撰写反对基督教会的论述。当他听到大牧师卡瓦洛非难葡萄牙的耶稣会士(1757年起)，且烧死耶稣会士马拉格里达（1764年)时，伏氏即公开责备卡瓦洛做法不公正，并指责死刑为一种暴行。但是在那些年头里，他一直在与教会斗争，而他的"弟兄"的著作，狄德罗的、达朗贝尔的及莫雷莱的，都一一削弱了法国耶稣会的力量。
普遍信仰自然神教的共济会分会，可能也参与了这种削弱的行动。但是这场悲剧的最大促成者，却是个人和阶级的敌对。蓬帕杜尔夫人无法忘却耶稣会教士。在她飞黄腾达的旅程中，时时刻刻在打击她，且在皇帝占有她的时期，耶稣会士也始终拒绝赦免皇帝；而当她突然改变信仰，皈依教会时，又拒绝接受她。贝尼斯枢机主教，一直是这位侯爵夫人的好朋友，他后来声称法国耶稣之所以遭受压迫，主要是因为耶稣会的听告解者。不愿赦免蓬帕杜尔夫人的罪，而不管她本身如何保证她和路易十五之间，已不再有肉体上的关系。路易十五反应了她的愤怒。为什么这些对别人慈悲为怀的僧侣，却不能谅解这位照亮他孤寂、厌倦的生命的妇人？在国王努力筹集财源以支援饱尝战祸的陆、海军，以及供应他后妃的挥霍时，这些耶稣会士为什么却不停地增加自己团体的财富？达米安曾企图刺杀国王；耶稣会士与这件企图并无足资证明的关联：然而达米安曾经向一位耶稣会士告解过：难道业已谢世的耶稣会士中。没有人主张弑君吗？国王遂开始在皇宫里，谛听舒瓦瑟尔及其他半真半假的伏尔泰主义者的话。这些人声称，国家自教会的束缚中解脱的时机业已来临，以建设一个不受反启蒙运动者的僧侣及中古神学影响的社会和道德秩序。陷于漆黑一片的迷信气氛中的小国葡萄牙，如果都敢放逐耶稣会士，这为什么又不足以构成对法国的启化作用呢？
受了这种敌意的侵袭，加上被普遍怀疑在7年战争中，促使法国遭受奥地利的拘束，耶稣会会士因而遭遇奇异而突如其来的不受欢迎。1757年，法军在罗斯巴赫被腓特烈大帝打败，法国的命运显然达于最恶劣的地步，跛脚残废的士兵，在巴黎街头到处可见。耶稣会士于是成为人家嘲弄、造谣、诽谤的对象．甚至有关鸡奸的话题也不迳而走。他们被控为俗世化、异端邪说、贪图财富及作为外国权力的秘密代理人。很多俗世牧师批评耶稣会的神学太自由化，耶稣会的决疑论过于损贬道德，耶稣会的政策就是把法国出卖给罗马教皇。1759年，达朗贝尔写信给伏尔泰说："纪尧姆弟兄以及他的共犯，在这些日子里，不敢在街头露面，因为害怕群众会把葡萄牙橘子．对准他们的头扔过去。"
加于耶稣会的种种压力，以巴黎议会的敌视最为厉害。该议会的成员，是一些贵族身份的法官和律师。他们穿着长长的衣服，有如教士的袈裟一样令人敬畏。这个第二等贵族集团，由于组织良好，雄辩滔滔，于是很快就掌握大权，并急急忙忙向僧侣的权威挑战。更进一步说，议会分子主要是詹森派教徒。不论詹森派教义已受到多大的压制。詹森派严肃不苟的教条，圣保罗硬化了基督所创较温和的基督教之阴郁结果，博得了大部分法国中产阶级的好感，同时，法界人士更以为詹森派教条合于逻辑，并在该派内看出，反对耶稣会的力量。耶稣会曾经严厉要求路易十四追捕詹森派教徒，直到完全消灭为止，并曾呼吁路易十四迫使詹森派教徒，勉强听命于教皇的训谕。这无异使詹森教派成为异教，而比无神论者更抬不起头来。要是能有机会报复这些伤害，让詹森派教徒为所受的宗教迫害报仇就好了。
耶稣会把这个机会奉送给巴黎议会。耶稣会士代代经营工商业赚钱，以维持他们神学院、学院、传教、政治活动的开支。在罗马．他们垄断了几样物品的产销；在法国的昂热，他们经营一家糖厂；他们在国外有无数的贸易站，例如果阿（印度西海岸之一地区，葡属，现为印度占领)就是；在西班牙所属及葡萄牙所属的美洲土地，他们都是当地最富有的企业家。私人企业抱怨这种竞争。甚至于善良的天主教徒，也不禁怀疑，为什么一个发誓安贫的教团．竟会积聚如此多的财富。耶稣会中最有活力的企业家之一瓦莱特神父，担任耶稣会驻安的列斯群岛的检察长。他利用耶稣会的名义，在西印度群岛经营广大的农场。他雇用大批黑奴．出口糖及咖啡到欧洲。1755年，他向马赛各银行借进一笔巨款，为了还清这笔贷款，他就输出一般货物到法国；这艘船，连同价值200万法郎（约等于500万美金）的船货，于1755年被英国海军逮捕，时为"七年战争"初期。瓦莱特希望补偿这些损失，又借进更多的钱；他终于周转不灵而宣告破产，负债额高达240万法郎。他的债权人要求给付，并要求耶稣会对瓦莱特的债务负责赔偿。耶稣会领袖予以拒绝，声称瓦莱特是以个人名义，而非以教团行动。银行家因而控告耶稣会。法国耶稣会政治专家弗赖神父，建议此事由议会解决。1761年3月，终于照弗赖的话去做，这一教团的命运，遂掌握在其最顽强的敌人手中。这时，有一位耶稣会士呈递一封秘密信给法王，请求以仇视耶稣会及教会的罪名，免去舒瓦瑟尔的内阁职务。舒瓦瑟尔替自己辩护，获得成功。
巴黎议会抓住这个机会，对足以暴露耶稣会组织及活动内容的会章及文献，加以检查。5月8日，议会的判决对原告有利，该会并命令耶稣会付清瓦莱特的一切债务。耶稣会就着手和几个主要的债权人协商。但是在7月8日，泰雷神父送给议会一件"有关耶稣会道德及实践信条"之报告。议会乃以这件报告作依据，于8月6日发布两道命令。其一是判决烧毁耶稣会前2世纪的大批出版品，因为这些刊物"教唆谋杀的可恶"原则，有碍平民及统治者的安全；议会又禁止法国耶稣会增加成员；并下令所有法国境内耶稣会学校，除非得到议会的许可，否则都应于1762年4月1日以前关闭。其他判令。则接受大家对耶稣会滥用权力的控诉。8月29日，法王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议会同意在4月1日之前。暂时把它们置诸高阁。为此而烦恼的法王，企图求得一个妥协的办法。1762年1月，他发出一桩建议给教皇克雷芒十三世及耶稣会检察长洛伦佐里奇，提议此后法国耶稣会会长的一切权力，应该分给5省的僧侣，后者则须服从法国法律，遵守1682年的加利亚教派条款。(该教派为1870年以前，法国天主教会中主张限制教皇权力之一派）法王此一建议，实际等于使法国教会摆脱了教皇的控制；尤有进者，法国领土内耶稣会建立的学院，必须服从各议会的视察。教皇与洛伦佐都一致拒绝接受这项建议，他们的答复具有挑战性："让耶稣会保持原状，否则干脆不让它存在。"为了帮忙耶稣会，教皇克雷芒十三世直接求助于法国的僧侣，这是违背法国法律的：法国僧侣拒绝接受这项要求，并把教皇的信寄给法王，法王又把它寄回给教皇。
各省的议会现在粉墨登场了。各种的报告积存起来，作为控诉耶稣会的资料。布列塔尼的雷恩议会，于1761--1762年，接到总检察官路易斯呈送的一份《耶稣会会章报告书》，大为动容。这件报告指责耶稣会为异端邪说、崇拜偶像、不法行动以及教导弑君；它指出，耶稣会主张每一位会士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住在罗马的教皇及该会总监；所以根据会章的规定，耶稣会对法国及法王构成威胁；耶稣会会章又声称国家无权教育儿童。1762年2月15日，鲁昂议会命令所有住在诺曼底的耶稣会士，空出他们的房子和学院，解聘所有的外国籍老师，并接受加利亚教派条款。雷恩、普罗旺斯地区支克斯、坡市、图卢兹、佩皮尼昂，以及波尔多等地的议会也群起效尤。到了4月1日，巴黎议会下令强制执行其命令，将其辖区内耶稣会学校划人管辖。
俗世教士虽然一向嫉妒耶稣会教士，这次却试图解救他们。法国主教们于5月1日集会。呼吁法王赞助耶稣会：一个有益于吾国的团体……这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其完美的人格，多么值得赞佩；他们的戒律，多么严格；他们多么辛勤而博学，他们为教会提供了无数的服务……陛下！无论如何请支持耶稣会：宗教宣称他们为护教者，教会声言他们为牧师。基督教徒说他们是良心的保障者：你的百姓中。有无数人是他们的学生，现在也代老师向你恳求：吾国的所有年轻人，为栽培他们心智的人祈祷。陛下！请勿对我们联合的呼吁置若罔闻。王后、她的女儿们、皇太子以及朝廷中其他有宗教虔诚的集团，也都为耶稣会求情。但是舒瓦瑟尔及蓬帕杜尔夫人现在却断然地劝告国王向议会让步，关闭耶稣会学校。他们提醒法王不久他必须增加新税目。这需要事先获得议会的同意。当法王为对立的建议左右为难时。议会也展开决定性的步骤。1762年8月6日，议会声称耶稣会与法国法律相抵触，耶稣会士誓约拒绝忠于法王，并指出该会服从外国权力当局，等于是一个外国团体留驻在一个设想的主权国内；因此，议会命令耶稣会在法国解散，并命令耶稣会士所有在法国的财产，在8天之内全部撤走，否则议会将声言没收这批财产，献给国王。
法王延迟了8个月，才充分执行这项命令。贝桑松及杜埃两议会拒绝服从这项命令；第戎、格勒诺布尔、梅斯3个议会则采取妥协的态度。但是巴黎议会丝毫不让步，1764年11月，法王路易终于下令全部压制法境耶稣会士。没收的财产数达5800万法郎之巨，对于法王的免于毁灭，可能有助。被放逐的耶稣会士，得到一小笔养老金，并获准暂居巴黎；但是在1767年，巴黎议会命令所有耶稣会士离开法国。只有几个人弃绝该会，继续留住下来。
驱逐耶稣会士对于贵族、中产阶级、文学界以及詹森派教徒都甚惬意。但是国内其他人士则不表欢迎。博蒙特，身为巴黎大主教，极力责难议会的放逐行动。法国僧侣大会（1765年)，对耶稣会的陨落，一致表示悲悼之意，并要求恢复该会。教皇克雷芒十三世，下谕宣称耶稣会士的无辜；教皇此项训谕，在几个城市街头被执法者烧毁，因为教皇无权干涉法国内政。哲学家们最初为放逐行动而欢呼，说这是令人鼓舞的自由思想之胜利，达朗贝尔愉快地摘记《圣经》学者让阿斯特吕克的批评："不是詹森派教徒，而是《百科全书》杀害了耶稣会。"数目可观的自由思想出版品，急速地增加；放逐耶稣会士之后10年，霍尔巴赫和他的助手，把反对基督教的运动，演变而为无神论。
然而，哲学家再度思考后，认为胜利果实绝少属于他们，而大部分属于詹森派教徒与议会，且自由思想从此面对一个比耶稣会更为排斥异端的敌人。达朗贝尔在所著《耶稣会毁灭史》中(1765年)，对耶稣会的厄运。只表示一种平息了的得意：实在说来，大部分耶稣会士，对会务未有主张……这些人不应为他们领袖的过错而受苦，如果这种优待办得到的话；我们把成千的无罪者，与20个有罪的人混为一谈，实令人感到遗憾。……耶稣会的覆灭，将大有助于理智的启发--假如詹森派教徒的排斥异己不会继承耶稣会不容异端的余绪的话……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教派中选择其一，则我们应该比较喜欢耶稣会，因为它暴虐的成分少些。耶稣会--容纳那些声言不与他们为敌的人--允许人们凭爱好思考。詹森派慈徒要每个人的想法和他们一致。如果詹森派一旦成为统治者．他们将会对心灵、言论与道德施以最暴烈的宗教制裁。似乎为了解释这些观点，詹森派的巴黎议会，在1762年，也就是它下令解散耶稣会的同年，同时下令当众烧毁卢梭比较有宗教意味的《爱弥儿》一书；图卢兹的詹森派议会，也在此年把让·卡拉斯处以车磔刑；1765年，巴黎议会烧毁伏尔泰的《哲学字典》。一年之后，亚布维法院判决年轻的拉巴尔骑士的鞭笞与死刑，也获得巴黎议会的批准。
1762年9月25日，达朗贝尔致函伏尔泰说："你知道昨天我听到什么有关你的话吗？人家说你开始同情耶稣会士，并试图撰文支持他们。"伏尔泰一直是富于同情心的，现在反对耶稣会的战斗，似乎彻底成功，他听到他业已谢世的恩师们发出责备的呼声。他把一位被放逐的耶稣会士亚当带回在费尔内的家。亚当处理伏尔泰的赈济工作，且常常在弈棋时打败伏氏。伏尔泰警告路易斯说："留心呀！免得有一天詹森派教徒和耶稣会造成同样的伤害。如果他们把我从狐狸身旁，送到狼爪之下，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担心詹森派教徒。会像17世纪英国清教徒将关闭剧院，而剧院几乎是他最酷爱的东西。因此伏尔泰写信给达朗贝尔道："耶稣会士的存在。有其必要；他们是娱乐的对象；我们开他们的玩笑。而我们正要被腐儒征服了。"他之所以有意原谅耶稣会士，只因为他们爱好古典文学和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