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意香袋，上面绣着两个人赤条条地盘踞相抱。她以为是两个妖精打架，正在那儿傻看，被刑夫人见了，“吓得连忙死紧攥住”。之后由王夫人转给凤姐，竟然是一段声泪俱下的训斥：“自然是琏儿那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园内拣着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王夫人把脸面和性命联系在了一起，看来富人爱面子并不比穷人逊色，也许越是文明人越要面子吧。与丢脸相对的是争光，争什么光呢？争脸上的光。中国人的争光多半不是单纯地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所属的那个家族。所谓光耀门楣、光宗耀祖，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情。高鹗所续《红搂梦》中的“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体现的就是为家族争光的思想。
面子的威力一般要在人际交往中才会显示出来。在身体社会学中，面子发挥着极其广泛而重要的作用。国外有学者把面子在中国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抬高自己的面子，抬高他人的面子，让自己丢脸，伤害他人的面子，维护自己的面子，照顾他人的面子。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间的交往就是面子的事，诚如林语堂所说：
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失”“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以此为准则。
中国人的爱面子和爱浮名一样具有极其鲜明而彼此相关的特点，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的处世方式。“死要面子活受罪”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所谓“要面子”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及保持作为一个人所有的虚荣心而不惜采取的一系列自苦行为。它表明人生活在社会当中，不可能单纯地为自己活着，他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礼仪和文化传统的规范与影响。因此，人就有可能做出违背自己的意愿或者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来，这样做是为了向自身所处的社会看齐，从而维持自己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应有的面子。所以，面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支配中国人的外在力量。
在中国社会里，人一生下来就浸泡在观念的海洋里。在很大程度上，人就是为面子而活，甚至为面子而死。林语堂总结道：“它是空虚无实际的，却是男人家争夺的目标，又有许多妇女为它而死……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乃为中国人所赖以生活者。”林先生认为面子是空虚、空洞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面子是儒家礼仪规范和面部这个表情丰富的区域的巧妙融合，并因此成为一种调节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道德力量和社会风俗。儒家文化就这样深入到了人的面部之中，这是儒家文化的独到、精妙和高明之处。因此，中国人要上进时便说“人活一口气”，这里的“气”就是维持面子的底气；斥责一个做错了事的人就说他“不要脸”。关于这一点，外国人也认识得非常清楚：
“面子”在中国代表一种声望、地位，是通过成功和炫耀来获得的。而“脸”则是社会中维持个人道德完整的保证，如果一个人丢了脸在社会中就很难正常生活。“脸”既是加强道德标准的社会戒律，又是一种内部戒律。（迈克—彭等《中国人的心理》）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迈克，彭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是西楚霸王。项羽本是一位乱世英雄，但他有勇无谋，心地善良而不狠毒，刚愎自用而不会用人，最后在四面楚歌中自刎身亡9司马迁曾批判他那种“天亡我也”的论调。过了多年以后，杜牧还私下里和他谈心：“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面对胜败无常的战事，杜牧建议项羽包羞忍辱，卷土重来，宋代才女李清照却称道他“不肯过江东”的气节。其实项羽之所以“不肯过江东”，正是由于他受不了失败的耻辱无颜见江东父老”，说白了就是丢不起人。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法制观念，在情与法的争执中，往往以情胜法而告终。这里的“情”就是人情，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面子。所以，在中国古代往往是情大、钱大，而不是法大。豫剧《三哭殿》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秦琼的儿子秦英打死了当朝国丈，依法应当偿命。但是她的母亲银屏公主以及母亲的母亲长孙皇后都在为秦英求情，而庞贵妃则力主为父报仇，结果弄得一国之主也束手无策，脸面尽失：“今日里为了斩秦英小将，金殿上，她（长孙皇后）要碰柱死，她（银屏公主）要刀下亡，你（庞贵妃）也要削发舍孤人庵堂，哭哭啼啼闹朝堂，岂不叫满朝文武耻笑为王？”最后，连唐王也倾向于人情了。于是，他劝庞贵妃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不念皇儿念为王，皇儿为王都不念，念他父为国守边疆。”结果，这个唐王就像《红楼梦》里的贾雨村一样糊里糊涂地让面子做主了，秦英被免除一死。中国人不是没有意识到法制的重要性，先秦法家人物商鞅、韩非都是强调以法治国的，遗憾的是他们都不得好死，而且此后很少有人效法。中国古代的刑罚也并非不残酷，但是，那些刑罚不是围绕法制实施的，往往是随意量刑，甚至就是为了刑罚而刑罚。这就是造成中国金钱社会、人情社会和面子社会的基本原因。
三中国人的相面术
中国有句俗话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句话恰好从反面证明了相面术的流行。关于相人术，孔子就发表过他的见解。一次，孔子发现有个叫宰予的学生白天睡觉，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宰予是个能言而不能行的人，孔子发现他言行不一之后作了如下总结：“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关于相人术，孔子曾作过以下总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种相人术主要借助视觉观察，观察的对象并不限于面部表情，还包括行为举止。孔子认为身体动作会将内心世界袒露无余。孔子是主张“仁”的，他判断一个人不“仁”的依据就是这种相人术：“巧言令色，鲜矣仁！”如果把观察的对象局限于面部，相人术就变成了相面术。在人体的部位中，面部的表情是最丰富的，尤其是眼睛。所以，孟子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目毛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孟子的相面术无疑来源于孔子的相人术。
汉代大学者王充是个敢于疑古而富于科学精神的人，但是他对相面术深信不疑。《论衡》中有一篇《骨相》专门探讨相貌与命运的关系。他说：“知命之人，见富贵于贫贱，睹贫贱于富贵，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
对中国人的相面术加以全面总结的是清代大儒曾国藩，他写了一部《冰鉴》，全书以“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为总起，归纳了身体各个部位与命运的关系。以骨为例，曾国藩从骨相谈到骨色和骨质，不同的骨相、骨色和骨质便有不同的命运：
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起，顶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阳骨线起，眉骨伏犀起，鼻骨芽起，颧骨若不得而起，项骨平伏起。在头，以天庭骨、
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以眉骨、颧骨为主。五者备，柱石之器也；一则不穷，二则不贱，三则动履稍胜，四则责矣。
骨有色，面以青为贵，“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紫次之，白斯下矣。骨有质，头以联者为贵。碎次之。总之，头上无恶骨，面佳不如头佳。然大而缺天庭，终是贱品；圆而无串骨，半是孤僧；鼻骨犯眉，堂上不寿。颧骨与眼争，子嗣不立。此中贵贱，有毫厘千里之辨。
同样，面色不同，命运也会不同：“科名中人，以黄为主，此正色也。黄云盖顶，必掇大魁；黄翅人鬓，进身不远；印堂黄色，富贵逼人；明堂素净，明年及第。他如眼角霞鲜，决利小考；印堂垂紫，动获小利；红晕中分，定产佳儿；两颧红润，骨肉发迹。由此推之，足见一斑矣。色忌青，忌白。青常见于眼底，白常见于眉端。然亦不同：心事忧劳，青如凝墨；祸生不测，青如浮烟；酒色惫倦，白如卧羊；灾晦催人，白如傅粉。又有青而带紫，金形遇之而飞扬，白而有光，土庚相当亦富贵，又不在此论也。最不佳者：‘太白夹日月，乌鸟集天庭，桃花散面颊，赭尾守地阁。’有一于此，前程退落，祸患再二垒”
曾国藩认为，就是从声音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声与音不同。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喜如折竹，怒如阴雷起地，哀如击薄冰，乐如雪舞风前，大概以‘轻清’为上。声雄者，如钟则贵，如锣则贱；声雌者，如雉鸣则贵，如蛙鸣则贱。远听声雄，近听悠扬，起若乘风，止如拍琴，上上。‘大言不张唇，细言不露齿’，上也。出而不返’荒郊牛鸣；急而不达，深夜鼠嚼。或字句相联，喋喋利口；或齿喉隔断，喈喈混谈：市井之夫，何足比较？”
此外，面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也能预示人的命运：“目者面之渊，不深则不清。鼻者面之山，不高则不灵。口阔而方禄千种，齿多而圆不家食。眼人鬓，必掌刑名。顶见于面，终司钱谷。此贵征也。舌脱无官，橘皮不显。文人有伤左目，鹰鼻动便食人。此贱征也。”
总之，在曾国藩看来，脸上的一切都预示着人的命运。面部体现一生的祸福，气色决定几个月的吉凶面部如命，气色如运。大命固宜整齐，小运亦当亨泰。是故光焰不发，珠玉与瓦砾同观；藻绘未扬，明光与布葛齐价。大者主一生祸福，小者亦三月吉凶。”
曾国藩的总结符合中国人“脸面决定命运”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在《三国演义》中，刘备长得“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正是所谓的富贵相；而《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之所以迟迟不能中举，是因为“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
事实上脸面决定命运”的观念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贵的是，荀子写过一篇《非相》，否定了所谓的相面术：“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荀子的观点是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这个观点既全面又深刻，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它并未遏制中国相面术的流行。从根本上说，相面术的流行出于中国人的心理需要，尤其是当人们面对重大抉择或者感情受挫时，很容易求助于相面术，以寻求一种确定性和心灵慰藉。就此而言，相面术在缺乏宗教的中国部分地行使了宗教的功能。
如果说相面术有积极意义的话，那就是它促成了中国戏曲中的脸谱艺术。在戏曲舞台上，红脸是忠臣，白脸是奸臣，如此等等，观众一看戏子的脸，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中国人用脸谱明确而巧妙地表现了人物的属性，使一个复杂问题得以轻松解决，这无疑是一种出色的民间智慧。当然，脸谱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迎合了民间的善恶观念，将主要人物分成忠臣（好人）与奸臣（坏人）等有限的几种，致使剧情缺乏悬念，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物扁平化、情节模式化之类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