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秦王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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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大秦王朝的来龙去脉(1)

从神话中走来

中国古代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女修的姑娘,正在纺织,一只玄鸟(燕子)从天上飞过,掉下一只蛋。女修拣起那蛋,把它吞吃了。谁知道,女修因此怀了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大业。大业成人后,娶女华为妻,生下儿子大费。大费曾为舜调驯鸟兽,又曾为禹平治水土。舜赐功劳卓著的大费姓嬴。

记录于《史记·秦本纪》中的这个神话传说,折射出秦族先祖的一些情况。据此,有人提出秦族起源于东方海滨。因为,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最初就活动在东方。像殷人,他们有着与秦族相类似的有关始祖降生的神话——这神话说,上帝派一只燕子来看简狄,并生下一只蛋,简狄吞吃后,怀孕生下了殷人的始祖——契,就出自东方。

在“西垂”崛起

不过,历史文献中正式出现的秦人第一个活动地区,是“西垂”。西垂,即西方的边陲。这显然是出自中原王朝的一种叫法。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眼里,他们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在他们的统治区域之外,便进入世界的边缘地带。至于天下究竟有多大,则要视中原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以及所形成的眼界而定。

秦人曾经生活在商王朝西陲的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后来周兴商亡,秦人被迫向西迁徙,进入荒凉的黄土高原。随着周王朝的边境向外扩展,秦人生活的“西陲”也越来越远,最后到了今天的甘肃天水附近。

在殷商和西周二代,秦族处于受中原王朝奴役的地位。他们被驱赶到西北地区,与生活在那里的戎人、狄人互相往来,杂居共处,并因此有了秦族“杂戎、狄之俗”的说法。

到西周中期,周孝王为了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就设法与秦人加强联系。周孝王把秦地(今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并让他接续嬴姓。从此,非子这一族人就号称“嬴秦”,“秦”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人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受到重视。周王室让秦人去与不断进扰的戎、狄作战。秦人在抗击戎、狄的战斗中强大起来,还被封为“大夫”。

古代铜器公元前770年,戎人攻人西周王朝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西周灭亡。周平王即位以后,决定将国都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所谓“东迁”,实际上是被戎、狄赶着向东走。平王东逃时,秦襄公率领秦兵一路护送,顺利到达洛邑。因护驾有功,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周族早年的聚居地丰(曾为周人的都邑所在,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岐(歧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一带赐予秦人。从这时候起,建立了秦国。

然而,当时丰、岐之地仍处在戎、狄控制之下。经过秦襄公、秦文公两代人的努力,秦国终于在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夺回并控制了岐山以西的这片土地。这是关中(东以函谷关为界,相当于今陕西省、部分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它为日后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秦文公又招纳了在战乱中流散的周人,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使秦人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

公元前688年和前687年(秦武公十年、十一年),秦国在一些新征服的地方开始设县,以加强秦对地方的控制。县的原意为“悬”,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系而有所属”(用绳子系住,虽悬挂着而有所归属)的意思。这些在边境设立的兼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性质的组织,归秦国国君直接管辖,不易滋长和形成分封制所带来的地方割据势力。这一措施巩固了初生的秦国,增强了其实力。在武公时代(公元前697~前678年在位),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已基本为秦国所据有。德公时(公元前677-前676年在位),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

穆公在位的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创下了“秦霸西戎”的业绩。秦穆公本欲东进,向中原谋取霸业。但晋国牢牢地控扼了秦国东进的道路,穆公只得转而向西发展。秦国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20个,开辟国土千余里。这样,使长期以来被戎、狄占据的西北广大地区,得以恢复农业生产,并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分割局面,在局部地区实现统一。在统一的政权下,又加速了民族融合。这些为秦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大好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曾高度称颂秦穆公的政绩,以为秦国虽小,志气却很大;地处偏僻,行为却中正;从穆公的用人之道看,是可以称“王”的,在西方称霸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秦穆公死后,他的继承者们曾积极参与中原的列国争霸,不过终春秋之世,并无大的作为。

改革导向强盛

进入战国后,秦国陷入了内部动荡和君权旁落的状况。数次政变,使其实力大大削弱,一些土地也被别国夺去。而在这同时,其他一些诸侯国则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速前进。秦国显得越来越弱,变得被动挨打。

就在东方的变革浪潮汹涌澎湃、秦国却因内耗而国势日衰的当口,秦献公于公元前384年即位。这位在魏国生活了将近30年,对魏国变法感受良多的君主,立即着手对秦国的旧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奏响了秦国改革的序曲。

秦献公即位当年,就宣布“止从死”,正式明令禁止古老而残酷的人殉制。第二年,又将国都从雍迁至栎阳。栎阳在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武家屯附近,处于关中平原东部,沟通着中原与西北的经济往来。迁都于此,显然与繁荣城市、促进经济发展的意图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秦献公毅然将国都从关中迁至东部距魏国很近的地方,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体现了东进的战略思想。

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推出“户籍相伍”措施,即对国内居民人数进行调查统计,编制户籍。按每5户编成一“伍”。此举并非秦国首创。在周王朝统治初期,对居民组织就规定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或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但是,秦献公采取的这一措施,不仅强化了基层组织,整顿了社会秩序。还使居民基层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便于国家统一征集兵员,保持秦君对军队的领导权。这后面一点使秦献公的“户籍相伍”具有新意,切合了秦国的实际需要。在此前一个时期,秦军大部分都是贵族的私属部队,并经常被作为发动政变的工具。实行“户籍相伍”,剥夺了贵族培植私人武装的特权,消除了秦国动乱的一个根源,从而加强了国君的权力,增强了秦国的实力。

秦献公又进一步推行县制。其中公元前374年(秦献公十一年)在栎阳设县,具有特别的意义。县原本是设于新得来的土地上或边远的地区。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军政合一的组织,既表明当时首都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也预示着县制将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古代人物画像经过秦献公的改革和努力,秦国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与魏、赵的军事斗争中逐渐转向胜利。公元前366年(秦献公十九年),秦国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公元前364年,秦军深入到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本区位在黄河以东而得名),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胜魏军,斩首6万级。这一仗杀出了秦国的威风,震动了各国。为此,那个挂名“天子”的周显王还到秦国送礼祝贺。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其时,秦国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和胜利,但与东方诸侯国相比较,仍处于劣势。孝公即位后,深感秦国的落后,便招揽人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于是,就引出了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的新制度,在秦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正是在此基础上,贫穷落后的秦国,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富有的国家,并最终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也正因此,本书叙述和讨论的重点,就始于商鞅变法,而止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

“秦”与“中国”

在秦国走向强盛最后又建立起秦王朝的过程中,“秦”与“中国”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极有意思的变化。

据研究,“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武王时期。它的最初涵义,是指国都。周人在灭商以前,将周王所在的丰、镐及其周围地区,称为“中国”。灭商以后,又将原来商的国都(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作“中国”。以后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丰、镐沦为戎人占领区,那里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在殷、周两代人的观念里,他们(殷人、周人)居于“天下之中”。例如甲骨文记录的殷人常提到的东、西、南、北“四土”以及“四方”,就是以“大邑商”为天下的中心而言的。从春秋战国使用的“中国”一词的内涵看,它已具有“天下之中”的意思,而不局限于“国都”。这一变化的细节,目前尚难确考。

平王定都的洛邑曾作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它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而兴建的。周人称洛邑为成周,称镐京为宗周。成周既是国都,又处于南来北往、东转西运的交通枢纽,遂成为兼有政治中心和地理方位双重意蕴的“中国”。

不过,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势力急剧增长,周天子的权威则日薄西山,所以,一些得以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大的诸侯国,也自称起“中国”。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其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区域扩大到晋、郑、宋、齐、鲁、卫等国,大致覆盖了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称华夏族,自以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地区,并且在种族和文化上不仅有别于而且高出于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

秦族人虽被平王赐予丰、镐之地,以后又从戎、狄手中夺回了关中,但由于政治的、地理的、民族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他们仍长期被摒斥于“中国”之外。当时不能享受“中国”“待遇”的,还有楚、吴、越等国。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韩、赵、魏(这3国是分裂晋国而来的)、齐、燕、秦、楚“七雄”纷争的逐渐展开,各诸侯国之间交往迅速扩大,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趋于缩小,“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将燕、秦、楚3国全囊括于其中。

秦国被接纳进入叫“中国”的行列,是在商鞅变法以后。在商鞅变法以后的130余年时间里,秦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最终又将整个“中国”都划了进去。与此同时,“秦”字的内涵,也由作为一个“诸侯国”,变为代表一个新型的统一的“大帝国”。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秦”、“中国”这两个概念,在经过语义上的互不关涉到部分重合的变化之后,划上了等号:秦人=中国人。

我们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域列传》可以看到,当时邻近的一些少数民族,就称中国人为“秦人”。

可惜的是,“秦”与“中国”的这个等式,未能在汉语中留下痕迹。随着秦王朝的灭亡,代表秦人、秦朝的“秦”字,很快地被斩断了与“中国”的关联。它仅作为中国史上的一群人、一个诸侯国和一个朝代,还继续出现。而不像继它而起的汉代,其“汉”字,在汉代灭亡以后,还继续作为“中国”、“中国人”的代名词而继续存在,并使用至今天。个中原因,固然与大统一的中国和汉民族、汉文化的最终形成是在汉代有关,显然地,也与秦王朝的短命和造成这种短命的暴政不可分——中国人不愿意在自己的称呼中留下秦朝的短命和暴政的阴影。

然而,这仅是汉语中所发生的现象。在英语及其他一些非汉语中,“中国”(比如英语的China)的原意就是指“秦”。中国近代学人薛福成在他的《出使日记》中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在欧洲各国语言中,英语称“中国”为“采依那”,法语为“细纳”,意大利语为“期纳”,德语为“赫依纳”,拉丁语为“西奈”。这些叫法,究其意义,都是“秦”的音译。

“秦”(China)是英语“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这一观点在1986年推出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再次被肯定。

秦王朝:中华帝国之母

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或许出于一种偶然——比如,当时秦王朝(或者是强大的秦国)威名远扬,西域的少数民族遂将东方的华夏族人称之为“秦人”。“秦人”的叫法以后又逐渐西传,被其他语系的语言所吸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古代中国主要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的。这一形象最初由秦王朝塑就。

秦帝国所创拟的国家形态,在经过汉代的进一步完善以后,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由秦汉以迄清代,它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地复现。这一国家形态,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莫大的影响。

因此,从这一点上讲,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并相沿不改,又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应予重视的“国家形态”

对于秦帝国开创形成的国家形态,以及这一国家形态是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的,我们有必要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谓的“重视”,不是指本书将要花费多少的笔墨,来专门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指准备以国家形态的演变为线索,勾画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从而在这个大背景中,来描述、分析和评估秦国——秦王朝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这样做,或许能帮助大家高屋建瓴地认识和把握秦国——秦王朝的兴盛发展。

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对“三代”(夏、商、周)国家形态的演变,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国家形态的崩解和向新的国家形态的转化,做一番粗线条的勾勒。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再对什么是“国家形态”说上几句。

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国家形态又往往译作“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政治学中习见的一个词语。一般认为,它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管理形式。前者是指国家整体构成的形式,诸如:国家整体与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后者是指统治阶级组织国家形式的方式,也即通常所说的政体。

“三代”国家形态的演变大势

中国古代史书中有所谓“三代”的说法,那是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也即国家)夏代和以后相继而起的商代与周代(指西周)。夏代是否存在,以前一度曾成为问题。《史记》有《夏本记》和《殷本记》,记述了夏、商二代的若干事实,由于《商本记》中的商王世系已被晚近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因此《夏本记》中的夏王世系估计也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夏代的存在已很少有人怀疑了。然而对这个最早的国家的详情,目前知道的仍然十分有限。

凭借着甲骨文和大量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遗迹,再证之以传世文献,有关商代的文明程度以及国家形态,今人已获得初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