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把罗马帝国和大明帝国作比较显得论证太单薄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选取另一大陆帝国作为比较，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大陆帝国原来都有相似的衰亡原因。
美籍著名黎巴嫩学者菲力普·K·希提是一个著作颇丰的阿拉伯史学者，他著有《阿拉伯通史》、《黎巴嫩史》、《叙利亚史》等一系列阿拉伯国家史，其中《阿拉伯通史》和《叙利亚史》可以称之为历史佳作，因为他并非是分可开叙述各自的历史，而是把国家史与这一地区的历史融汇在一起，从而让人们了解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某一地区历史的一部分，其不可分割性让人们从一个新角度了解到历史融汇的意义。他在《阿拉伯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讲阿拉伯语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慷慨贡献的人们，他们在现代世界觉醒的、前进的各独立民族中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无比的石油资源，他们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进步，一定会作出重大贡献”。
阿拉伯帝国与昔日的大明帝国也颇为相似，当然，罗马帝国与大明帝国也大体相同，以帝国的角度来比较的话，还有唐帝国，但我们没必要一一比较这些帝国与大明帝国的异同，最重要的是揭示出帝国衰落的原因，从而给我们以启示，最终弄明白大明帝国是怎样衰落的。
贝都因人和世界上许多游牧民族一样向往放荡不羁、四处劫掠的生活。他们在氏族社会的时候，其部族思想是，全体部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其他部族则像是猎物一样，可以任意屠杀和劫掠。在对其他部族上，如果一个部族成员犯罪，那么全体部族都会承担这一罪过，而一个人劫掠的财物也都归全体部族所有，他们认为这才是整体利益。希提在其《阿拉伯通史》中记载了贝都因人的诗歌：“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阿拉伯帝国的征服战实际上是融合了游牧民族的劫掠本性和伊斯兰圣战的精神，游牧民族劫掠的本性所具有的能量实际上非常强大，远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只是黑社会那种街头抢劫，而是一种日常战争行为——世界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实际上都把劫掠和征战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可以说，游牧民族的每一个人生来就是战士，甚至包括妇女和孩子，至今在一些游牧民族聚居区，仍然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这种习性。蒙古人的征服战就是这种本性大爆发的最好体现，人口只有100万的蒙古人竟然能征服当时他们已知的全世界，几乎相当于整个亚洲大陆，可见其能量有多么惊人。而阿拉伯人则是把分散的、互相征伐的游牧部落和一些农业部落统一在一个宗教下，而实际上，仅有伊斯兰教是无法凝聚这些抢劫犯的，只有“圣战”所能带来的巨大劫掠利润才能把这些野蛮的民族聚拢在一起，因此，阿拉伯帝国从一开始就必须依靠持续不断的武力外放才能维持，而帝国也由此建立。这与大明帝国虽然看似截然相反，因为大明帝国是一个农耕文明之国，而阿拉伯帝国则是一个游牧文明之国，但在本质上其实是相通的，即大明帝国必须维持持续不短的高度繁荣，必须不断从内部发展中获取足够的利润，否则帝国就将陷入危险的内乱中，因为人口庞大，社会需求巨大，这些都要求帝国能够提供。
在阿拉伯帝国四大哈里发时期，坐镇麦地那的哈里发不仅是阿拉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负责指挥向四面出击的各路远征军，而且也是整个阿拉伯帝国的最高宗教领袖和世俗领袖，他是帝国政权、军权、神权和司法权的独裁者。依据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记述，阿拉伯帝国的四大哈里发时期，其哈里发并不是依照家族血统产生，而是经由选举产生，而其选举与大明帝国的皇帝继承人选择颇具相似性。希提说：“哈里发应具备以下资格：一，古莱什家族；二，男性成年人；三，身心健康者；四，有勇气、魄力及保卫领土所必需的其他性格特点；五，为公众所拥戴，而且举行了臣服仪式”。同时，哈里发所具有的职责也与大明帝国的皇帝在事实上、尤其是帝国扩张时期几乎一样，即“一，保卫伊斯兰教的信仰和领土（特别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二，必要时宣布圣战；三，任命国家官员；四，征收税赋，管理公共基金；五，讨伐叛逆；六，执行法律。”，我们不妨把这做一个简单转换，看看是否适合大明帝国的皇帝选择标准，首先是皇太子的选择的标准：一，皇室成员；二，成年男性；三，身心健康；四，有勇气、有魄力及领导所必需的其他性格特点；五，为朝政重臣所拥戴。在皇帝职责上，一，可以对外宣战；二，任命国家官员；三，征收税赋；四，讨伐叛逆；五，执行法律。尽管把大明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多少意义，但如果从历史比较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必须的了——这种比较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优秀的制度大多是建立在善良的理想之上的，而其结果往往是被邪恶的人性欲望所击败——哈里发的选举制度不可谓不用心良苦，但也仅仅维持了四任，随后就被世袭哈里发制度所取代；而大明帝国也仅在开国的朱元璋时期比较具有开拓精神，社会政治较为平稳，国家实力上升，而在朱元璋之后大明帝国很快就经历了争夺权力的战争，这场内战对帝国的伤害较大，核心权力的不稳或者矛盾就会导致整个帝国的自相残杀。
自750-1258年，阿拔斯王朝延续了500年，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这100年时间是阿拔斯王朝最鼎盛的一段时间，而在这之后阿拔斯王朝就迅速走向衰落了。在阿拔斯帝国内部争权夺利越来越严重，统治层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难以调和，而帝国的庞大疆域内又本来就存在和各种民族矛盾和政治矛盾，因此，这个帝国分崩离析是早晚的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非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南阿拉伯和北阿拉伯之间，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社会动乱长期作用的因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还有宗教矛盾彼此交织在一起，引出一连串的起义：776年的蒙面人起义，816年的巴贝克起义，869年的黑奴起义，890年盖尔麦起义等。
此时的阿拉伯帝国与越过巅峰的罗马帝国一样——安东尼王朝的罗马帝国也曾是如此辉煌，但在其后期帝国就开始日益混乱。为了对付接连不断的各地起义，无论罗马帝国还是阿拉伯帝国都越来越依靠军队，而军人在国家的地位增强就容易导致国家走上军事独裁，帝国也将陷入不断的各种阴谋中。在阿拔斯帝国后期，当时帝国的军队主要有阿拉伯人和呼罗珊人组成，这两者之间也经常爆发冲突，但在此时哈里发们还有能力控制大局。但自赖世德的两个儿子艾敏和麦蒙发生争夺哈里发的地位内战后，军队也就分裂了——军队的分裂往往意味着帝国的分裂，因为军队本身是帝国维系一体的最强大粘合剂。麦蒙主要依靠的是波斯人的力量，他在获胜后更加依赖波斯人，波斯人因此势力越来越大。至哈里发穆尔台绥木为了控制呼罗珊人的势力，他又开始大量招募突厥奴隶组成禁卫军，这些骁勇善战的中亚沙漠其实本来就是一群沙漠土匪，他们尽管有艰苦耐劳的优点，但却更加凶狠和蛮横。在成为禁卫军后就更加贪婪，这里导致帝国都城的居民日益不满，最终哈里发担心发生民变而决定于836年迁都至萨马拉城。而突厥禁卫军却显得更加有恃无恐，哈里发此时也已经无力制约他们，哈里发已经成为傀儡。861年12月，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年）被突厥禁卫军暗杀，这标志着阿拔斯王朝开始衰落。尽管哈里发穆尔台迪德（892-902年）希望重回辉煌，把都城迁回巴格达，但已经无力改变这一切了，帝国的实权仍然掌握在禁卫军之手。后来，软弱无能的哈里发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干脆把帝国的大事处理权都交给了禁卫军统领，并加封其为“大元帅”。不久，大元帅成了实际的统治者，禁卫军将领们可以随意废立哈里发，而且先后挖出了两个哈里发（哈里发嘎希尔和哈里发穆台基）的眼睛，使之变成街头乞丐。在禁卫军称雄的时候，帝国其他军事力量显然不愿意其独享权利，945年12月，什叶派波斯人艾罕穆德·伊本·布韦希率领军队驱逐了突厥禁卫军，被哈里发任命为大元帅，而且还得到了一个新官职——“国之干城”的头衔，布韦希取代了突厥人，945-1055年成了布韦希时代。在布韦希之后，1055年，在布韦希因内战和皇室纠纷衰落后，中亚的突厥塞尔柱人攻入巴格达，又成为新的帝国贵族。塞尔柱人领袖突格里勒贝格被赐予“苏丹”（即权威之意）的尊号，塞尔柱人又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在哲拉勒丁·马立克沙时期，塞尔柱人的势力达到了顶峰，此后，阿拉伯帝国已经开始面临欧洲十字军的威胁，最终灭亡在蒙古人的铁蹄下。
读历史书，每每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是因为很多国家之间都有相似性，阿拉伯帝国这些矛盾也总能在大明帝国找到，这说明不论哪个时代的帝国、不论哪种文明的帝国，他们都有相似的兴盛-衰败规律，这就像是自然界有自然法则在支配一样，帝国也有“帝国法则”在支配。
§§第九章 西方成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