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在向新大陆、印度扩张的时候，很早也抵达了中国，葡萄牙人在明帝国时期就已经开辟了澳门这个贸易据点，如同在印度开辟果阿一样，之后，荷兰人又占据了台湾。
葡萄牙进入澳门实际上也缘于一桩大明帝国与葡萄牙帝国之间的交易：大明帝国政府希望葡萄牙人协助明军镇压海盗，而葡萄牙人则希望能够在澳门长久呆下去，于是双方达成协议，明帝国政府答应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住合法化，而葡萄牙人也乐于协助明帝国绞杀海盗，因为这些海盗实际上也是葡萄牙海上贸易的强大竞争者。明帝国的“以夷制盗”的政策在事实上帮助了帝国的主要敌人，而同时却消灭了对帝国民间带来好处的海盗，只是因为帝国政府不希望看到家奴的反叛，因此宁愿让殖民者进入中国的领土，也不愿意让中国的海商出海贸易。基于这些原因，才使得葡萄牙在澳门奠定了基础。
当然，葡萄牙人与明帝国的协议也可谓不打不成交，当葡萄牙人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也遭到了明朝军队的抵抗。因而，这让葡萄牙人认识到，要想单靠武力在中国海岸获得一个立足之地恐怕是件非常不现实的事情，一来从本国到中国的路途遥远，二来他们的军舰无法同当时的明朝海军抗衡，于是他们就和当时的商人海盗许家兄弟合作，在双屿开始了进入中国海岸的第一步计划。
这是一次漂亮的中国海盗和葡萄牙殖民者之间的合作：葡萄牙人需要中国海盗的帮助和庇护，而中国海盗也需要葡萄牙人遍布全球的贸易网络，以便大力发展走私事业，因此，在1524年到1527年仅仅三年间，葡萄牙人就已经在双屿港上建造了千余座房屋，除此之外，海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等，这已经俨然是一个完整的葡萄牙城市。和葡萄牙人合作的海盗有王直和李光头等人也依靠与葡萄牙人的贸易而获益颇丰。慢慢地，双屿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葡萄牙和明帝国之间的贸易中转站，中国海盗和西方殖民者在这里进行着广泛的贸易，因此这里一度十分繁华。在这些贸易中，大部分贸易是以日本的白银来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粮食还有香料物产，每年的交易额可以达到300万葡萄牙元以上，在事实上中国属于贸易盈利国家，大明帝国的海盗在实际上帮助大明帝国创造庞大的贸易盈余。
然而，明朝政府显然不这样认为，他们注意到的是双屿岛的迅猛发展有可能成为有朝一日威胁帝国安慰的海盗基地。因为这种贸易违反了海禁，明帝国没有看到帝国的外贸盈余载增加，而仅仅看到了海盗集团发展得越来越快。因此，帝国政府一直策划对双屿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政府派遣闽浙巡抚朱纨调集军队，捣毁了双屿港。双屿港的被毁也让葡萄牙人了解到，在东方，仅仅依靠海盗是无法完成大规模贸易的，还必须寻求与明帝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否则无论什么样的海港也早晚要被帝国军队所击毁。因而，在双屿港被毁之后，葡萄牙人一边继续用武力挑战大明帝国一边寻找与大明帝国合作的机会。而当葡萄牙人看到明帝国实际上把臣民的反叛看得比葡萄牙人的入侵更为严重的时候，葡萄牙人找到了敲开帝国大门的钥匙，那就是转而与帝国合作共同对付中国海盗，他们一步一步通过帮助政府剿灭海盗而得到政府的信任，最终他们因此获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的许可。
嘉靖二十六年（1548年）左右，葡萄牙人第一次帮助明朝政府剿灭海盗，目标是当时的大海盗林剪。林剪根本就没有想到葡萄牙人会给他这样一击，因为他们一年前还在双屿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因为根本没有准备，结果林剪被葡萄牙人打的一败涂地。葡萄牙人一举击败林剪让明帝国十分满意。
明末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在新德里出版的《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中提到过：“澳门地小多石，易于防守，极适宜为盗贼渊薮。当时有许多盗贼麇聚其间，劫掠附近岛屿。中国人商讨除害的方法。或者由于胆怯，或者为着冒较小的危险并且牺牲别人以达目的，他们知道葡萄牙人的勇敢，把这件事委诸葡萄牙人，并且答应：假如能把盗贼赶走，则把澳门给葡人居住。葡人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接受这种条件：人数虽然远比盗贼为少，但娴于战术，他们整顿队伍，攻击盗贼，自己方面不损一人，而杀敌致果，立刻取胜于战场和这个海岛上。于是兴工建筑房舍，每人选择其自己最喜欢的地区。”
明帝国官吏也在出卖帝国利益上与葡萄牙人通力合作，霍与瑕在上书朝廷的时候提及过一件事情，以此来证明将澳门借给葡萄牙人是有益于朝廷的。“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守，二不便也。”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人提出和明朝政府合作，剿灭海盗何亚八。于是政府派出海道副使汪柏与葡萄牙人一起作战。汪柏在广州外海围歼何亚八，葡萄牙人负责剿灭香山地区的“张西老”团伙，最后他们的围剿取得了胜利，于是葡萄牙人向汪柏提出要求暂居澳门，并送上一笔大礼进行贿赂。有资料记载，葡萄牙人索萨（Leonel de Sousa）在一封信中提到“为获此生意及和约，颇费心机与财帛，其详情恕不赘述”，基本上就是指的贿赂汪柏从而得到暂居澳门的权利。嘉靖四十二年，两广总督张鸣冈上书朝廷：“夷在澳镜，易于诘察，若移浪白外洋，巨海茫茫，如怀异志，亦难究诘，仍以夷商留居内地为便。”至此，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利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在此之后，明朝就基本确立了“以夷制盗”的策略，而葡萄牙人自然成为其中最大的获益者——一方面由于取得明帝国政府的信任，其开展贸易实际上已经是准合法化，另一方面，大力打击海盗也削弱了来自明帝国民间的竞争者，因此，葡萄牙人也在绞杀海盗中不遗余力。而明帝国却获得了表面上的和平，事实上却在为此付出巨大的商业利益，他们当然仍然要求葡萄牙人遵守明帝国的海禁政策，然而却对葡萄牙人事实上取代中国海盗视而不见。葡萄牙人在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的同时，为了能够在这里进行贸易获得更加巨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时常干着走私的事。
当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地方官吏大力支持和中央朝廷的认可之后，这些葡萄牙人也看到了明帝国的矛盾实质：官与民实际上水火不相容，而外来侵略在大明帝国的严重则无所谓，因为葡萄牙人并没有挑战大明帝国根本权威的意图，而只是谋取财富，因此，葡萄牙人也干脆直截了当地借用协助政府剿灭海盗的名义而从事抢劫。当然，这会激起帝国居民的反抗，在琼州一带，由于屡遭葡萄牙人的劫掠，当地百姓也因而经常自发反抗葡萄牙人。而这时中国海盗有时也开始和普通民众建立联盟，他们共同对付帝国士兵和葡萄牙人。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五月，中国海盗施和得到消息，葡萄牙人佛郎机有三艘舰船停泊在铺前港，于是马上率领部下准备对葡萄牙舰队发起突袭。据《琼州府志》记载：“四十三年五月，佛郎机夷船三只泊铺前港。海盔施和率众攻之。佛郎机桅折，避入港。”受到攻击后的葡萄牙人非常愤怒，他们逃入内港，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享受着葡萄牙人贿赂的琼州军队指挥官高卓自然维护葡萄牙人的利益，而出兵攻击施和的船队。只是这是一次不太成功的攻击，施和在中途伏击了这支官兵，击退了高卓。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政府完全和葡萄牙人完全是站在一起的，而把本国百姓的利益置之不顾。
就这样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日益巩固，他们经常会帮助明朝官府的实施军事活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帮助俞大猷总镇压粤东柘林水兵叛变，最后葡萄牙人获得了成功，并且得到了两广总督吴桂芳颁发的奖状。之后葡萄牙人又帮助政府击败了粤东海上巨盗曾一本。新会籍官员陈吾德在《条陈东粤疏》中记载了这件事：“佛郎机、满剌加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去岁曾贼（曾一本）悉众攻之，夷人兵不满千，而贼皆扶伤远行，不敢与斗，其强可知矣。”
从以上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葡萄牙人确实利用帮助明朝政府剿灭海盗而一步步在澳门和中国沿海地区站稳了脚跟。然而，明帝国这种违背民间贸易需求、与真正的入室劫匪合作的方式显然会激起更大的民间怨恨，因此，当明帝国与葡萄牙人的通奸行为正进入高潮的时候，帝国的海面上却已经崛起了一个更加宏达海盗集团，帝国和葡萄牙人合作剿灭海盗仿佛是在燃烧的煤碳上泼上一小杯水，这种灭火方式反而会让燃烧更加猛烈。
这个巨大的海盗集团就是郑氏家族——郑成功及其家族。郑氏家族，是一个崛起于海上、最终成为可以与中央皇权对峙的海上力量，他们的兴起，按照帝国的标准，那就是完全的海盗。
郑氏家族应该首先从郑芝龙说起。
郑芝龙，字飞黄，小名一官，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南安，共有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大，因此也被叫做“郑一”。他的父亲是福建泉州一名小小的库吏，叫做郑绍祖，母亲出身于澳门商人家庭。这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安于现状，规规矩矩。然而，却生出了郑芝龙这个极具叛逆思想的“怪胎”。
郑芝龙自幼就聪明伶俐，活泼好动，却不喜欢读书，专好舞枪弄棒。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郑芝龙的父亲去世，十八岁的郑芝龙带着弟弟郑芝虎、郑芝豹赴广东香山澳，即今天的澳门，投奔了舅父黄程。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他收留了郑氏兄弟，并让他们跟着自己学习经商。那时的澳门已被葡萄牙占领，不少福建人在那里与葡萄牙人做买卖。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郑芝龙很快展示出了智慧和才干，并学会了一点葡萄牙语，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以期尽快融入葡萄牙人的社会。同时，他像许多闽南人一样，渴望向海外发展。1612年，郑芝龙替舅父黄程贩运货物来到日本平户，当时日本正是德川家康幕府时期，他前去拜谒家康，并赠以药物。之后郑家便侨居日本，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1618年，郑芝龙娶了日本女子田川氏为妻，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郑氏异闻》中记载，田川氏是侨居在日本平户的中国侨民翁翌皇的养女。郑芝龙结婚第二年便有了儿子，取名郑森，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在郑芝龙不断发展自己的商业王国的时候，荷兰人也开始进入东方，并且很快就获得了一席之地，荷兰人占领了澎湖。而中国人对荷兰人的入侵似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与葡萄牙人受到的待遇一样，中国人与荷兰人也开始进行贸易。明天启四年（1624年）初，郑芝龙被海商首领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当时荷兰人为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进行掠夺，郑芝龙便成为与荷兰人合作的海盗之一。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勇猛，郑芝龙很快在海上确立了霸主地位——当借助荷兰人的力量拥有一方势力之后，郑芝龙开始厌恶这些高大的荷兰鬼，他最终抛弃了荷兰人，希望独占对日贸易。因此郑芝龙的船队开始取代荷兰人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同年八月，李旦在日本病逝后，他的事业全归郑芝龙掌控，新的海盗集团首领由此诞生。
由于能够垄断中日之间的贸易，因此郑芝龙的势力越来越大，天启六年已拥有海舶120艘，第二年又激增至700多艘；到崇祯元年（1628）受明王朝招抚时竟多达1000艘。他纵横海上，成为独霸东南沿海的大海商，操纵泉州的海外贸易。据邵廷《东南记事》记载：郑芝龙“独有南洋之利，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符令，乃行”。当时安平商人获得郑芝龙的庇护，就可以在海上可畅通无阻。郑芝龙的船舶常年川航日本和吕宋、巴达维亚等东南亚各地，并以台湾、澳门为中转站，以安海为海外贸易的基地。于是安海成为郑芝龙政治、军事、外贸活动的中心，成为私商贸外的口岸，一个新兴的商业港口。
此时中国的政局已是大变，南明朝廷和清王朝对峙，在这两个权力集团之间，郑芝龙也在做着抉择。然而尽管偏安的南明小朝廷孱弱无力，其权贵黄道周等人却仍然以中国官吏惯有的蔑视心态看待郑芝龙，他们尽管非常希望获得郑芝龙海上势力的帮助，然而却从心底看不起这些海盗。
在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就存在四大势力集团：南方的南明王朝、东北的满清、北方和西北的蒙古势力、以及东南海面上的郑氏海盗集团，而角逐中国统治权的则是南明王朝和满清势力。郑芝龙的海盗势力尽管是海洋帝国，但自知无法获得陆地上的权威，因此，郑芝龙需要在这两大集团之间做出选择，究竟该支持谁？
郑芝龙这个精明的海盗头子召集弟弟儿子商议此事。其子郑成功由于受到正统儒家教育坚持主张支持南明政权，因为无论如何这才是中国正统的势力，而满清则属于异族，但郑芝龙却不接受郑成功的建议，郑成功力谏不从，最终致使父子绝交。1646年，当郑芝龙看到满清入主中原已成定局，遂秘密递表降清，撤除入闽关口仙霞岭（今属浙江）的防守。此时清兵长驱而入，攻占今天的福建长汀，俘杀南明皇帝朱聿键，隆武政权走完了它短短的一年生命。对郑氏家族来说，这也是一个屈辱的时刻，郑成功的母亲也被俘获，由于清军此前曾遭到郑成功部队的抵抗，因此在俘获其母之后，命令士兵当众轮奸了郑成功的母亲，然后杀死了这个华裔日本女人，并把她赤身裸体的尸体送还给郑成。郑成功面无表情地命令士兵清洗母亲的尸体，然后安葬。
在妻子遭受轮奸的时候，投降的郑芝龙却到福州拜见清帝国征南大将军博洛贝勒，把酒言欢。然而，他没有想到，满清帝国的这位将军根本没有把郑芝龙这个海盗之王放在眼里，半夜，清军忽然拔营，郑芝龙被挟北上。此后郑芝龙一直被看管于北京城内。郑芝龙的投降被胁以及母亲的被奸杀，更加激怒了郑成功，他直接起兵反清。
似乎历来强硬者最敬佩强硬者，由于郑成功在海外的强大抗清实力，也使清廷对郑芝龙优待有加，先将其编入汉军正黄旗，再转镶红旗，赐三等子爵，再晋封同安伯。郑芝龙一生可以称得上是传奇了——白手起家而建立起当时整个亚洲区域实力最强大的海上王国，在大航海殖民时期虎狼般的中外豪强中郑氏集团在当时东方的海面上以其经济、武装、政治实力稳占第一，明清两朝官方政权都对他无能为力而小心招抚。郑芝龙以海盗头子出身，在日本广受称颂，威震东南亚各国殖民商人，在两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中封侯拜爵煊赫一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着手开发台湾岛的第一人。
然而，对郑成功而言，与满清反目成仇的代价也相当沉重，由于满清已经稳稳地占据大陆，因此郑成功也就失去了在大陆的立足之地，郑氏集团的贸易也因此大受损失，仅仅依靠尚且占有的几个沿海城市尚不足以支撑整个海洋帝国，因此，他必须为他的海上帝国寻找到一个可以长久占据的基地，而在中国东南沿海中，能作为长久基地的只有台湾，但此时台湾的主人是荷兰人。
但他无论如何必须占领台湾。
在郑芝龙投降清帝国后，郑成功继承了郑氏家族的事业，此刻的东亚大海仍是郑家的天下。为把荷兰人驱逐出台湾，1661年郑成功下令积极修战船，招幕训练水兵。仅二个月时间就修造兵船300多艘，其中有大帅船、先锋船、哨船等。船一般有二层甲板。主力战船大青头（船体多饰以青色）长约10丈，宽2丈1尺，高l丈5尺，吃水8尺，载重三四干担，总共只配备2门大炮，前1后1.
但荷兰殖民者也在台湾经营了相当长的时间，擅长殖民征服的荷兰人自然也把台湾变成了一座堡垒。荷兰驻军在台湾守备十分严密，修城了筑堡，总兵力约2800入，战舰有“赫克托”、‘斯·格拉弗兰、“威因克”、“马利亚’等甲板战船，还有小艇多艘，主力舰赫克托”长30丈；宽6丈，树5桅，三层甲板，“装有照海镜、铜炮和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
1661年5月1日，郑成功策划良久的攻台战役爆发，在海战中，郑成功采取“以多击少”的战法，派出约60艘各装有两门大炮的帆船迎战荷军。在部将陈广、陈冲的指挥下，郑军以伤亡1000多人的代价，最终郑氏海盗舰队的炮火引发了荷兰战舰火药库爆炸，击沉了荷军主舰“赫克托”号，然后郑氏舰队又用火船焚毁“格拉弗兰”号，平底船“白鹭”号和“马利亚”号则分别逃往日本和巴达维亚方向。
这场海战使驻台荷兰军队遭受重创，尚存几只小船逃进台湾城下，再也不敢出战。郑军以数量优势夺得台湾海峡制海权，自己也损失了近一半战船。其后的台湾之战就没什么象样的海战了，荷兰殖民者有着和葡萄牙人一样的问题：战线太长，人力物力不足。而且1652年后英荷战争一直在欧洲沿海展开，牵制了荷兰人绝大部分精力和人力。1660年后荷兰人全力备战第二次英荷战争，加紧建造大型战舰。至1661年，荷兰海军已拥有70艘大型战舰，平均装炮50-80门。这些战舰必须在欧洲对付英国人，不可能支援台湾，所以在远东的荷兰军实力很有限。
从台湾海战中逃跑的“马利亚”号于1661年6月驶抵巴达维亚，向东印度公司报告了荷军在赤嵌城战败和台湾城被围的消息，荷兰驻巴达维亚殖民当局为挽回败局，便派海军统领科布·考乌率领“科克伦”号、“厄克”号等10艘战舰752名士兵以及够吃八个月的米、牛肉和猪肉前去增援。经过38天的航行，于8月12日驶抵台湾海面。海上风浪很大，在海上停留了近一个月之后，才有5艘战舰在台湾城附近海面停泊。
荷军虽然得到的增援力量极其有限，但还是决定用增援的舰船和士兵做一次反击。荷兰人任命卢特·塔华隆·贝斯为总指挥，要求对郑军决不饶恕船上任何人，见人就杀，不留一个。9月16日荷军从海、陆两路向郑军发起进攻。在海上，荷军企图迂回至郑军侧后，焚烧船只。而郑军避开与荷军舰队海战，隐蔽在岸边，当敌舰闯入埋伏圈后，立即以陆海两面炮火齐射。经过一小时激战，郑军以亡150人，伤若干人的代价，击毁荷军战舰2艘，俘获小艇3艘，荷军损失了1个艇长、1个尉官、1个护旗军曹和128名士兵，另有一些人负伤。在陆上，荷军几乎没有发起什么像样的进攻就偃旗息鼓了。12月1日，郑成功令陈宣、陈冲用数十只内装硝磺等易燃物的小船乘风火烧荷军船只，黄安则督率一部从七鲲身夹攻，击沉荷军战船3艘，击毙击伤荷军多人。至此，荷军海上力量基本被摧毁，只能坐以待毙。
郑成功与荷军之战
应该阐述，郑氏家族的海盗舰队能够赢得这次海战实际上主要依靠三个优势：舰队的数量优势、天时地利优势、另外就是还有一支职业雇佣兵。如果在数量对等的情况下，实际上郑氏舰队的作战实力远远低于荷兰人，荷兰当时的战舰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在实战中也看出，郑氏集团主要依靠数量优势才得以取胜，而荷兰战舰则无法击溃如此众多战舰攻击，并且，由于荷兰得不到有效支援，也就无法扭转战争态势。
而在郑氏集团内，一直存在一支职业雇佣兵部队，其中主要是黑人——正是这支强大的黑人雇佣兵，在郑氏家族的崛起、建立和巩固中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黑人主要一部分是被贩卖而来的黑奴，一部分是跟随西方殖民者而来，他们是出于宗教热情来华进行冒险活动的黑人。他们在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军队中当兵，成为了殖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1622年，在葡荷争夺澳门的战争中，黑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来自非洲的黑人甚至成了葡萄牙驻澳门军队的主力。
明人记载当时的葡萄牙人每人拥有4-20名黑人奴隶，虽然黑人数量庞大，也在澳门等地的社会中担当了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许多黑人不满遭受奴役的现状，加之明朝边疆将领的召唤，黑人纷纷逃出虎口，寻找新的生活。1670年（乾隆九年），朝廷中的两个黑人苦力在护送葡萄牙大使回澳门时逃回了宫中，声称不愿再为葡萄牙人干活，愿意为中国皇帝干活。1647年，从澳门逃跑的黑人已超过200人，因此，当时东南沿海一带许多地方势力的军队中，都有黑人士兵。
郑芝龙的这支200多人的黑人雇佣兵是他特别用“重金”加“许诺”招募而来，多是从澳门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那里靠挖墙网罗到手的，这在当时一度弄的沸沸扬扬，中国史上一次著名的逃奴事件。在耶稣会的档案中因此有这样的文字：“200多名各族黑人在得到一位福建军官（指郑芝龙）邀请后，逃离他们亚马港的主人。”（1647年，安海）。葡萄牙籍耶稣会神父何大化（Antonics de gainea）也这样描述：“……唐王依靠一个福建人（指郑芝龙）的勇敢与忠实在该省会（福州）设朝。他年轻时曾在亚马港成为基督徒，后从事海盗生涯，现在荣华富贵，将其义务忘得一干二净；但他手下有300个各种民族的黑人。他们都是基督徒，是他十分信任的卫兵。”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的记载了这些黑人的种族：“在战斗里，这些士兵中表现最勇敢的是咖吠哩（Cafres）人（大约是南非洲班图人）。在尼古劳（指郑芝龙）重金及许诺的邀请下，他们逃离其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主人。”
《历史上的澳门》记载，黑人视圣母玛利亚的像为一面旗帜，在宗教热情的驱使下加入到反对异教徒的队伍中。郑芝龙的黑人军队中大部分也是基督徒。同书还载：“在那里（安海），有一些澳门的黑人。他们是基督徒，是那位官员（郑芝龙）的士兵。一官（郑芝龙）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的基督徒为其效劳。”
《在华方济各会会志》同样记载道：“他们的连长叫马托斯（Luis de Matos）是一个聪明、理智的黑人……一官手下一直有大量的从澳门来的棕褐色的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有自己的连队，是优秀的铳手。他（指郑芝龙）最信任他们，用他们护身、充兵役。”
郑芝龙的黑人军队忠实可靠，英勇善战。这也许是郑芝龙当时招募黑人军队的根本原因。在郑芝龙的部队中还有一部分白人和日本人，而这些“黑番鬼”“猛过白番鬼”，军饷也低于白人。最重要的是，黑人擅长铸造和操作火铳，为郑氏家族的发展提供了部分武器保障，使得郑氏在对抗其他海盗时所向披靡，而在与清军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交战中在步兵武器上不存在劣势。
这些黑人也在中国人这里得到良好待遇。许多时候，黑人还通过语言的方式和勇敢的行为来表达对主人的忠诚。郑芝龙对来自澳门的黑人是十分宽容的，传教士记载：有一次，黑人通宵达旦地庆祝耶稣升天节。黎明时鸣号放枪，郑芝龙突然听到这巨大声响，吃了一惊，因为他事先未得到消息。得知原因后，他就下令赏众人酒水、糕点，并赐银作为白天继续庆祝的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黑人士兵逐渐能够听懂汉语，但仅“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在郑芝龙降清后，这支军队随即由郑成功掌握。其中，有一支由黑人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部队，成为了郑成功的贴身卫队。在郑成功进攻南京的战役中，黑人部队在南京城墙下和长江边与清军浴血奋战。
如果说郑和开创了大明帝国的海洋时代的话，那么郑成功也是一个标志，郑和因大明帝国走向强盛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七次航海活动，而郑成功却因为大明帝国的败亡而急需攻占台湾，这两件事虽然相隔200多年，但却是中国一个海洋时代的开始和终结——郑成功虽然成功收复了台湾，但实际上却标志着中国海洋时代的终结，在郑成功之后，中国也就失去了海洋，欧洲人成为世界海洋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