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沈从文读书与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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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做人(14)

与这种人行为性情完全相反,在都市中随处可以遇见的,是“假道学”。这种人终生努力求“可敬”。这种人的特点是生活空空洞洞,行为装模作样。这特点从戏剧文学观点来欣赏,也自然有他的可爱处。不幸他本人一切行为,一切努力,都重在求人“尊敬”,得人“重视”,一点点可爱处,自己倒首先放弃了。这种人毛病就是读了许多书籍,书籍的分量虽不曾压断脊骨,却毁坏了性情。表现他的有病是对鬼神传说尚多迷信,对人生现象毫无热情。处世某种宽容的道德,与做学问慎重勤勉处,都为的是可以使他生活在道德的自足情绪中与受社会重视意识中。他本来是懒惰麻木,常容易令人误认为持重老成。他本来自私怕事,又令人误认为有分寸不苟且。他的架子虽大,灵魂却异常小。他凡事敷敷衍衍,无理想,更无实现任何欲望的能力,在他们自己说来是明道守分。他的道是“生活一成不变”,他的分是“保全首领以终老”。他也害病找医生,捐款给抗敌会,参加团体宴会,并且在有分寸不使自己难为情的方便中做做爱,(秘密而温柔!)做爱时心在胸腔子里跳跃,可是这也只是一会儿的事,因为他做人的趣味,终战胜不过做道德家的趣味。他期望软弱处最多不过一秒钟,便刚强起来了。他爱名誉,为的是名誉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装饰。他间或不免作点伪,用来增加他的名誉。他从自己从别人看来都是有道德的,为的是在道德生活中他身心异常安全。

他貌若嫉恶如仇,在众人广座中尤其善于表现。他凡事力持“正义”,俨然是正义的维持者。

他若是个女人,常被人称为模范母亲,十分快乐。这种快乐情绪一加分析,就可知尤以“贞节”成分最多。贞节能与美丽结合为一本极难得,至少比淫荡和美丽结合更见动人。不幸这种贞洁居多却与老丑结合为一。(俨如上帝造人,十分公正,失于此者可望得之于彼,许多女子不能由美丽上得到幸福,却可由贞节意义上得到自足!)虽然事多例外,有些上帝派定的模范人,依然乐于在客厅中收容三五俗汉,说说笑话,转述一点不实不尽属于私人的谣言,事事依然是“道德”的,很安全,很愉快。若他是个绅士,便在人前打趣打趣,装憨,装粗率,装事不经心,用为侍奉女子张本。他也依然是“道德”的,很安全,很愉快。

另有种年青男子,年纪较轻,野心甚大,求便于欲望实现,于是各以担负新道德自命。力所不及,继以作伪。貌作刚强,中心虚怯,貌若热忱,实无所谓。在朝则如张天翼所写华威先生,在野则如鲁迅所写阿Q。另有种年青女人,袭先人之余荫,受过大学教育,父母精神如《颜氏家训》所谓欲儿女学鲜卑语,弹琵琶,以之服侍公卿,得人怜爱。鲜卑语今既不可学,本人即以能说外国语如洋人为自足。力尚时髦,常将头发蜷曲,着短袖衣,半高跟鞋,敷厚粉浓朱,如此努力用心,虽劳不怨、然而一身痴肉,一脸呆相,虽为天弃,不甘自弃。或一时搔首弄姿,自作多情,或一时目不邪视,贞节如石头。两者行为小同,精神如一:即自觉已受新教育,有思想,要解放,知爱美!凡此种种,常不免令人对上帝起幽默感。好像真有一造物主,特为装点这个人生戏场,到处放一新式傻大姐,说傻话,作傻事,一举一动,无小令人难受,哭笑不得。这种人应当名为“新的假道学”。

假道学的社会纠纷多,问题多,就因为新旧假道学虽同样虚伪少人性,多做作,然而两者出发点不同,结论亦异。所为新式论客观法,这名为“矛盾”,为“争斗”。解放这矛盾争斗并无何等好方法,只有时间可以调处。时间将改变一切,重造一切。

未来事不能预言,惟可以用常理想象,就是老式假道学必然日将消灭,以维持道统自命的作风不能不变,从新做人。这从一部分先生们四十以后力学时髦,放他那一双精神上小脚时的行为可以看出。新式假道学又必将从战争上学得一些新说明,来热热闹闹度过他由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一段生涯。文化或文明,从表面上看,是这些读书人在维持,在享受,余人无分。可是真正异常深刻的看明白这个社会的一切,或用笔墨或用行动来改造,来建设活人的观念,社会的组织,说不定倒是要一群不折不扣的俗人来努力。

真俗人不易得,假俗人也不怎么多,这或者正说出了数年前有人提出的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无伟大文学作品产生?”伟大文学作品条件必贴近人生,透澈了解人生。用直率而单纯的心与眼,从一切生活中生活过来的人,才有希望写作这种作品。世上多雅人,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轻微妒嫉,多无根传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的燃烧,且都安于这种燃烧形式,不以为异。如不相信,随意看看我们身边人事,就明白过半了。我们当前的问题,倒是上层分子俗人少,用闷劲与朴实的人生观来处世,为人,服务的俗人太少,结果什么都说不上。多有几个仿佛极俗的作家,肯三十年一成不变,继续做他的事业,情形会不同多了。

谈保守

一提“保守”很容易想起英国。多数人都觉得英国以保守著名的。社会组织上,个人性格上,给人的印象,都仿佛比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富于保守性。同时且觉得这种“守成”与“照旧”成就了英国的伟大,正如现代的德、意、苏联,其他国家用“违反传统”所能成就的一样。帝国商务的推进,领土的维持,是由保守成功的。但有一点我们容易疏忽处,英国人对于支持传统虽十分注意,正因为支持传统,举凡一切进步的技术,可并不轻视。他保守,在工业上却不落后,在武备上也不落后,在人事管理上也不落后。保守毫不妨碍它的进步,且从不因保守而排斥进步理想。它的保守是有条件的,经过选择的。

中国也富于保守性,好些场合中国人且以此自夸。可是这种“守成”与“照旧”,却招来外侮与内患。孙中山先生明白贫弱与愚是中国民族的病根,想把这个民族振作起来,在应付人事道德上固然有条件保留些旧有东西,在谋生存技术上却极力讲求进步。因此对于政治组织与富国计划中,费了数十万文字来说明。孙先生死后,国民都觉得他的人格伟大而识见深远。不过这种敬仰仿佛是一回事,个人愚而自私又另是一回事。换言之,就是敬仰他的从不学习他、摹仿他。正因为若干人依然还是愚而自私,通常且以能保守自誉自慰。当政者则用保守为一种政略,支持其现成权利,家道小康的中层阶级,血气既衰,毫无远志,亦乐于在一种道德的自足与安全中打发日子。一切进步既包含变革,一种由不合理转为合理的变革,对于个人权利,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取得者,如贪污,对于个人义务,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规避者,如门阀,社会若进步,即不免失去其保障。因此一来,“进步”便成为多数人惶恐与厌恶名辞。这些人惧怕进步,生存态度即极端妨碍进步。对进步惶恐与厌恶,因之诅咒它,诋毁它,盲目耗费力量极多。倘如把这点抵制进步的力量转移到另一相反方面去,中国便不会像当前情形了。试从中国两件近事取例:山东的韩复榘,妄想用一部《施公案》统治一省,用极端保守方式支持他的政权,不知国家为何物,结果战争一起,局面一变,组织崩溃,误国殃民,自身不保。广西的李、白两人,眼光较远大,凡事知从大处看,肯从大处注意,对内政建设一切用近代技术处理,抗战期中,成绩昭著,足为全国模范。保守与进步不同处,它的得失,从上述两例,即可明白了然。

对保守情绪作进一步观察,我们便知道它原来与“迷信”有关,同发源于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鲁滨孙在他的《心理的改造》一书中认为这是人类蛮性之遗留。他说——

研究原始人生活特质的人,往往惊讶其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不必要的束缚个人自由和绝望的惯例。人类和普通植物一样,每易一代一代因循下去,其生活与祖先生活无异。必有强烈的经验逼迫着他们,方能使其有所变革,并且每易藉端回复到旧习惯。因为旧习惯比较简单粗陋而自然——总之,更与他们的本性和原始性相近。现在的人往往以他的保守主义自骄,以为人类是天生好乱的动物,幸有远见保守派所阻遏,而不知正与事理相背驰。殊不知人类天生是保守的,好作茧自缚,阻挠变革,畏怖变革,致使他们自生存以来,差不多全部时期处于一种原始状态中,而至今犹有人在这种近代社会中,维持各种野蛮的习惯。所以根据什么主张或什么教条的保守家,在态度上是毫无疑义的原始人。这种人进步的地方,只在他能够为保持旧心境随时举出若干好听理由来罢了。

这位先生谈的是世界人类问题,针对的是支配世界顽固保守者、强权者,所以说到进步,他还认为只要这些人观念上能有所变革,人类就幸福多了。他说的虽是世界,拿来给中国人看倒也有一二点似乎很相似处。他的希望,是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及其观念上的改变,以为只要观念一改,国家的夸大,种族的仇视,政治的腐败,以及一切缺点,必都可望降低至危险点以下。

困难或许是观念的改变。所以斯多噶派的古谚说:人们感受的痛苦,实起因于他们对事物的意见,而非由于事物本身。我们国人的弱点,也很可说正是做人的意见不大高明。

社会由于私与愚而来的保守家到处存在,他们的意见成为社会的意见,所以三十年来的中国,在物质方面,虽可从沿海各地工商业物品竞争摹仿上,见出一点进步,在负责者作公民的态度上,情形就令人怀疑。尤其是一种顽固保守家,经过一度化装,在新的社会组织里成为中坚以后,因对于任何进步理想都难于适应,感到惶恐,对进步特殊仇视,“进步”在中国更容易成为一个不祥的名辞。

人类天性是易于轻信,且容易为先人印象所迷惑,受因习惯例所束缚的。尤其是中国这种社会,至今还充满了鬼神的迷信,大多数读书人还在圆光,算命,念佛,打坐,求神,许愿种种老玩意儿中过日子。大多数人都习惯将生命交给不可知的运与数,或在贿赂,阿谀交换中支持他的地位,发展他的事业。从这么一种社会组织中,我们对于进步实无希望可言。

年青人都渴望进步,一切进步不能凭空而来。譬如种树,必有其生根处。统治者便于治理,中产者便于维持,薪水阶级便于生活,守常成为当然的趋势。进步种子放在守常土壤中,即生根发芽,生长得也实在太慢了。这事从中国教育即可看出。普通教育的目的,应侧重在养成大多数良好公民的人格和知识。一个人对于国家得到公民权利以前,先知所以尽国民义务。爱国家,知大体。对职务责任不马虎苟且,处世做人时知自重自爱。

不幸之至,教育收成正恰得其反。中国农民中固有的朴厚,刚直,守正义而不贪取非分所当得种种品德,已一扫而光。代替这种性格而来的特点是虚伪与油滑;虚伪以对上,就成为面谀。貌作恭顺虔敬,其实无事不敷衍做作,毫不认真。油滑以驭下,则成为无数以利分合的小团体竞争。有一点相同,即上下一致将无知平民当作升官发财对象,切实奉行老子所谓“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格言。三十年来的新教育,成就了少数专家学者,同时便成就了多数这种坏人。受教育者有许多尚不知公民道德为何物,尚不配称为良好公民,却居然成为社会负责者。这些人堕落了国家的地位,民族的人格,自己还不明白。因为社会上这类人占有相当多数,所以一切使民族向上的名辞,都失去了良好的反应,不是变得毫无意义,就是变得非常可怕。一切使国家进步的事实,都认为不足重视。全个社会任这种“混下去”的情形下听其自然推迁,不特个人事情付之命运,国家民族问题也同样付之命运。即以少数优秀知识分子而论,其中自然不乏远见者,明白如此混,混不下去。但结果亦不免在宿命观趋势中付之一叹。或怀抱一种不合作傲世离俗情绪,沉默无声。毫无勇气和信心,以为人类的事既有错误,尚可由人手来重新安排,使之渐渐合理。顺天委命的人生观,正说明过去教育有一根本缺点,即是:只教他们如何读书,从不教他们如何作人。

昔人说“我们由怀疑而生问题,从事搜求则可得真理。”当前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追求真理毫无兴味,对“真理”两字,似乎已看得十分平淡,无希望可以兴奋其神经。大多数人对眼边事从不怀疑,少数人更不敢怀疑。“疑”既不能在生命上成为一种动力,“信”亦不能成为生命上一种动力。凡由疑与信两方面刺激人影响人的能力,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似乎因种种相对力量在经验上活动,活动结果是相互抵消,因之产生一种主义,就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这种自私为己精神用积极方式出现,则表现于公务人员纳贿贪赃作为上,用消极方式出现,则表现于知识分子独善其身苟全乱世生活态度上。所以由怀疑而发现真理,求人类理知抬头,对迷信与惰性作战,取得胜利,把这类事希望四十岁以上的人,无可希望。

“五四”运动之起,可说是少数四十岁以上的读书人,与多数年青人,对于中国人“顺天委命”行为之抗议,以及“重新做人”之觉醒。伴同“五四”而来的新文学运动,便是这种抗议与自觉的表现。拿笔的多有用真理教育他人的意识。惟理论多而杂,作者亦龙蛇不一,因此二十年来新文学作家在中国成一特殊阶级,有一稀奇成就:年事较长的,视之为捣乱分子,满怀无端厌恶与恐惧,以为社会一切坏处统由此等人生事。年事较轻的,又视之为惟一指导者,盲目崇拜与重视,以为未来中国全得这种人负责。两方面对文学作者的功用与能力估计得都过分了一点。加上文学作者自身对于社会的态度,因外来影响,一部分成为实际政治的附庸,能力不足者则反复取巧,以遂其意;另一部分却与社会分离,以嘲讽调笑为事,另一部分又结合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而为一,对于常态人生不甚注意,对于男女爱欲却夸大其辞。教育他人的渐渐忘了教育自己,结果二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虽促进了某一方面的解放与进步,同时也就增加某一方面的纷乱和堕落。文字所能建设的抽象信仰,得失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