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战略的转移与机遇问题。观念转变是产业战略研究的思想前提。在广大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的历史阶段，而且连封建的自然经济也未能经受简单商品经济的冲击。农民对土地最原始、最本能的眷恋，严重阻碍了农民的市场意识，加之农耕文化和封建意识形态依天靠地、听天由命的传统观念极大地扼制了农民的创造力和发展意识。传统农业及建立在传统经济上的生活生存方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然、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讲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观念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就是要把经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工业化轨道上来。长期以来，农民的吃饭问题和农业发展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攻方向。农业不发展，农民没饭吃，农村不稳定，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半个世纪以来，为了让我们的农民吃饱肚子，为了让农业获得一个好的收成，为了让农村经济走出传统农业的困境，为了让财政经济摆脱收不敷支的困难局面，我们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目光和工作重心，仅限于对现实生活的被动应付。如果长期围绕传统产业的圈子拼命，再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等待我们的将仍然是落后与迷茫。实践证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格局由于生态极限和投资极限的制约，既不能满足国计民生的现实需要，也无法承担跨世纪发展的历史使命。不认识这一问题，就是看不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只有使产业格局从传统农业这一维护人类生存的自然状态中解放出来，才能满足当代农村和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奇迹无不是在艰难的传统产业大裂变中走出了困境。在全球工业化的里程中，工业革命后的英法德美，二战后的日本，以及八十年代未在高科技浪潮推动下的东南亚各国和我国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无不起步于产业战略的转变。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产业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战略研究的社会科学成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并奠定了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经济学家、未来学家一致呼唤：中国跨世纪的未来，是一个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大迸发的时代，谁占领了产业战略的制高点，谁就拥有了未来。今天，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农民，该走出这一历史误区了，并且早走出一天，就是对历史和人民多做一份贡献，早走出一步，就是朝工业文明靠近一步。因此，推进产业战略的转移，无论在现实上和逻辑上都将是21世纪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起点。
产业战略转移的实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由自给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就要构筑21世纪几十年、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产业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内容包括：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把推进工业化进程作为赶超战略和制定未来发展计划的灵魂，把加速工业发展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改变以农业为主的“一、二、三”传统产业格局，推进以工业化为主导的“二、一、三”产业战略；就是确定一条在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绝对量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加速度发展，财政收入和综合经济实力超常规增长，以持续引导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就是描绘工业发展蓝图，谋划境内工业布局，出台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经济结构多元化政策，确定工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战略目标；就是走规模经济的路子，扩大工业经济的总量，以工业生产总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快速增长，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发展非农产业，发展以最终产品为龙头的产业群，构筑支柱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平台；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利用市场机制“反哺”农业，引导农民跳出农门，走出家门，走进市场，在非农产业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中，使农村经济进入自我发展、自由发展、持续发展的轨道。
抓住产业战略转移的历史机遇。人们对机遇的渴望源于对现实生活的突破。历史上，我们无数次地痛失发展的历史契机。实现产业结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经济结构由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历史性转折。要实现这一转折就必须深刻认识和紧紧抓住我们所面临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机遇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讲了“六个有利于”，讲的也是机遇问题。从国际上讲：两极对抗结束，大战危机消失，大国关系缓和，西方内部矛盾加剧，周边局势稳定，世界经济在经历了一次大的结构性调整之后，大规模的发展浪潮已经到来，与高科技革命结伴而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必将推动多边经济合作与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与争夺的重心由西向东转移，世界需要中国的资源与市场，这对我们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不能说不是一个千载良机。从国内讲：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变提供了体制保障，市场配置经济社会资源，将打破经济发展的体制约束、地域约束，从而为扭转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可能，因此，我们绝不能坐失由自给经济向市场经济这一体制转变的重大历史契机。其次，中国入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实现“两个转变”提供了开放的发展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家经济开发战略重点西移，社会投资的目光趋向内地，标志着投资重点和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提前一年基本解决温饱奋斗目标的实现，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为实现“两个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这种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重点的变化、发展基础的变化、发展目标的变化，不仅提出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转变的客观要求，而且提供了实施产业战略转移的历史机遇和可能性。
——坚持三个顺应，遵循三大规律。“顺应民心，顺应市场，顺应天时”，解决的是思想路线和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问题，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定西改革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实现经济工作指导思想转变的重要成果。“顺应民心”，就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遵循社会规律。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改革发展的步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推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顺应市场”，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遵循经济规律。就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在冲破了“钱与粮”的困惑和束缚后，必须全面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开发中把农民、农业、农村和经济社会主体引向市场。只有走向市场，才能找到出路，才能增强活力，才能加快发展，才能缩小差距。“顺应天时”，就是树立科学精神，遵循自然规律。就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特点，提高适应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在农业生产上根据基础资源和市场需求走压夏扩秋，压粮增经，调整结构的路子。
——扶贫攻坚的历史功绩是基本解决温饱，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凡是经历和饱尝过贫困和饥饿的人，凡是参与和亲历过扶贫攻坚艰难跋涉的人，凡是目睹和见证过扶贫开发历史巨变的人，都将无法否认并应该铭记共产党济贫帮困、扶贫开发的历史成就和不朽业绩。扶贫开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这一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世纪工程，铸起了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历史丰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三西”建设到本世纪末西部开发这一历史时期，国家实施了历时18年的扶贫开发工程。定西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坚持“三个顺应”的发展思路，坚持具有时代特征的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奉献精神，在以基础农业、高效农业和市场农业为主旋律的农村经济发展“三部曲”中，谱写了我国扶贫开发史上的新篇章。可以说，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干旱贫困地区农民的温饱问题、旱作农业问题、农村经济的出路问题，这一棘手的经济社会难题，在攻坚基础农业、发展高效农业、开创市场农业的农村经济发展“三部曲”中取得了历史性突破。18年的风雨兼程，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基层，从干部到民众，庞大的扶贫开发社会网络把农民的疾苦和困难变成政府工作的重心和社会工程。1999年定西人民实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绝不能把贫困带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扶贫攻坚的经济社会成就是，290万农民摆脱了饥饿与贫困的困扰。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农村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标志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回顾扶贫攻坚的艰难的跋涉，得益于六个方面的推动。一是得益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解决290万农民的温饱问题，是党在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集中体现。如果不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法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如果不能消除贫困并缩小贫富差距，就难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如果百姓的生活困难和经济落后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我们就没有精力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二是得益于邓小平理论的成功实践。定西扶贫开发的过程，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重大社会实践，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思想的过程，也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判断功过是非、推动发展的全过程。扶贫攻坚的实践证明，改革和发展是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三是得益于中央和省上的关怀和支持。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为定西人民早日摆脱贫困付出了巨大努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听取了宋平同志关于定西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汇报后指示：“一定要帮助那里的人民，扶持那里的生产，一定要把那里的贫困面貌改变过来。”宋平同志在甘肃工作期间，先后三次来到定西，深入农家，深入田间地头，搞调研、作批示、写文章、树立先进典型，领导了定西农业开发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农田基本建设，找到了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新路子，至今定西人民铭记于心。1983年宋平同志力谏中央，把定西列入“三西建设”的重点，从此拉开了定西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宋平同志调中央工作后仍牵挂着定西人民，于1993年、2000年两次视察定西，并挥笔题写了“艰苦创业，贵在坚持”的题词。1995年以来，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定西视察指导工作，在定西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给定西人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省委、省政府历届领导都在定西建立了自己的联系点，对定西的发展给予了悉心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恢复植被，制止“三乱”，省委领导李子奇和韩正卿亲自实施“改灶”工程，为改变定西的贫困面貌留下了不朽的业绩。四是得益于全国各地和帮扶单位对定西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五是得益于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定西实际的“三个顺应”的发展思路。六是得益于定西干部群众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精神、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得益于“领导苦抓，社会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18年来，长年有万名干部深入农村一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情系贫困百姓，汗洒帮扶事业。
权威媒体和社会学家称，这一成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历史丰碑。客观地讲，扶贫攻坚的历史成就标志着我们在“三农”问题的探索与实践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告别了短缺经济的时代；预示着我们有精力实现经济工作重点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农村向城市、由农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战略转移，我们的经济建设将进入一个加速度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如果说是历史性的巨变，那就是从基础农业到市场农业的转变，如果说我们的变化是历史性的，那是由于我们的扶贫工作从吃皇粮、穿黄衣裳，住茅草房、修梯田，转移到了高效农业和市场农业的轨道。要说我们有变化，最根本的变化是思想观念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说我们有收获，最大的收获是锤炼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确立了“群策群力、改革创新、坚忍不拔、奋发有为”的定西精神。从基础农业向市场农业的转变，是扶贫开发和农村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一次质的飞跃。